张维为：“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形成及其对全球政治叙事的影响

【文/张维为】

2020年8月6日，英国记者、作家阿里斯·路西诺（Aris Roussinos）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这样写道：“一个幽灵，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幽灵，正在自由主义西方徘徊。”2021年11月，芒克论坛邀请笔者对话，主题是“何谓文明型国家”。

2022年5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文明型国家的魅力》（The Allur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该文章聚焦于同年4月在纽约举行的主题为“文明型国家与自由主义帝国——两者是否终将碰撞？”的研讨会。

文章认为，一种悄然形成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文明型国家”论述已开始危及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这次会议除了有学者参加外，美国多位前高官也与会发言。文章称“文明型国家”话语公开蔑视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范式”，已经在非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且对西方世界内部的左右两翼也产生了影响。

2022年6月29日，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前夕，香港外国记者会（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Club,FCC）邀请笔者演讲互动，主题是“文明型国家与民主和香港的未来”。显然“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走出学术象牙塔，成为影响全球政治叙事和战略抉择的某种“显学”。

本文旨在梳理“文明型国家”话语的来龙去脉，概述非西方世界及西方世界关于“文明型国家”的主要论述，并就“文明型国家”话语对全球政治叙事的影响及其原因做出一些初步判断。

“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提出

国际学术界从文明视角研究人类政治的传统由来已久，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从布罗代尔的《文明史》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都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

但西方主流学者似乎从未深入关注过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融合的可能性。国内学者从文明视角探讨中国与世界也有不少著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聚焦于中国模式可能引领乃至重塑世界的论著甚少。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研究者，笔者通过对不同文明和国家的广泛考察和比较研究，得出一个慎重的结论：中国已经通过长期不懈的探索，成为一个把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结合起来的国家，并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国家和西方模式的超越。笔者把这样的国家定名为“文明型国家”，以区别于西方学术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国家”叙事。

这种叙事的经典的表述就是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所说的中国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家的（古老）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白鲁恂认为，由于中国古老文明的影响，中国不可能形成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在内的现代国家。他笃信现代国家只能是“民族国家+西方民主政体”这种显然已经落伍的标准。

美国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图源：维基百科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于2009年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力求把“文明-国家”概念中性化。他认为，作为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必将深刻地影响世界格局的演变。

但马丁·雅克亦认为，中国文明和现代国家特性之间会有某种张力乃至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他认为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而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也可能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某种挑战。

笔者则认为，今天的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但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其与众不同，因为中国已经融合古代文明与现代国家的长处而崛起。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现代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

笔者于2010年正式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理论框架，强调中国首先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其现代性融入了自己悠久文明的许多传承，这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例如，“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了西方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中国“民心”和“民意”结合模式超越了西方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国“选拔+选举”模式超越了西方仅依靠选举的模式，中国“混合经济”模式超越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的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的自由绝对化更具现代性，等等。

笔者先后出版了三本专著，从不同层面论述“文明型国家”：《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2011年）、《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2014年）、《文明型国家》（2017年）。其中《中国震撼》的销量过两百万，被译成十来种文字，在国内外均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虽然笔者正式提出“文明型国家”的时间是2010年，但自己形成“文明型国家”理论框架则是一个更为长期的研究和思考的过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笔者与白鲁恂教授本人的接触。

1985年10月，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理事会副主席的白鲁恂以专家身份，随美国知名人士代表团访华，先后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外交部部长吴学谦等。这些会见都由笔者担任翻译。白鲁恂给我留下了较为特殊的印象，他每次会见中国领导人都积极提问，但会见后又常常抱怨中国政治哲学和文化的所谓“缺陷”。

一次中美双方互动时提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的政治哲学是不明智的，没有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政绩上，如果建立在政绩上，那么政绩差了合法性就没有了。后来笔者自己从事学术研究后，深感白鲁恂的学术偏见影响了不少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政治学者。

1988年，笔者考入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IUHEI）攻读博士学位。笔者利用这段较长的稳定时间，对中国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意识形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较为完整的思考和判断。

1994年6月，笔者以优异成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于1996年修订、出版了第一部英文专著《邓小平时期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1978—1993）》（Ideology and Economic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1978-1993)），在国际学界受到好评。

当时西方国家还陶醉在冷战胜利的欢庆之中，十分看衰中国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而笔者通过比较扎实的研究，认为中国已经探索出自己的成功之道，即中国模式。2000年，笔者出版了第二部英文专著《改造中国：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意义》（Transforming China:Economic Reform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国际反响也不错，笔者认为中国已经探索出自己的成功模式，虽有不足，但经得起国际比较。

与此同时，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念，自1983年以来笔者几乎每年都实地走访、考察一些国家，至2006年7月终于完成了实地考察百国的心愿。笔者走的地方越多，研究越深入，越觉得西方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存有太多的问题，越觉得需要一种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整体把握，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和世界。

