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亚玲：美国政党重组中的郊区角色
【文/潘亚玲】
无论是2016年、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还是2018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其结果都体现了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中关键选举的基本特征，即选民结构或投票联盟发生重大且急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未必持久。
这既触发了有关美国新一轮政党重组已然启动的讨论，也凸显了当前政党重组的独特性，即对选举的重要性持续上升的郊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郊区在2016年帮助特朗普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但在随后的2018年中期选举中却对特朗普进行了惩罚。尽管郊区在2020年大选中仍然更支持民主党，但向共和党回摆的态势明显。
需要强调的是，地理因素从未主导过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在美国历史上的六大政党体系中，仅两个有较明显的地理特征，分别是新共和党与老民主党围绕奴隶制展开斗争的第三个政党体系（1852～1894年），以及由代表东北地区、工业力量的共和党与代表西部、南部及乡村和民粹主义的民主党围绕工业化产生的诸多问题展开争论的第四个政党体系（1896～1932年）——也被称作“1896年体系”。
换句话说，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尤其是政党重组的驱动力，从来都是议题性的。这样一来，郊区在当代美国选举政治中重要性的上升及其摇摆性，是否意味着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如果是，美国政党重组的历史性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态势如何？
本文以美国人口统计局长期性人口数据、冷战后尤其是2016年以来的美国选举政治数据及官方文件、学术分析和新闻报道为基础，着眼于地理要素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回顾了冷战后地理要素特别是郊区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重要性的变化，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郊区竞选战略及其互动，并重点从学理上分析了在2016年以来的三场重要选举中郊区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显示的美国政党重组的态势。
本文认为，地理因素特别是郊区在选举中重要性的凸显，主要源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社会的发展导致人口、种族、经济、教育、文化等要素在地理空间上多重叠加，进而使单一议题难以持续主导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二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举策略发生变化，特别是两党在郊区的竞争从自发迈向自觉。
2020年人口普查后的选区重划意味着两党将全面展开郊区竞争，地理要素特别是郊区对美国政党重组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检验。
被忽视的郊区：美国政党重组的地理维度
自2016年以来的美国选举政治展现出明确的“城乡对立、郊区决定”的特点：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地理分界线正日益明显，越来越多富裕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工作者聚集在大城市，同时工人阶级持续迁往郊区甚至农村，使蓝色城市中心与红色边远地区之间的分裂或者说“城乡对立”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夹杂在蓝色城市中心与红色边远地区之间的广阔郊区，正日益成为两党选举竞争的焦点。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一项调查，城市选民中支持民主党的比率达到62%，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比率是31%，前者是后者的2倍；农村地区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占比54%，比支持民主党的选民（38%）高出16个百分点；而郊区则呈胶着状态，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占47%，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占45%。
郊区在选举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并凸显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地理作为所有政治事务的空间载体，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美国政党政治是否会朝由地理因素决定的新阶段发展？郊区选举重要性的历史演变及其未来发展态势是什么？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必须对政党重组、郊区界定等做一简要讨论。
以美国政党发展史为基础，政党重组理论主要强调议题的重要性，对地理因素特别是郊区的重要性欠缺关注。
政党重组理论于1995年被提出，在之后的30余年里基本遵循专长于政治过程、实证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美国政治学家小V. O. 基（V. O. Key， Jr.）所奠定的自下而上模型。以主攻政党体系的美国政治学家埃尔默·沙特施耐德（Elmer E. Schattschneider）和曾任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演讲稿撰写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农业部副部长的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桑德奎斯特（James L. Sundquist）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冲突位移（conflict displacement）或者说议题组合的变化是政党重组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地理空间更多是背景性的。
