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专门教育如何挽救罪错未成年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罪错未成年人及家庭教育困境，已成为社会之痛。涉嫌违法犯罪但未达责任年龄的孩子，抓了之后怎么办？孩子未触及法律红线，却有违道德底线的严重不良行为，又该怎么管？
本文采写的“专门教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参考答案。
“警察管不到我们”
“这种案子，除了牵制众多警力，抓到嫌疑人也只有挫败感。”说到罪错未成年人，J省的民警小刘回忆起了2018年的一个盗窃案。
凌晨5点，小刘接到了一位商铺老板的报警电话。“我心想他怎么那么倒霉，一周内被偷两次？”涉案金额高达20多万，小刘在分局警力支援下，很快抓到了犯罪嫌疑人。
“居然又是两个14、15岁的孩子，赵某准确地弄坏步行街的监控和商铺的卷帘门，一口气偷了几十部手机。”更让小刘瞠目惊舌的还在后面：赵某两人竟是不久前，才被放走的另外几个“低龄小偷”的“小伙伴”。
原来，此前因盗窃被警方抓住的未成年人周某，在被放走后立即将街道和店铺信息，以及“警察管不到我们”等“情报”告诉了赵某。
“当时，不满14周岁的不处罚，不满16周岁实行治安处罚但不予执行，即使触及刑事或治安处罚标准的，也要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作教育释放处理。”刘警官叹了口气，“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各地流动的打工者或者离异夫妻。2018年时也没有《家庭教育促进法》可以惩戒他们，你督促他们尽到抚育义务、承担责任，他们就诉苦或摆烂。”
这起连环盗窃案令步行街个体户们愤怒委屈，民警无力又心累。时至今日，刘警官仍常常想起那几个少年。
“算算时间，他们现在刚成年，不知道如何了？”
多年来来，“抓了放、放了抓”的恶性循环使得部分罪错未成年人视年龄为保护伞，即便在各地派出所留有“案底”也毫无顾忌。极个别的孩子甚至失去了对法律及国家暴力机关的畏惧之心，成为了“职业犯罪人”。
“此前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责任主要在监护人和学校。指望父母幡然醒悟并严加管教，或者学校付出数倍的成本管理监督，并不现实。”未检民警小斐说，“抓捕之后的程序，才是真正的关键。”
杨警官为我补充了另一种情况：有一位小路，父母在服刑，他就由姥姥代为抚养。因家庭原因，同住的舅舅舅妈很抗拒小路，学校也无力事无巨细地关照他。孩子在家中感到压抑，每逢学校家长会及亲子运动会也很痛苦，渐渐游离在学校和家庭之外，变成了城市中的“流浪儿童”。
杨警官感叹：“原生家庭很差劲，孩子破罐子破摔。有时候，一些办案人员看不下去了，会担着风险私下帮扶这些孩子，但这是杯水车薪，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隐秘的角落》剧照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科的文检察官，更是痛心疾首：“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感到着急又无奈！明明发现他们了，大家也很努力，但还是看着部分孩子的不良行为逐渐升级。除了家庭教育的缺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目前很多地区缺乏教育、矫治罪错未成年人的专门学校。”
专门学校是什么？
专门学校原称工读学校。早在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便已经存在。“工读”意为一边读书学习，一边劳动改造。2012年，“工读学校”改为“专门学校”，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沿用了该名称。
Q校是一所警师共育的专门学校。校内目前有学生百余人，小宇是其中的一名。这些大多12至17岁的学生，此前都有一些严重不良行为。
小宇的几次转变，令父母心里五味杂陈。但他们更庆幸的是，当初没有“讳疾忌医”，而是听取了专门教育委员会的意见。
记不得征兆何时出现，孩子忽然“爆雷”了——从看似安静内敛的老实孩子，变成学校要求父母陪读的问题学生，再到休学、混迹社会并频繁偷窃，小宇让父母“愁得头发大把大把掉”，“无计可施、感到绝望”。
“未成年人的成长和蜕变，关键在于无论如何都不能中断学习。”专家告诉我，最初出现不良行为后，部分孩子会被学校及周边人“标签化”处理，这使得他们更加游离于学校及社会管理体系之外，成为不稳定因素。专家强调，不能中断学习不仅包含适龄的义务教育，更要有针对性的法治道德教育和行为习惯矫正。
因为小宇处于升学的关键节点，检察院对他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随后，小宇进入了专门教育学校Q。他们在此接受专门教育，以实现继续学习及“无害社会人化”。可以说，专门教育是一种既有别于普通学校教育，又有别于司法监所的特殊教育形式。
专门教育，专在哪里？