本着这样的认知，笔者开始结合自己的百国之行以中文撰写“思考中国三部曲”，提出：“一个民族要真正崛起，就需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种总体上的认知和把握，唯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目光远大、无惧风浪、国运昌盛。”

笔者还这样写道：“在一些涉及中国崛起的关键问题上，自己走的国家越多，形成的比较和感悟也越多，自己竟以为这样的比较和感悟也可以算是对事物发展的某种总体认知和把握，故不揣肤浅，信笔直书，以求与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共同探讨这些环绕在心的问题。”与此同时，笔者也在西方主流媒体发表一些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章。

2006年11月2日，笔者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之魅力》的评论文章。当时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在即，准备参加论坛的非洲领导人人数超过参加非盟首脑会议的领导人人数。笔者认为他们来中国参加这个论坛，不仅是为了推动贸易、投资和援助，也是为了了解中国发展模式。

在走访百国后，笔者发现，美国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总体上非常失败，并做了一个预测：对于整个南方世界来说，中国模式将会比美国模式更有吸引力。当时，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正方兴未艾。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唱衰中国模式在国内学术界和网络空间几乎占主流，笔者则认为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甚至明显胜出。笔者于2008年出版了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的《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09年10月，笔者应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见到时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他高度肯定《中国触动全球》一书，认同笔者的主要观点和叙述方法，希望笔者的下一本书由他来出版。笔者告知他，自己正在写一本新书，基本构思是从一个5000年延续不断伟大文明复兴和超大型现代国家的视角，来探讨中国模式与中国话语，估计半年左右可以完稿。

笔者最后于2010年4月完成了全书的初稿，并花了不少时间构思书名，最后定名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笔者为“文明型国家”加了引号，表示这是一个贯穿全书的新概念，以期引起关注。笔者在书中阐述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特征、模式、制度安排、核心理念及政治话语等，指出，“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陈昕收到书稿初稿后十分高兴，提了一些修订意见，还专门写了一个出版方案，其中谈道：“这部著作提出了‘文明型国家’这一新概念，并把‘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作为全书分析和论述的主线。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对立起来……. 他们把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态的国家看作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障碍和包袱，认为正是这个原因，中国无法形成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家’（现代国家）。张维为通过研究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

陈昕提出，“张维为关于‘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及分析显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总结和理解这30 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巨大成绩的深层原因，坚定我们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和信心”。

2010年5月26日，笔者在上海春秋研究院以“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为题阐述了自己关于“文明型国家”的一些观点，指出，“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独立、完整的各个方面的体系，这所产生的影响使她可以成为不断产生新标准的源泉”。这个发言的部分内容刊登于2010年7月的《社会观察》杂志，这应该是“文明型国家”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纸媒上。

2010年5月27日，笔者在上海“文汇讲堂”以“世界发展中的中国模式”为题做了演讲。当时国内很多人不自信。在互动环节中，一位听众提出“中国模式肯定无法持续”。笔者说，一切在于比较。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模式最终被我们自己否定掉，那么中国将会出现天下大乱，但大乱之后中国人民还会重新站起来，再回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上，只是代价会太大，我们要尽量避免。

笔者的演讲是这样结尾的：“中国的崛起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所谓‘文明型国家’就是说中国不仅具有政府、经济、国防、教育等现代国家的特征，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明的所有特征。中国‘文明型国家’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中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原创性。在人类主要知识领域内，中国都有自成体系的东西，如政治、哲学、宗教、语言、建筑、美术、音乐、文学、军事、教育、体育、医学等都是这样。我也相信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模式的崛起，伴随而来的一定是中国话语的崛起，而这种话语背后是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底蕴和力量，它会震撼甚至重塑 21 世纪的世界。”第二天，上海《文汇报》以《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为题做了报道，但没有提及“文明型国家”概念。

2010年11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之邀，笔者参加了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自己当时刚刚校对完《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书稿清样，笔者为论坛提交的论文《“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也源于这部书稿。“文明型国家”概念及其理论框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和发布，就是笔者给论坛提交的论文以及当时国内媒体的报道。

笔者于2010年11月7日在论坛上介绍自己的论文，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官网当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同日转载）做了报道：“11月7日上午，在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第一分会，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作了题为《‘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的报告。

他认为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八大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些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漫长历史整合而形成的‘百国之和’的大格局，也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和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

在中国模式引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崛起必将深刻地影响国际秩序的演变和世界的未来。”这应该是中国官方网站第一次公布“文明型国家”概念，笔者用英文撰写的论文摘要也一并在官方网站上被刊登出来，标题是：The China Model:A Civilizational State Perspective（Abstract）。这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civilizational state”这个英文概念。

2010年11月8日的《人民日报》以《真实中国需要多样呈现》为题也报道了这次论坛。但文章使用的仍然是西方汉学家常用的“文明-国家”这个概念，而非“文明型国家”概念。