对自下而上模型的批评并未导致对地理要素的重视，而是转向强调精英角色，从而推动了自上而下模型的兴起，并主导了从冷战结束至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党重组讨论。自上而下模型起初更多地强调政党精英通过建构政党“意识形态”塑造选民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其重点逐渐转向政策议题。该模型与自下而上模型的差异在于强调议题驱动者——如利益集团领导人、社会活动家、政治思想家等精英——所扮演的角色。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随着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发展，特别是宗教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上升，种族／族裔多样化发展以及文化战争兴起，自下而上模型再度兴起，选民群体的角色被认为是政党重组的关键力量。
尽管议题始终被认为是政党重组的关键性驱动力，但仍有少数研究强调地理要素的影响。例如，佐治亚大学讲席教授查尔斯·布尔洛克三世（Charles S. Bullock， III）等曾对1944～2004年间美国政党重组的地区差异进行过全面的定量研究；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大卫·达莫法尔（David Darmofal）和伊利诺依大学教授彼得·纳都利（Peter F. Nardulli）则对城市、县级的政党重组进行了考察，从而将政党重组中的地理变量细化到地方层次。
围绕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也部分地涉及城乡对立、郊区角色的讨论，然而，对政党重组中地理要素的研究仍存在严重不足。
如果说历史因素导致理论上对郊区的忽略，那么郊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进一步阻碍了相关思考。迄今为止，连对“郊区”的界定都严重缺乏共识，主要的界定方法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可称作人口总量法，即依据不同县的人口总量进行分类。
这一方法的基础是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标准大都市区”界定方法。该方法区分了大都市统计区和小城市统计区：前者的人口总量在50万以上，后者的人口总量在10万～49.9万之间。以此为基础将美国所有的县区分为三类：中心县（central county）指主要人口生活在大都市或小城市中心的县；边远县（outlying county）指与中心县的通勤相当便利的县；核心统计区之外的县则是距离中心县较远且无便利通勤的县。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方法并不能提供区分城市、郊区及农村的准确标准。例如，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初步结果，2010～2020年是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速度最慢的10年：就县级单位而言，全美3143个县中有53%的县人口数量没有增长，而4/5的大都市区的县都实现了人口增长；大都市统计区的县人口增长了1%，而小城市统计区的县人口则减少了1%。
显然，这些信息并不能识别市中心、郊区等地理要素对选举的重要性的变化。
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分类方法的模糊性，使具体的城乡、郊区划分仍由具体的政府部门负责，进而导致分类方法的多样化乃至相互冲突。
例如，自1993年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依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10年人口普查”数据，细化了管理与预算局的方法，以监控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
根据其最新的2013年版统计结果，全美所有县被划分为6类，即：大型中心城市（large central metro）——人口在100万以上且至少有25万居住在一个主要市区；大型外围城市（large fringe metro）——人口在100万以上但没有单一市区人口超过25万；中等城市（medium metro）——人口在25万～99.9万之间；小城市（small metro）——人口在25万以下的城市；微型城镇（micropolitan）——人口在10万～49.9万且分散居住的县；以及可被称作农村的非中心县（non-core）。
又如，美国农村部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将美国所有县分为９类，其主要标准是人口总量以及与大都市区的地理距离：大都市县被分为３类，以人口总量100万和25万为门槛划分；非大都市县被分为６类，其标准包括两个，一是以人口总量2万和2500人为门槛，二是看其是否毗邻大都市县。据此而来，农村部将1990余个县视作农村县，尽管整个美国存在不下10种对乡村的界定。
第二类可称作人口结构法，即依据不同县的人口密度（density）结构进行分类。
这一方法的典型代表是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的城市部门模型（City Sector Model）。其划分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形态，以城市住房建造年代为主要衡量标准，分为1945年前、1946～1979年以及1980年后三个时期；二是人口密度，以每平方公里2900人、1000人、250人为标准分出四种类型；三是出行特征，即汽车是不是主要交通工具。
由此将美国最大的50余个大都市区分为四个功能模块，即前汽车城市核心（Pre-Auto Urban Core）、早期汽车郊区（Auto Suburban: Earlier）、晚期汽车郊区（Auto Suburan: Later）、汽车远郊（Auto Exurban）（见表1）。根据这一方法，在53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地区，郊区人口高达85%以上，其中前汽车城市核心占14.3%，早期汽车郊区占40.8%，晚期汽车郊区占28.4%，汽车远郊占16.6%。