最初，小宇的父母忧心忡忡、疑虑重重：专门学校是不是“少管所”换了个名字？会不会像“电击疗法”、“豫章水牢”一般虐待孩子？别人看到孩子去过专门学校，会不会歧视他？
“抗拒？刚入学时，没有哪个不抗拒。”Q校的一位老师说。
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3至45条规定，适用专门教育的入学程序有强制入学和申请入学两种。曾经有个孩子是被“五花大绑”送进来的；还有一个孩子，父母送他入学的前几天，他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但半年后，很多父母放下了疑虑。有家长曾戏称，孩子的蜕变让自己“斑秃都好了不少”。
这里的学习生活离不开军事化管理。
清晨起床，分级分班晨跑。早饭后，根据课表来到配备有多功能教室、心理辅导中心、法治教育中心、文体活动中心、科技创客中心的教学楼学习。
这里一切都得自理，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洗漱用品要摆得整整齐齐。9点半准时熄灯睡觉，要是以前，小宇还在网络世界里研究“五杀”呢……
除了老师，校内还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军警作为教员，以应对突发情况。教员面对的通常是“刺头”，虽不会采取暴力，但也有严格的惩罚，比如增加体训难度或时间。
专门学校不同于“感化教育”，它突出的是“惩教并重”，首先“惩罚”，其次才是“教育”。通过闭环军事化的严格管理进行“惩恶”，让孩子为自己的罪错买单，其后才是给予机会回归正道的“扬善”。惩恶和扬善并不矛盾，比起一味强调“人权”的理论，专业教育更为科学。
小马曾因欺凌同学被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并强制入学，来这里几个月后，小马背直了，身姿挺拔了，眼界也变得不太一样。此前，他常年窝在被子里上网，习惯佝偻着腰耸着脖子。多次将同学堵在厕所里殴打并索要钱财，也是为了“买件装备”。
军事化管理改变着学生的精气神和行为纪律，“情境化”、“问诊式”的教学方法，则注重培养同理心和三观。同时，作为双主体共同管理的学校，比起通识教育，更注重爱国主义、法治和品德教育。
模拟的校园欺凌情境里，立场的转换、身份的代入让小马深受触动。
模拟法庭上，学习法律知识后，扮演“法官”的小宇“审判”了自己——如果持续犯罪，未来没有了“年龄保护伞”会面临何种制裁。
除了严训，也有奖励措施。入学后，小马积极弥补过错并争取到了受害人的谅解，获得了“综合进步奖”，教员还给他买了礼物。
专门学校严格控制了学员数量和教学规模，并配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督导协助，根据学生的经历“一人一案”对症下药。因此，学生配合度都很高。比如，小宇便认为，写信这种方式就很好。
在学校，小宇开始给父母写信，从每两周一次逐渐变成了隔几天一封。像小宇一样，很多来自“无法沟通的家庭”的孩子，以前不敢说或刚出口就被父母打断的话，现在可以一个一个字写给父母。
小马给父母的第一封信，只有一句话“你们就当没生过我这种儿子，不要管我”。后来，他写得内容也越来越多。
虽说是封闭式管理，学生们也可以外出。有时候是去山上拉练、有时候是去农场打打谷子，有条件的地方，还会带他们去红色教育基地研学。在另一所专门学校S，部分学生每周末都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
中考时，小宇考上了理想的高中，从专门教育学校毕业了。和小宇一样，符合条件的学生的学籍会被保留在原校，由学校和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因此，他们可以报名参加中考、高考，继续深造。
最出名的专门学校，在H省某个县级市，目前在校师生1100多人，生源遍布全国。在办学的18年里，这所学校共接收了“特殊学生”1.2万余名。这些年，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上万名学生中，截至2022年6月，没有出现一名违法犯罪人员。
“教育一个，影响一片。新建的专门学校落地的地区，涉未成年人犯罪的治安明显好转，普通学校及家庭反馈良好。”未检专家告诉我。例如，F县专门学校2021年9月正式开学后，不仅入学的40多名学生有了质的转变，更惊人的是，该县未成年犯罪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71.43%，未成年犯罪案件与上季度环比下降57.5%。
困境和方向
或许有人会问，专门学校既然这么好，存在60多年了，怎么我感觉“熊孩子”越来越多？
原因错综复杂，难以简要评析。但就专业教育方面，多年来“福利主义”把“教惩并重主义”打得节节败退，使得专门学校不管是在办学规模还是教育方式上，都呈现出“阵地萎缩”的态势。例如，2010年12月时，全中国仅剩67所工读学校。再如，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2018年的调研报告：“多年未有关于工读教育工作开展的相关政策法规”的时间跨度，长达12年（2004年至2016年）。