文章是这样写的：“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也成为此次论坛的焦点，即使是‘中国通’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形成于中西方文化大规模的碰撞和激荡，是国际互动与竞争的产物，这是我看好中国模式的原因。张维为指出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或者说是以中国模式崛起的，这是一个拥有 5000 年历史的文明国家的崛起，在广度、深度、力度上都是前所未见的。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国土、超悠久的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再加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构成了完全崭新的中国模式。”

从今天网上可以搜索到的信息来看，当时国内纸媒提及“文明型国家”的只有2010年11月8日出版的上海《新闻晨报》。2010年12月10日出版的《社会观察》杂志全文刊登了笔者的论文。

从2010年11月7日论坛的现场反应来看，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高度肯定了笔者的论述，他认为“百国之和”这个概念抓住了要害。但不少学者对笔者的观点都有保留。

一位学者说：“现在提中国模式还太早，无论是对西方学者还是对中国学者而言，这都是一个100年后才能够或者需要讨论的问题。”另一位学者说，“中国模式还没有真正经历过危机，万一经历危机恐怕就不行了”。

笔者问他：“那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这么多危机呢？”他私下与我争论：“什么中国模式？这么多中国人要移民。”笔者回答说，“不用担心，一出国就爱国，这是大概率的事情”。

另一位学者对笔者提出的“文明”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文化”与“文明”含义不同，例如德国人的“文明”恰恰是现代化的物质的东西，而在中国语境下，现代文明往往跟现代性和普世价值联系在一起。

笔者做了解释：我使用的“文明”与四大文明古国中的“文明”一致，而不同文明下许多文化价值是可以共享的，但它们的优先顺序可能是不一样的。另一位学者认为，在中国模式争论的背后是中国发展从过去的“发展不足”到后来的“发展不当”，现在仍然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总之，当时的讨论热烈而坦诚，这是一场颇有意义的真正讨论。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于2011年1月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短短三个月内，几度断货，六次加印，一时洛阳纸贵，同时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也愈加激烈。

《中国震撼》。作者：张维为

当时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在思想界，《中国震撼》的出版使得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话题更加火热，将所谓‘普世价值派’与‘中国模式派’的论争推向白热化。在美国生活近20年的北大教授陈平说，‘《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但亦有论者针锋相对地使用‘中国遗憾’一词与之PK，写出洋洋万言的长文批驳《中国震撼》。网络上的争论更是尖锐乃至水火不容，赞声骂声响成一片。”

“文明型国家”话语走向世界

笔者把“文明型国家”翻译成civilizational state是有原因的。如前所述，笔者不认同白鲁恂等西方主流汉学家诠释的“文明-国家”概念（civilization-state），认为需要一个新的英文概念来加以准确表述。当时笔者首先想到的就是civilizational state。但在2010年，从可以查到的《新英汉大辞典》《牛津百科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来看，英国英语中似乎还没有“civilizational”这个词，只有civilized（本意为“开化的”），它的对应词是“野蛮的、愚昧的”，这显然不是笔者要表达的意思。

笔者想用的civilizational state,其对应词应该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即西方观念中的“现代国家”。而笔者定义下的“文明型国家”涉及的人口、疆土、传统、文化等都是古代与现代的结合，都是“nation-state”难以容纳的。唯有civilizational才能更为准确地表达笔者的本意，而且重点必须落在state上，“文明型”只是修饰词。正因如此，尽管英国英文辞典里似乎还没有这个单词，笔者就这样用了，相信这个词的结构（civilization+词缀al）可以不言自明。

2011年2月4日，笔者应荷兰参议院的邀请，在古色古香的参议院大厅做了题为“一个奇迹的剖析：中国模式及其意义”的主旨演讲，概述了笔者关于中国模式与文明型国家的观点。

笔者说，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欧洲人总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东德，正在等待一场“颜色革命”，“然而，中国不是放大的东德，也不是任何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国是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国家”。荷兰参议院议长范德林登（Rene van der Linden）主持了演讲，多位政要出席，我们进行了良好的互动。这个演讲对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方主流媒体中最先报道“文明型国家”的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1年6月16日《经济学人》Banyan专栏以略带嘲讽的标题《天下无新事》（Nothing  New under Heaven）做了报道：今天中国最热销的书之一是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学者不愿被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概念所束缚，要追溯自己的古老文明，张维为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古老文明与超大型现代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并日益从自己的文明之根寻求启迪、规范和标准”。这篇文章的基本立论还是白鲁恂的论述，即古老文明本身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包袱，而非财富。

同月，美籍日裔学者、《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来沪访问。上海春秋研究院和《文汇报》社安排笔者和他于6月27日下午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辩论。

日裔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图源：维基百科

福山所持的观点并不复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在与他辩论的过程中，笔者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立论，指出“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逻辑，中国还处在自己“全面上升的初级阶段”，中国正在探索超越西方模式的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当时正值“阿拉伯之春”爆发不久，他认为中国也可能经历“阿拉伯之春”，笔者认为不可能，并用中国标准分析了“阿拉伯之春”的困境，认为埃及这样的国家恐怕还没有成熟到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水平，笔者预测“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后来证明笔者是世界上最早做出这个预测并创造了“阿拉伯之冬”概念的人。