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看，郊区明显更快：在2010～2020年的人口增长中，前汽车城市核心仅占7.6%，晚期汽车郊区占49.1%，早期汽车郊区占23.8%，汽车远郊占19.5%。可以认为，人口结构方法可以更为精确地识别美国人口的分布及增长态势，从而有助于更准确地分析郊区的选举重要性。
美国彭博社采取与城市部门模型相似的方法，开发了城市实验室（CityLab）数据库，以考察地理因素对美国国会选举政治的影响。
城市实验室首先按人口密度将全美3100余个县大致分为最低、低、中、高等4类，分别占美国县总数的22.35%、28.24%、28.86%和20.55%。在此基础上，将美国435个国会众议院选区按其所涵盖的县的人口结构分为6类，从人口最为密集的市中心，到人口密集郊区（dense suburb）、城郊结合部（urban-suburban mix）、人口稀少郊区（sparse suburb）、农村郊区结合部（rural-suburb mix），及至人口最为稀少的纯农村选区（见表2）。这一方法使选区的内部结构得以显现，可更有效地观察地理因素对国会选区的重要性差异，但其对县的分类标准不够科学——按四等分法将县分为四类。
第三类可称作定性分类法，即更多地依据人口特征而非像前两类方法一样按人口数量进行分类。
定性分类法又包括宏观、微观两种方法。
宏观方法主要依据经济、人口、政治乃至文化等特征识别美国的超级地区，如美国人口统计局在进行人口普查时所划分的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4个地区；美国选举政治中近乎常识的红、蓝二分法；结合文化、种族与地理的多元美国方法，以及盖洛普民意调查使用的东西海岸联盟、心脏地带与新南方联盟、蓝领中西部三大超级地区分法等。
微观方法的典型代表是美利坚大学的美国社区研究项目（American Communities Project）。它依据人口群体特征将美国3100多个县区分为15类。定性分类法并未直接提供从城市至乡村的光谱，但其人口群体特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能暗示其城乡属性（见表3）。
由上可以看出，有关郊区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导向：一是以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的人口学研究；二是聚焦县级单位的行政学研究；三是以大都市研究为基础的衍生性研究。尽管提供了城乡连续体（continum）视角，但人口总量法、人口结构法和定性分类法之间很难相互转换。因此，当前有关郊区对选举的重要性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精确的。
尽管如此，郊区在选举中的重要性仍是明显上升的。从人口总量来看，美国100个最大的大都市区的郊区人口比率不断提高：1960年超过一半，达到56.6%；1970年达到60%；2000年超过70%；2020年接近90%。从郊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来看，1940年仅占比13.4%；197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7.1%；2010年更是超过50%。从人口增长速度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是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的10倍以上；2010～2020年，市中心县人口净减少270万，所有郊区县则净增长200万。
随着人口结构多样化，今天的郊区正变得日益复杂，推动诸多议题的空间统合，使地理因素上升为美国政党政治的决定性力量，并显示出打破议题政治的重大潜力。郊区对选举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少数族裔人口占多数的少数—多数选区（majority-minority district）的数量增长与地理分布变化。
1992年，绝大多数的少数—多数选区来自中心城区，数量为45个；来自郊区和农村的分别为15个和5个。到2018年，随着美国整体人口数量的增长，特别是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中心城区的少数—多数选区增长到了54个，但增长最多的仍是郊区，达到了49个，农村则保持不变。郊区少数—多数选区的增长主要集中于20个人口最为密集的大都市区。
这反映出少数族裔聚居在大都市区郊区的地理分布特征。以2019～2020年第116届国会为例，郊区少数—多数选区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大洛杉矶都市区，其他如纽约、圣乔斯／旧金山、迈阿密、亚特兰大、圣迭哥、华盛顿／巴尔的摩及奥兰多等，也至少有两个甚至更多个少数—多数席位。
自发的郊区竞争：冷战后的民主党郊区战略
作为重要的人口承载空间，事实上，郊区对于选举的重要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持续增长——尽管两党都未对此予以充分重视。两党的郊区认知都以“反应滞后”为基本特征。
对民主党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推动了“新政联盟”的出现，并为民主党带来了长期的选举优势。1933～1969年，共和党仅产生了艾森豪威尔一位总统。正是出于对历史优势的迷信，民主党并未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快速发展的郊区化进程事实上使郊区成为共和党的坚实票仓，并进而导致民主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面失利。
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郊区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共和党忠实选民的迁移有关，“这是个正在移动的新美国，从南加州到里士满，从弗吉尼亚州到长岛的萨福克郡（Suffolk County），这一移民是保守主义性质的。”其结果是，郊区白人选民的忠诚足以为共和党“锁定”白宫。1969～1992年，民主党仅产生了吉米·卡特一位总统。这使民主党人意识到，必须调整选举策略。
但与民主党人对“新政联盟”的迷信相似，共和党人也长期迷信其郊区优势并致力于“文化战争”，直到2018年和2020年选举失利后才开始真正重视郊区对于选举的重要性。1992～2020年，尽管共和党有两位总统执政三个任期，但真正赢得多数选票的只有2004年大选。从冷战结束到2016年，美国选举政治中的郊区竞争在更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是民主党单方面的选举策略导致的结果。