同样，本着“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在福山提到中国需要政治改革时，笔者指出中美两国都需要政治改革，但美国政治改革的迫切性比中国更强，因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融合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元素，而美国的政治制度还属于前工业时期的产物，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美国将选出比小布什还差的总统，美国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现在看来笔者的预测也是靠谱的。

换言之，“文明型国家”理论是对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底层逻辑的建构，对解构西方话语（特别是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话语），建构中国话语，以中国作为标准进行跨国比较和预测等大有裨益，它是可以与西方主流话语进行对话、交流乃至交锋的原创性中国话语。这场辩论的视频及中文和英文全文均于2011年发表，在国内外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一些媒体称为“世纪之辩”。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报道：2011年9月5日，中国领导人会见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向他推荐了《中国震撼》一书。报道称：“就在前一周，佐利克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中国仍需要回答的大问题》，他提到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下降，中国面临无数制度性挑战：它需要扩大需求、更低的储蓄、扩大消费等，与此同时，还要保护环境、解决不平等问题、降低对外国市场的依赖。中国需要‘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位世界银行行长愿意提供帮助”；“中国领导人回应了佐利克的担忧。他承认世界银行在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并未接受佐利克的建议，反而向他推荐了张维为的著作《中国震撼》”。

这一年，笔者花了很大精力把《中国震撼》一书翻译成英文，2012年4月由World Century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中国震撼》书名不易翻译，中文“震撼”既指物理上的振动，也指心灵上的撼动，英文中没有对应词汇。

观视频创办人潘小瓅建议采用与中文“震撼”略为接近的Wave（浪潮），笔者欣然接受，整个英文书名成了The China Wave（“中国浪潮”），副书名“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则直译为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笔者当时还征求了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的意见，他认为直接用副书名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就够了：“这种表述更具冲击力、更霸气（more powerful and aggressive）。”

《中国震撼》英文版

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是使用了The China Wave: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效果也不错。后来证明，英文“civilizational state”确实是一个较有冲击力的概念。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 Coker）于2019年出版了一本以“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书名的专著，产生了相当大的国际影响。

笔者在《中国震撼》英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此书本是为中国读者而写，鉴于中英文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语言背后的更为深刻的文化差异，所以英文翻译过程不能只是原书的直译。我大致遵循了“三七开”原则，即70%为原书直译（包括内容、风格和语气等），30%的内容则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甚至重写，以便更为贴近外国读者的需求。例如，我增加了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增添了我与福山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辩论是在本书中文版出版后举行的），辩论涵盖了外国读者特别关注的一些内容。”

笔者还写道：“整个世界都在热议中国崛起及其全球影响，但中国国内则进行着另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一方认为，中国充满问题和危机，除非中国走西方道路，采用美国模式（虽然美国自己深陷危机），否则中国的发展将毫无希望。另一方则认为，无论中国存有什么问题，中国都处于自己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国应该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大致成功的模式前行，同时注意吸收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及其政治话语，确实挑战了西方的许多预设和价值观，包括西方所界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现代性，等等。”

笔者最后这样写道：“中国已经向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并且还将继续学习下去。也许现在到了西方需要向中国学习的时候，用邓小平的名言来说就是西方需要‘解放思想’，去了解甚至学习中国的方法和理念。不论这看上去似乎多么格格不入，这对西方国家有好处。”

2012年4月17日，伦敦国际书展为《中国震撼》（英文版）举行了全球首发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春秋研究院围绕该书的发布举办了“中国道路国际高层论坛”（英文表述为The China Wave:Discussions on the China Development Model）。论坛邀请了北约前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英国《金融时报》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以及中国学者陈平、李世默和出版人陈昕等，与笔者一起讨论了“文明型国家”相关主题。

当天下午，我们还在伦敦市肯辛顿大街99号屋顶花园酒店举行了《中国震撼》（英文版）读书会，吉迪恩·拉赫曼、马丁·雅克与笔者，同中外读者一道分享和讨论此书的主要观点。

同年6月20日，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中国震撼》（英文版）举行了专场研讨会。笔者做了题为“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主旨演讲。牛津大学中国当代史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就《中国震撼》一书和笔者的演讲做了点评。

他回顾了《中国震撼》一书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认为“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对理解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具有特别意义。与会学者就《中国震撼》一书以及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等话题与笔者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敏感的英国主流媒体显然意识到“文明型国家”话语对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可能是一种“降维打击”。英国《观察家》杂志于10天后的6月30日发文调侃这个概念，文章的标题是“一个（使西方）文明化的使命”，副标题是“世界最悠久的文明准备开始给西方国家指点一二”，文章称“中国的野心是将自己定位为文化至高者（cultural supremo）”。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出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十来年前，西方对“文明型国家”话语基本持调侃的态度，而今天西方主流媒体，从《经济学人》到《纽约时报》杂志都在惊呼，“文明型国家”叙事已经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甚至扩展到西方国家内部；二是今天除了学术界，在全球主流政治叙事中“文明型国家”“文明-国家”这两个概念似乎可以通用了。这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过程，多数学者今天也感到可以接受。

在某种意义上，笔者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中也预判了世界将走向某种文明共同体乃至“文明型国家”的趋势。笔者当时是这样写的：“欧盟推动欧洲国家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型国家’的一种尝试。‘民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的区域整合，甚至某种文明范围内的整合似乎是世界的一种大势。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跨越‘民族国家’的束缚才能得到更好的应对，需要相同文化国家之间的整合与合作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从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义到非洲的泛非主义运动，再到拉丁美洲的各种新的整合倡议，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文明整合’的理想和愿望，因为更密切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整合往往能使中、小国家更为团结，从而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捍卫和推进自己的利益。”

非西方世界关于“文明型国家”的主要论述

2020年1月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文明型国家今天成了“时髦概念”，“中国学者宣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而不是那种已经过时的19世纪的民族-国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跟着中国（hopped on the bandwagon）宣布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地位使其免于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解体”。印度还在争论自己是不是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候选国还包括美国，甚至土耳其，乃至欧盟，这个名单还在扩大。

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特别是欧亚板块大国的崛起，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今天都公开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它们的立场和观点值得我们关注。

据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科克的考证，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13年首次使用“文明型国家”概念：“在2013年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一直是作为一种文明而发展的……文明型国家的模式塑造了我们的国家政体’。俄罗斯今天正通过‘文明型国家’话语，忙于重新建构自己的历史，反映古老的真理和祖先的信念，以免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标准之害。”

普京还指出：“俄罗斯是一个由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东正教和该国其他传统宗教共同加固的文明型国家”，“我们必须重视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的独特经验。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一个由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化为我们所有人提供的国家文明，将我们团结起来，使我们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中免于解体”。

2018年，俄总统助理苏尔科夫撰文论述了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身份，将俄罗斯文明比作“欧亚混血儿”，称其“拥有欧亚双头鹰的国家身份、杂糅心态、跨洲领土和两极历史”。中国学者也注意到最近这些年俄罗斯国内对“文明型国家”话语的讨论明显增多。

弗拉季斯拉夫·尤里耶维奇·苏尔科夫。图源：维基百科

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认为，“文明型国家”概念“对理解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至关重要”。他指出，“这一思想是由中国学者（特别是张维为教授）确切表述的，文明型国家的概念通常被应用于现代中国，然后类推到俄罗斯、印度等”。杜金认为，“在俄罗斯的语境中，欧亚主义者也提出过类似的理论，他们提出过‘国家-世界’（State-World俄文是gosydarstvo-mir）。

在这个学派中，俄罗斯被理解为一个文明，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因此欧亚主义者的主要概念‘俄罗斯-欧亚’，就是一种‘文明-国家’”。欧亚主义这种“国家-世界”的叙述与笔者所说的“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可谓异曲同工。

杜金对“文明型国家”做了比较宽泛的解释：“无论意识形态、外观、文化和形式边界如何变化，文明型国家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大规模的和持久的。它可以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而存在，也可以作为其回声、残余、碎片存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能够重新组合成单一的整体。”然而，即使在宽泛的解释中，杜金亦承认，“中国被当作文明型国家的范例是有原因的，其身份和力量本身最能说明问题，而当代俄罗斯已经接近这一状态”。

此外，杜金还认为，以“文明型国家”话语来抵制西方话语侵蚀本国文化，是所有非西方“文明型国家”叙事的共同之处。他指出：“‘文明型国家’中存在着现代西方政治学尚未掌握的力量和模式。它们不能被简化为民族国家的结构，也不能通过宏观和微观经济分析而真正领会。‘独裁’‘民主’‘威权主义’‘极权主义’等术语对文明型国家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文明身份、国家和社会形成的文化含义、传统价值观的分量——所有这些概念都被现代政治学故意抛弃了。”

杜金认为，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主权力量、智力潜力和自我意识形式。它们不是简单地拒绝西方模式作为一个普遍的模式，而是在自己的疆界内坚决地切断西方软实力的影响。它们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国界之外，这不仅是为了防御，而且是为了反击，它们提出自己的一体化理论和雄心勃勃的大项目，如“一带一路”倡议或“大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或金砖国家等。

亚历山大·杜金。图源:维基百科

俄罗斯的欧亚主义理论（Eurasianism）无疑是支撑俄罗斯“文明型国家”叙事的主要力量，欧亚主义强调俄罗斯的特性是横跨欧亚的独特文明，它融合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形成了重视家庭、集体、国家、道德情感的独特文化。欧亚主义有不同的流派，但它们对英美自由主义理论的解构都比较彻底。