郊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对选举的重要性的上升，是民主党启动郊区化战略的基本动因。
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的郊区化进程，特别是郊区族裔多样化的发展，为民主党的郊区战略奠定了现实基础。
美国的郊区化发展在19世纪末进入汽车时代以后就已启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郊区化速度明显加快，但在20世纪70年代前，主要是更倾向于共和党的白人迁往郊区，因此民主党事实上难有明显作为。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少数族裔开始大规模迁往郊区，使民主党针对少数族裔的选举策略有了复制的可能。
1970年，居住在郊区的主要是白人——占白人总人口的约50%；其他各族裔的郊区人口占本族裔总人口的比率除亚裔外均低于30%，非洲裔甚至只有18%。到1980年，尽管白人仍占据郊区人口的多数，但其他少数族裔的郊区人口也迅速增长。到1990年，所有族裔的郊区人口比例都超过了30%。到2010年，所有族裔的郊区人口比例都超过了40%。
更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白人郊区化的速度明显放缓，其他少数族裔的郊区化速度远超白人——尽管总体上呈放缓态势。例如，1970～1980年，白人的郊区化速度是14%；相比之下，非洲裔高达33.5%；拉丁裔为25%；即使是亚裔也达到17%。2000～2019年，拉丁裔的郊区人口增长了50.9%，亚裔和非洲裔均增长了19.6%，而白人仅增长4%。
另一方面，尽管少数族裔郊区化加速，但白人始终占据郊区人口的多数。
尽管白人在中心城区的人口优势明显下降，从1970年占城市人口的接近80%下降到2010年的49.8%，但白人在郊区的主体地位从未被动摇：1970年时，白人占据郊区人口的92.5%，尽管持续下降，到2010年时仍占据郊区人口的68.4%（见图1）。
根据另一项研究，以不同族裔2010年在农村、郊区和中心城区的居住分布情况来看，在1.97亿白人中，有25.66%居住在农村，53.71%居住在郊区，20.62%居住在中心城区；相比之下，非洲裔3770万人中有14.17%居住在农村，43.57%居住在郊区，42.27%居住在中心城区；拉丁裔和亚裔都是多数居住在中心城区，分别占比49.93%和51.81%，同时亚裔的郊区人口比率也是少数族裔中最高的。
经过对20世纪80年代选举失败的反思，民主党人日益认识到，即使在大都市赢得压倒性的胜利，但如果在郊区以两位数劣势输掉的话，也仍将输掉整个选举。这一认知推动民主党启动所谓的郊区战略，以争取更多的郊区选民——既包括白人选民，也包括其他少数族裔的选民。这种选举策略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因应郊区族裔结构多样化的发展，民主党将在大都市中吸引少数族裔的诸多选举策略复制到郊区。
一方面，以总统／国会议员候选人为核心，民主党在郊区倡导更有利于少数族裔的经济社会政策，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住房和基础设施政策。
20世纪70年代前的郊区化进程之所以为白人所主导，关键原因在于郊区“单一家庭分区”住房政策——这对家庭资产相对较少的少数族裔严重不利。因此，支持实施更有利于少数族裔的于1968年颁布的《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 of 1968）进行有助于缓解政治极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民主党郊区化选举战略的核心内容。
从克林顿总统的福利政策到奥巴马总统的全民医疗，再到拜登总统的美国就业计划、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美国家庭计划等，吸引共和党支持者、农村人、蓝领工人、郊区女性等郊区选民或中产阶级，已成为民主党吸引郊区选民的传统战略。例如，在2020年大选中，为赢得佐治亚州的郊区选票，拜登与两位参议员候选人总共投入好几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领域是对郊区而言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郊区选民动员。
另一方面，民主党加大了在郊区发展政党积极分子网络、建设专业组织、开展草根运动等努力。
由于其选区往往人口密集，民主党的基层选举策略历来强调与选民直接接触，鼓励政党积极分子与社区邻居直接接触，挨家挨户地拉选票，从而拓展选民网络。郊区化选举战略启动后，这种基层草根运动模式也得以推广。
其中最为显著的发展是，在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后不到一个月时，一场席卷全美的抵抗运动开始兴起，其代表是“不可分割”（Indivisible）网络。该网络以主要生活在郊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为主体，将几乎所有族裔都吸纳其中。该网络在高峰时期有超过6000个团体注册，实际运转团体也超过2000个，是茶党运动高峰时期实际运转团体数量的两倍以上。
“不可分割”网络不仅在2017年反对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努力中曾有所斩获，而且在帮助民主党赢得2018年中期选举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鉴于少数族裔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民主党的郊区化战略高度关注更为富裕的郊区选民。
民主党20世纪80年代的大选失败不仅凸显了其对郊区的忽视，也凸显了随着新政联盟瓦解而来的竞选筹资困难。
在1980年大选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筹集的总统竞选资金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所筹资金的5倍；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这一差距更大，民主党为其候选众议员和参议员所筹集的竞选资金分别为280万美元和160万美元，而共和党筹集的这两笔资金则分别是2030万美元和2230万美元。更为严重的是，直到1981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在继续偿还1968年大选期间所欠的债务。