欧亚主义提倡者认为，英美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人是去人性化的个人，个人是个体，与集体、国家，甚至家庭都没有关系，而在俄罗斯，个人是具有人性的个人（human individual），个人与家庭、集体、国家、道德情感是联系在一起的。

相比之下，亨廷顿等西方主流学者则把俄罗斯形容为“无所适从”的国家，认为俄罗斯经常陷入西化派与本土派之争而无所适从，俄罗斯是拜占庭文明的继承者，13世纪到15世纪又被蒙古人统治，俄罗斯未曾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深刻影响欧洲历史变革的事件，俄罗斯文化相当程度上是古老的拜占庭文化和蒙古长期统治结合的产物。

如果说西化派认为蒙古统治俄罗斯的200多年是俄罗斯的灾难，那么欧亚主义学者则认为蒙古人的统治有不少正面意义。例如，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维茨基认为，蒙古-鞑靼时期是俄国历史的必然阶段，蒙古-鞑靼的统治不完全是历史悲剧，俄罗斯人正是从蒙古-鞑靼人那里接受了国家的思想和把整个大陆联合成一个整体国家的思想。

他还认为，蒙古时期对俄罗斯的思想文化、国家制度和地缘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因素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盘西化”给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重大创伤是欧亚主义今天在俄罗斯复兴的一个主因。

最近这些年，印度总理莫迪等高官也在不同场合称印度是“文明型国家”。莫迪强调，“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应该“在深层的印度文明中，而非19—20世纪的西方思想中，寻找现代印度的根基”。

2018年，莫迪政府的部长辛哈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现代印度的治理体系应该建立在自己独特文明的基础上”，而不需要“全盘融入西方的政治社会模式”。但在印度内部，特别是学界和媒体对“文明型国家”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

从印度官方的表述来看，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经常把印度描绘成一个以印度教为基础的文明，这在印度引起不小的争议，但莫迪政府也开始拓展“文明型国家”概念，比如他们已经推出“佛教从印度走向世界”的叙事。

印度还具有凡事都要与中国比一比的传统。印度学界和媒体对“文明型国家”的讨论大致从2014年开始。印度学者昆拉德·艾斯特（Koenraad Elst）2014年就撰文指出，印度需要一本自己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著作，以确立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的理论。

他认为，印度从未经历过中国那种历史久远的政治统一和文化整合，指出印度各个民族追求政治统一的理想，从孔雀王朝到莫卧儿帝国时期都一直存在，印度也许可以被看作一种与中国不同的“文明型国家”，它依赖的不是政治统一，而是文明意义上的团结。

印度学者阿比纳夫·普拉卡什·辛格（Abhinav Prakash Singh）指出，长期以来，印度固守于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使印度的国家叙事遭遇诸多挑战，“民族国家”概念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即民族国家由以共同的语言、宗教、种族、历史等为基础形成的单一民族组成，并形成具有明确地理界限的主权国家。他指出，当年英国殖民统治者拒绝印度独立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印度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印度只是在大英帝国权威统治之下才形成了不同族裔、宗教、语言的松散整合。

1948年印巴分治很大程度也是这个原因，巴基斯坦国父真纳也认为，“印度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次大陆”。印度许多民族独立运动的知识分子当时曾力图证明“印度是一个像欧洲国家一样的民族国家”。

但很少有人质疑这一概念的前提，为什么印度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我们接受了这种构造，认为它是神圣的，是我们必须努力实现的理想，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仔细研究欧洲民族国家的记录，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暴力和破坏是民族同化过程的特点，但今天这种通过暴力进行同化的道路已被封死。

印度学者莫格纳·德赛（Meghnad Desai）指出，在1900年左右的时候，印度独立建国大致有三种模板可以借鉴：一是大英帝国统治版图下的印度；二是马拉地帝国（the Maratha empire）的复兴（毕竟它是尝试过在全印度建立统治的一个印度教王国）；三是莫卧儿帝国（the Mughal empire，它一直延续到1857年，对不少民族仍具有召唤力）。

但像甘地这样的领袖人物当时也认为，这三个选项中只有大英帝国模板具备现代性和进步性，尽管印度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1857年印度大起义遭镇压后，英国女王颁布的1858政府法案等文件，至少名义上承认英国臣民不分种族和宗教都享有平等地位，甘地本人对此也加以肯定。

其实，许多印度人迄今还有某种身份焦虑：一方面，印度认为自己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而成为现代国家；另一方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印度显然不那么像一个民族国家。阿辛格认为，印度需要一个适当的文明型国家理论框架，来帮助解决印度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如印度内部面临多种分离主义势力的挑战，这些势力认为印度不是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印度国家强行占有了他们的土地，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应该拥有民族自决权。采用某种文明型国家框架，将有助于消解这种焦虑。