对竞选资金的追求使民主党将目光转向主要来自高档郊区且多从事高科技行业的雅达利民主党人（Atari Democrats）及强调通过信息技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以及其他与金融行业关系紧密的利益集团；其结果是，民主党逐渐从传统的工人党转变为新贵富人党，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富裕郊区选民的竞选资助持续增长。例如，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及其竞选团队从居住在郊区的高薪华尔街选民手中筹集了7400余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而特朗普仅筹得1800万美元——甚至低于2016年时的2000万美元。
第三，民主党的郊区化战略缺乏持久的意识形态追求，更多的是短期选举策略，进而带有明显的“主流化”（going mainstream）特征。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尽管少数族裔持续迁往郊区，但白人始终占据绝对多数的客观事实使民主党仍必须将白人选民的关切放在首要位置。
其次，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新政联盟走向四分五裂，民主党不再拥有一致的意识形态，而成为各种团体的大混合：既有新政联盟的成分——主要关注劳工、经济和社会福利等；也有新左派的成分——主要关注非洲裔、拉丁裔、妇女、老年人等人群和性取向等社会和文化平等问题；还有南方民主党的残余成分。
最后，随着富有郊区的选民进入民主党，民主党内部的文化左派与经济左派的分歧日益明显，推动民主党在社会政策上仍维持严格的自由主义，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却向右派靠拢。
民主党人往往既不能迎合富裕郊区的白人摇摆选民，也不能迎合相对贫困的少数族裔选民从根本上挑战收入不平等、排他性分区、住房隔离、教育歧视、警察暴行和大规模监禁的诉求。在共和党日益右倾时，民主党却只能努力维持相对中庸的“主流立场”。这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党更强调组织方式改革而非意识形态调整的原因，也是温和派的拜登得以在2020年大选的党内初选中胜出的原因。
民主党大举进入郊区并未引起共和党的警觉，相反，后者仍迷信于其在郊区的历史优势，并将重点放在“文化战争”上。民主党选举策略的调整为其赢得了丰厚且持续的政治回报，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美国选举地图有关选举结果的历史统计，郊区在民主党的总统、众议员和参议员三个层次的选举中，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总统层次上，1980年民主党获得的郊区选票仅占其所有选票的40%，但至2004年大选已突破50%；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获得了54%的郊区选票。
在国会众议员层次上，依照城市实验室的标准，1992～2020年，民主党在大都市即市中心以及人口密集郊区所获选票占其选票总数的比重大致保持在33%～41%的区间，在纯农村所获选票稳定在10%～14%之间。但在郊区，距离大都市越近，民主党众议员获得的选票增长态势越明显：在中近郊即城郊结合部和人口稀少的郊区所获选票占其选票总数比重从1992年时的26.2%，上升至2020年的42.8%；但在农村郊区结合部，这一比率却从20.8%下降到9.5%。
由于参议员的选举以州为单位，因此郊区人口变化的影响较难识别。就郊区人口所占比例超过一半的州而言，1992年时民主党仅在其中不到一半的州赢得选举胜利，2018年时却有79%的民主党参议员来自此类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农村人口超过一半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目前只占整个民主党参议员的6%，在2019～2020年的第116届国会中仅有3位，即来自佛蒙特州的帕特里克·李（Patrick Leahy）和伯尔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及来自蒙大拿州的约翰·特斯特（John Tester）。
第二，距离大都市区更近的中近郊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民主党的安全选区。
就选票数量而言，距离大都市更近的中近郊和其他中远郊的重要性相差不多，前者占全美选票的29%，后者则占27%。
如前所述，自1992年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历次总统大选中都能获得大都市中近郊的多数选票，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则在其他中远郊获得多数选票。换句话说，大都市中近郊的投票倾向与大都市区更接近，而其他中远郊则更接近农村地区。
从国会众议员选举的角度看，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20个最大的大都市的中近郊和其他中远郊所获得的席位比例差不多，分别为39%和40%。到2016年大选中，民主党在20个最大的大都市中近郊获得了其总席位的59%，而在其他中远郊获得的席位只占其总席位的21%。
2018年的中期选举结果更凸显了这一态势：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净赢40个席位。这一重大选举胜利被称作“蓝色浪潮”（blue wave），甚至“蓝色海啸”（blus tsunami）。但必须强调的是，民主党的胜利仍主要来自大都市中近郊，共和党仍守住了其在中远郊的传统优势。事实上，共和党赢得了20个最大的大都市的中远郊71%的选票和全美农村选区82%的选票。
第三，受过高等教育且更为富有的郊区选民正日益聚集到民主党周围。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高学历且更为富有的选民，正日益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2012年，华尔街的选票有69%投向共和党，31%支持民主党；到2016年，支持共和党的华尔街选民比例已经下降到50%，支持民主党的选民比例则上升至49%。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自1980年以来，拥有大学学历的专业人士聚集的县正越来越多地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拜登2020年所获得的本科以上学历的选票比希拉里高出3个百分点。根据《华尔街日报》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100个收入中位数最高的县中有57%的选票支持拜登，而非特朗普。在全美拥有大学学位最多的100个县中，84%的人投票给了拜登。
但也应指出，民主党的郊区化战略更多的是反应式、权宜性的，基本停留在选举政治追求层面。
一方面，民主党的郊区化战略导致其选票高度集中，可能蕴藏长期风险。
尽管拜登赢得了2020年大选，但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所划分的6个地区中，民主党仅赢得大型中心城市和大型外围城市的选票。即使在这两个地区，拜登所赢得的选区数量事实上也要比特朗普少。
另一方面，由于更关注白人选票，民主党的郊区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心二意的。
由于少数族裔人口主要在中心城区，加上大都市区中近郊仍是白人占据多数，因此民主党的郊区化策略远非想象中那样倾向于自由主义，甚至可能使党内领袖疏离于少数族裔的政治诉求。就连民主党内部的少数族裔候选人也发现，在白人多数选区似乎更容易获得成功。
2018年，共有17位少数族裔的民主党众议员从白人占多数的郊区选区中胜出，这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另有5位少数族裔的民主党众议员来自少数—多数的郊区选区。在第116届国会中，来自郊区的少数族裔民主党众议员的数量略超过中心城区，分别为49人和46人。
迈向自觉的郊区竞争：2016年后的选举政治
尽管民主党的郊区战略卓有成效，但2016年大选仍揭示了其郊区基础并不牢固的事实。同样，特朗普在2016年的郊区大胜也不牢固。
正是郊区的摇摆性决定了2016年后连续三次选举结果的重大差异；也正是这一摇摆性，使郊区的选举重要性得以全面凸显，并触发了两党在郊区展开竞争的自觉意识，推动郊区竞争从自发迈向自觉。2020年人口普查后，共和党调整了选区重划战略。这进一步固定了郊区竞争的既有态势，为政党重组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2016年以来的美国选举政治凸显了美国选举的一个新特征，即“城乡对立、郊区决定”：在城市和乡村对两党的支持泾渭分明的同时，郊区在两党之间摇摆并决定最终的选举结果。一方面，近年的美国选举政治展示出明确的城乡对立模式，即民主党控制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及近郊选区；共和党则掌握着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农村及相邻选区。
从人口密度与民主党支持率的角度看，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密度越大的郊区，支持民主党的可能性越高。
一项聚焦中西部地区的研究表明，民主党候选人在2018年和2020年都获得了更多的郊区选票支持。如果拉长考察时段还可以发现，民主党获胜选区的面积在持续缩小。整个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面积约为194.25万平方公里。2008年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所赢得的选区面积相当，分别是99.97万平方公里和94.27万平方公里。但2018年中期选举后，两党所赢得的选区面积分别为28.23万平方公里和166.02万平方公里。
就选区平均面积而言，2008年大选中，两党选区的平均面积相差不大，民主党为1.85万平方公里，共和党为2.01万平方公里。但2018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选区平均面积缩小至7073平方公里，而共和党选区的平均面积则扩大到3.07万平方公里。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民主党更代表着财富集中的选区，共和党的选票则更多地来自相对收入较低的选区。
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全国83%的县（2497个）的选票，但这些县的经济产出只占全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尽管拜登只赢得了17%的县（477个）的选票，但这些县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到了全美的70%。相比之下，2016年，特朗普在2584个县获得胜利，其国内生产总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6%；而希拉里赢得的472个县的国内生产总值则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4%。
彭博社城市实验室的数据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势。尽管特朗普在大都市选区的选票有所增长，但民主党仍牢牢控制着人口密集的选区，包括大都市及郊区。这可从拜登与特朗普所赢得的选区和普通选票数量的比较中看出：尽管拜登所赢得的选区只占全美选区的41%，但其所赢得的选票却占全美的54%；而特朗普所赢得的选区占全美59%，但选票却只占全美的44%。
拜登赢得的大都市平均人口数量为130万人，是特朗普赢得的大都市平均人口的4倍，后者只有30万人。随着大都市人口规模的下降，拜登所获得的选票也相应下降，而特朗普所获得的选票则相应上升（见图2）。
整体而言，拜登所赢得的大都市区都是人口高度密集的，这里的人口更加富裕，并且接受过更高层次的教育，人口占全美人口的57%，经济产出占全美79%。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城乡对立进一步表现为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大幅下降，安全选区、安全县大幅上升。
所谓分裂投票是指，在总统大选年投票时，一个选民如果投票支持一党总统候选人，那么就会投票支持另一党的国会众议员候选人。