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土耳其、伊朗等国家也是“文明型国家”，他们主要聚焦于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的奥斯曼帝国复兴计划等，以及伊朗作为波斯文明的继承者和伊斯兰什叶教派领导者的身份。土耳其对自己数十年申请加入欧盟未果而产生的愤怒，被广泛解释为文明冲突。伊朗与中国加强双边关系被广泛描述为两个古老文明的走近。

土耳其、伊朗等国家的学界和智库也在讨论这一话题。但由于语言等条件的限制，我们现在一时还难以梳理这些国家关于“文明型国家”论述的一手材料，故这里暂不做讨论。在欧亚大陆以外的不少非洲国家，也有学者在探讨“文明型国家”观念。

美国学者伯哈努·阿贝格斯（Berhanu Abegaz）在探讨埃塞俄比亚的发展模式时认为，“文明型国家”的影响已扩展到非洲，“中国等文明型国家”虽然拒绝了西方自诩所谓“普世价值”的西式民主，却“仍然成功将国家能力和文化凝聚力整合起来”。欧亚板块以外的“文明型国家”话语值得我们关注。

西方世界关于“文明型国家”的主要论述

英国记者作家路西诺在题为《文明型国家不可阻挡的崛起》的文章中指出，“文明型国家”理念已经席卷“从中国到印度，从俄罗斯到土耳其的欧亚大陆”，并“完全颠覆了20世纪下半叶西式自由民主自诩的大捷”。他引用笔者的话说：“中国学者张维为审视着衰落的西方，冷静地指出：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

确实，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也发现西方政治理论与制度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些谈话中显然流露出对“文明型国家”的羡慕，毕竟他面对的是小国林立、互相争吵、一体化前途堪忧的欧洲。

在2019年举行的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龙指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是经济强国，如一些人所述，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文明型国家’……他们确实扰乱了我们的国际秩序，影响着经济秩序，重塑着政治秩序”。

马克龙接着说，“但他们比今天的欧洲人具有更多的政治灵感，他们有一套我们欧洲人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的真正的逻辑、哲学和想象力”。马克龙要求法国承担起复兴欧洲文明的使命，他显然希望欧盟最终能成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甚至“文明型国家”，但这谈何容易！

2019年11月5日，上海，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图源：视觉中国

长期以来，西方全盘否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拒绝不同文明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蛮横地认为只有西方制度才代表人类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即所谓“历史终结论”。他们延续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传统，到处煽动“颜色革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肆意发动战争，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和财富浩劫，引来全世界的人怨天怒。倒是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早在1996年就指出，在充斥着种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上，西方强行推广西方文明的所谓“普世性”，必然会走向帝国主义。

其实，西方推崇的“分而治之”模式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造成身份政治、权利绝对化、社会分裂等深层危机，自由主义长期倡导的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破产：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之间、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美国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支持者之间、同性恋者与反同性恋者之间、支持堕胎者与反对堕胎者之间、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矛盾重重，互不退让，激烈对抗。

葡萄牙资深学者布鲁诺·马塞斯（Bruno Maçães）认为，我们要坦率地承认，我们正在衰落，我们那些强大的对手正是从我们曾经打造的自由主义普遍性神话中，追溯到我们失败的根源。他还指出，“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野心切割了西方尤其是欧洲，与自己的文化根源”，“西方社会为了一个所谓的普世模板牺牲了他们特定的文化”，以及“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再也找不到传统、习俗或对美好生活怀抱的愿景了”。

西方国家内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从未停止过。西方自由派被不少中国人称为“白左”（baizuo），然而随着西方内部的移民危机、难民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加深，与“白左”对立的保守主义“白右”（baiyou）势力也在上升，他们的口号是“上帝、家庭、国家”等。“白左”与“白右”的矛盾变得日益恶化，实为西方选举政治的缺陷使然。这种局面导致不少西方人士呼吁重构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建设文明共同体乃至文明型国家，从偏右翼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中间派的代表马克龙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样的思路。

当然，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存在，西方许多人对非西方世界兴起的“文明型国家”话语一直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金融时报》资深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就认为，“文明型国家”是文明例外论，抨击它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危害。

2019年3月4日，他在《金融时报》以《中国、印度与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题发文，认为文明型国家天然具有排他性，放弃“民族国家”而选择“文明型国家”将会造成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文明内部的倾轧。

然而，西方围绕“文明型国家”争辩的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文明型国家”话语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解构，引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困境的反思。克里斯托弗·科克认为，西方世界一直引以为傲的“普世价值”已经越来越可能化为一厢情愿的泡影，“西方已经没有资格为他国打造‘普世价值’了，甚至可能连为自己打造都做不到了”。

布鲁诺·马塞斯更是明确指出，“西方所追求的世界文明或普遍文明业已崩溃……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观’以前很少受到挑战，‘第三世界’几乎完全认同它们，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还指出，正是西方自由主义企图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割裂了西方——尤其是欧洲——与自己的文化根基，使西方社会陷入如今的僵局和窘境。

他十分担心欧洲向何处去：我们用牺牲自己文化传统的代价，为全世界创造了普世价值，而不是西方国家的价值，但其他国家显然不接受这些，难道我们自己还应该被这些价值束缚吗？英国学者阿德里安·帕布斯特（Adrian Pabst）则认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浅薄文化削弱了西方文明自身……自由主义提倡美化贪婪、性和暴力……摒弃了使西方文明成为文明的历史成就”。

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西方今天放弃所谓“普世价值”，转而回到自己的“文明”，但究竟有没有西方国家都能接受的西方文明呢？有一点是肯定的，一般认为现在西方世界还没有“文明型国家”，亨廷顿当年预测的是同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与另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发生冲突，而没有预想到“一个现代国家等于一种文明”的“文明型国家”正在与西方世界发生冲突。

《经济学人》2021年刊文称，“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来说，如何定义欧洲文明的本质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在一次讲话中悲观地表示，“文明正在消失，国家也一样，甚至连欧洲自身都会消失”。

科克指出，“希腊人和16世纪的欧洲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西方人’”，“西方”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848年出版的著作《西方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he West）。这和3000多年前就有“宅兹中国”铭文的中华文明怎么能比？换言之，没有这种悠久原生文明渊源的西方，仅仅靠所谓“共同价值观”联系起来的西方“政治文明”，面对基于自己原生文明衍生发展而形成的“文明型国家”，似乎显得更为脆弱与涣散。这在14亿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大意志和凝聚力中得到了体现。

也有西方学者指出，“文明型国家”话语不同于过去流行过的粗糙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它“吸引了世界上的各种非自由主义者”，并对西方左右两翼都产生了影响：对那些将自由资本主义等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左派，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文明型国家看起来更像“一种立足于本土（文化）的自我主张”；而对那些将自由主义与过度自我放纵和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右派来说，文明型国家似乎是“对抗文化堕落、坚定捍卫传统的守护者”。

北京：世界汉学家理事会成立。图源：视觉中国

2020年1月，《经济学人》在欧洲专栏刊文称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而21世纪正在目睹“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章指出，欧洲已经“不得不放弃‘普世主义’，放弃其向外输出‘普世价值’的布道者角色”。

2021年，匈牙利学者盖尔盖伊·艾格迪（Gergely Egedy）发表了一篇研究“文明型国家”的论文，他表示，“我们需要认清现实，西方已别无选择，现在是时候宣称放弃‘普世价值’，全力保护我们自己独特文化传承的时候了”。

看来“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崛起已经搅乱了西方自由主义话语，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西方长期主张的所谓“普世价值”，使西方内部“白左”和“白右”之间的“文化战争”更加复杂化。总之，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比较超脱地俯视西方内部的种种纷争，并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给他们点拨一二，这算不上干涉内政，只是与他们分享一些既古老又现代的文明智慧。

结论

笔者一直主张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中国话语。“文明型国家”叙事就是一种比较全面、比较透彻、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其全面性体现在它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势有一种较为整体的把握；其透彻性体现在它聚焦于中国模式与中国话语底层逻辑的建构，并形成一系列中国标准；其强势性体现在它能强势地回应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挑战，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对西方话语的“范式重构”和“降维打击”。

笔者也一直主张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体系，并在国际传播中打好这三种话语的组合拳。在学术话语层面，“文明型国家”理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结合起来的国家的崛起、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这一切都包含了许多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突破。

在大众话语层面，“文明型国家”话语初步做到“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例如，“良政还是劣政”范式高于“民主还是专制”范式，“民心”和“民意”结合超越仅仅依靠“民意”，自由与自律的平衡的价值观比绝对自由的价值观更具现代性，等等。至于在国际话语层面，整个“文明型国家”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叙事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准确的国际化表述方式。

“文明型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一种主流话语，背后是三个基本事实。第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中国模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迅速崛起，这已经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整个世界。第二，具有独特文明传统的其他非西方大国也在以前所未闻的方式崛起。第三，西方世界与西方模式陷入了空前危机，世界迅速进入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

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去西方化、去美国化、去西方话语霸权。换言之，在这个新时代，许多国家和利益群体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而“文明型国家”话语部分满足或回应了这种需求。

“文明型国家”话语包括政治叙事、文化叙事、现代化模式叙事、国际制度比较叙事，等等，我们通过长期的扎扎实实的原创性研究，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它们经受住了过去十来年全球发展和危机的考验。

这样的理论、话语和标准，自然引来了外部世界的关注、反思、解读、演绎、争议乃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们提出的理论、话语和标准今天已经创造了重要的国际存在感，而且西方和外部世界已经无法回避这种存在感。

这也是笔者经常讲的观点：我们要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当然“文明型国家”理论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也务必再接再厉，力争以原创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继续影响乃至引领这个世界，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中国学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