考察美国大选中的分裂投票趋势可以发现，美国政治已经陷入高度极化，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前所未有，甚至相互反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仅有16个选区出现分裂投票，占435个国会选区的3.68%。这是自1900年以来的第四低纪录，也是自1924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更低的纪录分别出现在1900年、1904年和1920年。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大选中的分裂投票显著下降，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始终低于20%的水平。在美国大选历史上，类似情况仅发生在1952年以前（见图3）。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大选年中总统得票与众议员得票之间的相关度正在持续上升。2000年，在特定选区，来自同一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众议员候选人同时获胜的概率仅为30%；而到2020年，这一概率上升到85%。
分裂选票的下降与安全选区（landslide districts）的增加是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
所谓安全选区是指一党得票率明显高于另一党的选区；其衡量指标大致有三个，由低至高分别为10%、15%和20%。
以一党得票高于另一党20%的高标准衡量，美国在1980年时的安全县仅有391个，而到2020年已经达到1726个；到2016年时，安全县的数量更是达到2474个，创下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1976年时，约有26%的选民居住在安全县中，到1992年增至37.7%，2016年增至60.4%，2020年回落至58.2%。
与安全县的增长同步的是，自1997年以来，安全选区数量迅速从1997年的271个增至2017年的363个；同时，摇摆选区或竞争选区的数量明显下降，从1997年的165个降至2017年的72个。
无论是安全县还是安全选区，都反映了城乡对立的极化态势，且共和党都占据重大优势；或者说，共和党仍控制着广大的乡村及与之相邻的远郊地区。
从安全县的数量变化来看，1992年时，民主党的安全县数量与共和党不相上下（533：592），但至2016年时却只有共和党的11%（242：2232）。在安全选区方面，共和党也占有明显优势：自1997年以来，民主党的安全选区始终未超过共和党的87%。
另外，在城乡对立的同时，两党在郊区的竞争格局远未固定，而这一摇摆性赋予郊区前所未有的选举重要性。
从总统大选来看，郊区选民在2016年和2020年完全不同的投票行为，决定了特朗普和拜登的命运。根据美国社区研究项目，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仅赢得15类县中的3类，即大城市县、高校县和城市郊区县；而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输掉了美国100个人口最多的县中的91个，比在2016年多输掉了4个。
具体而言，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的县都是以白人工人阶级为主的县，包括老龄农村县、工人阶级县、中部农村县、福音教徒聚居县、灰色美国县以及中部郊区县。其中尤其关键的是，特朗普赢得了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中部郊区县，进而成功获胜。
这些关键性的中部郊区县分散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是这些州的蓝领选民的聚居地，如宾夕法尼亚州的路泽恩县（Luzerne）、俄亥俄州的斯塔克县（Stark）和密歇根州的马科姆县（Macomb）。
这些县在1980年时帮助里根赢得了大选，此后一直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2012年大选中，密特·罗姆尼（Mitt Romney）赢得了77个中部郊区县中的45个，但这并不能保证他获得这些相对分散的县所在的州的选举人团票。特朗普赢得了62个中部郊区县，特别是赢得了密歇根州的6个、宾夕法尼亚州的14个、威斯康星州的7个中部郊区县。正是这些县的帮助使特朗普最终赢得这3个州，并成功入主白宫。
但2020年大选的结果表明，特朗普丢失了高校县、驻军县和远郊县，并最终输掉了连任选举。高校县一向是年轻人的聚集地，在2016年更支持特朗普。驻军县由于人口流动性大且族裔混杂，投票倾向有可能变化较快。因此，真正导致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失败的是远郊县。
相比2016年，拜登在远郊县所获得的选票比例为43.3%，比希拉里高出约5个百分点，选票数量净增长约6个百分点，创下了民主党自2000年以来的最好纪录。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仍以12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远郊县，但却创下自2000年以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此类县中的最低纪录。其核心原因在于，远郊县的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数量持续增长，而他们对特朗普的族裔动员策略高度反感。
整体上看，特朗普赢得了15类县中的12类，且在部分县的获胜优势继续扩大。例如，在老龄农村县，特朗普的优势增加了1.6个百分点，达到56%；在福音教徒聚居县，增加了7个百分点，达到51%；在工人阶级县的优势也增加了7个百分点，达到47%；此外，特朗普在中部农村县、摩门教徒县、灰色美国县等的优势都超过2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拜登在城市郊区和大城市县的优势都不到25%，而在高校县的优势不足10%。这充分说明，农村的选民仍坚定地支持特朗普，而大城市及中近郊都是民主党的票仓，郊区才是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
依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标准也可发现，在2020年大选中，除农村和非中心县之外的所有地区都更支持民主党人：大型外围城市对拜登的支持率相比希拉里增长了4.3个百分点，中等城市增长了3个百分点，小城市增长了2.8个百分点，大型中心城市增长了0.7个百分点，微型城镇增长了0.5个百分点；而特朗普在农村地区的支持率则增长了0.95个百分点。
从国会议员选举的角度看，郊区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
依据城市实验室的标准，在2012～2020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民主党议员的增长主要在中近郊，即人口密集的郊区、城郊结合部和人口稀少的郊区。如图4所示，在34个市中心选区中，民主党仅在2012年获得15个，其后历次选举都不到10个，自2016年起一直是9个；同样，在70个纯农村选区中，民主党在2012年以来的历次选举中都仅获得30余个，在农村郊区结合部的114个选区中，也仅获得20余个。
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和2020年大选中之所以能获得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其关键在于人口密集的郊区、城郊结合部及人口稀少郊区的席位有所增长。例如，与2016年大选相比，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赢得的人口密集郊区席位增加了11个，城郊结合部席位增加了16个，人口稀少郊区席位增加了14个。
换句话说，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收获的席位有75%来自郊区选区。尽管2020年略有减少，但仍是郊区帮助民主党赢得了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见图4）。
美国选举政治新近发展的主要矛盾之处在于，是郊区摇摆性的凸显而非重要性的上升推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郊区竞争逐渐从自发转向自觉。
例如，在2018年中期选举获得重大胜利后，民主党很快将2020年大选的关键战场设定在郊区。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尽管获胜的郊区选区数量有所下降，但仍使民主党赢得了2020年大选。
虽然共和党也意识到郊区重要性的上升，选举结果却表明，特朗普并未赋予郊区足够的重视。不过，2020年人口普查后的选区重划为两党特别是共和党进一步调整其郊区战略提供了重要机会，因为选区重划决定着未来10年的选举地理。
截至2022年2月9日，美国已有308个选区得以重划。对已重新划定选区的分析显示，共和党正对其选举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即从2010年人口普查后的进取性重划战略转变为当前的防御性重划战略。
在2010年人口普查后的选区重划中，共和党设法最大限度地提升其代表性，因此其选区重划战略包括三个要素：
一是将支持民主党的地区划分为尽可能多的碎片化地区；
二是将已碎片化的民主党支持地区与主要支持共和党的乡村地区相结合，组成新的选区；
三是使共和党在尽可能多的选区里保持微弱优势。
这一“乡村包围城市”的进取性战略，理论上可为共和党赢得更多选区。但过去10年里的三项发展，使共和党不得不对其选区重划战略做出重大改变。
一是城乡对立固化与郊区的“民主化”发展态势明显。共和党在2010年后的选区重划战略很快被郊区人口的变化所抵销：2012～2020年，郊区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增长了5个百分点，使2010年选区重划时所预留的优势化为乌有。
二是共和党对选区重划的控制能力下降。2010年，共和党掌握着210个选区的重划权力，但到2020年下降为184个；相比之下，民主党却从44个增至75个；此外，由独立委员会重划或不需要重划的选区数量由181个减少到176个。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使更多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迁往郊区。疫情凸显了“暴露密度”（expose density）问题，加上远程办公变得更加普遍，导致郊区的吸引力迅速提升。根据一项研究，有1400万～2300万美国人可能会在允许远程办公的情况下迁往郊区。
这样一来，在2020年选区重划中，共和党不得不采取更加安全的办法，设法使自身和民主党的支持者更加集中，进而确保自身选区变得更加安全。换句话说，共和党在2010年选区重划时采取农村“进攻”郊区的战略，但在2020年却采取了“守住”农村选区的战略。
这一战略改变的结果是，两党的安全选区将进一步增加，而竞争选区则明显减少。在已划定的308个选区中，有151个选区强烈支持拜登，比2020年增加了8个；竞争性选区有41个，比2020年减少了20个；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有116个，比2020年增加了12个。
结语
从政党重组的周期规律看，美国当前的确已进入第七轮政党重组周期，尽管目前的“城乡对立、郊区竞争”仍难以被认定为下一个政党体系的核心特征。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郊区自2016年大选以来所表现出的重大不确定性及其所并引发的多重学术和现实困惑。
一方面，在城乡选举倾向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郊区却成为各种议题的统合空间，但远未形成固定组合，因此极易受议题间相互关系变化的影响。
例如，2016年大选的分裂线是种族、经济和教育等，但2018年和2020年则变成了性别、地区和教育。又如，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的白人、少数族裔往往更倾向于民主党，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白人往往更倾向于共和党，但这三个群体在城市、乡村和郊区的组合并不相同，进而也对特定空间的整体投票倾向有着重要影响。而动员近郊和中远郊不同群体的具体议题变化，事实上是决定2016年和2020年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郊区尚未出现稳定的议题组合模式，才会出现导致疑似关键选举的连续出现——历史上的政党重组一般只有一次关键性选举——并诱发对政党重组的重大关注。因此，2020年选区重划意味着郊区竞争正从自发迈向自觉，共和党正从进攻转向防御，并可能推动政党重组全面启动。
仍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虽然地理因素特别是郊区因素正变得日益重要，但它更多的是议题与空间相互结合的后果，因此，即使新一轮的政党重组由郊区所决定，仍需继续关注美国政党政治是否会实现从议题主导向地理主导的过渡。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诸多议题而非单一议题在特定空间的组合模式的稳定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连续性疑似关键选举，对政党重组意味着什么？地理主导模式下的政党重组是否会出现连续性、摇摆性关键选举，从而无法延续既有的单一关键选举识别政党重组的模式？
由郊区决定的政党重组正在展开，却也带来了更多的理论和现实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