甚至，一些曾经吸取了专门学校优点、注重劳动生活能力和体能培养的普通学校，也迫于压力改变了教育模式。一名退休教师，以自己曾任职的国家某重点中学为我举例：“学校以前采用半军事化管理，师生坚持晨跑晨训、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老师对学生不良行为可以惩戒和适度体罚。”他说，这为的是培养学生的体魄和精气神，以更好面对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但渐渐变成‘说不得、管不得’，越来越娇气，说实话，一届比一届差”。
不过，转机出现在十八大召开后的2013年。从2014年开始，工读学校数量总体出现了上增趋势。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
2019年，中办国办公印发《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
2019年底，收容教养制度被废除，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收容教养”措施改为专门矫治教育。
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确定了专门教育的法律地位，并明确指出“加强专门学校建设”。
2022年，“办好专门教育”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但重新确立专门教育的地位，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多年的阵地萎缩使得如今“僧多粥少”的现象极为严重。根据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调研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5月，全国仅有110余所专门学校，目前在建或进入选址阶段的专门学校也只有11所，仍有部分省份没有专门学校，很多人口大省仅有1所专门学校。
在2019年至2022年的司法实践中，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涉罪未成年人，在最高检“应收尽收”的指导下，一些“问题学生”本该送入专门学校进行教育，但由于现有学校数量太少，导致落地基层时根本“无校可去”。各地专门学校为了卡住“生源”，也不得不设置招生范围及门槛，例如小宇曾就读的Q校，便对户籍及在本市作案次数提出了要求。
专门学校还存在“无人知晓”、“旱涝不均”等难题。例如，用G市未检干警的话说：“我们可是下了很大功夫,才能争取到一个名额啊!”但在C市，停办了15年后“复活”的专门学校X，2017年就读的学生仅25人，甚至低于在校教职工数量。
在采写中，某市有关部门人员向笔者透露，该市虽按照要求设置了一所专门学校，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门学校，无法真正矫治罪错未成年人。“没法落实闭环管理，使得校方不愿接收、能推一个是一个；另一个原因就是专门学校落地，周边群众认为会影响片区房价和治安，因此不停闹事上访，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管束和教育。”
除此之外，“应收尽收”也未能落实。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罪错未成年人父母的一意孤行、恶意阻挠。例如，有优质专门教育资源的J省某地，2022年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的罪错未成年人有70余名，但这些家长均不愿意将孩子送往专门学校。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高级警长魏春曾建议，“对于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由检察院、法院直接决定是否送专门学校，而不是程序倒流，再交回专门教育委员会和公安机关处理。如果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予以配合，由公安机关予以强制执行。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议复核。”
“1999年以前，进入工读学校多为经学校报公安局批准，或者公安局报教育部门批准后，即可强制实行。后来慢慢变成了罪错少年本人、监护人及学校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启动法定程序。”一位未检专家告诉我，“和西方接轨兜兜转转20年，还是得回归国情。”
除了存在“入”的障碍，还有“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专门学校矫治成功后，原生家庭带来的再犯罪。
2020年6月，z市14岁的小陈等4人多次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方式强行索取他人财物，后经检察机关起诉被法院适用缓刑。
检察官办案中发现，4名少年长期处于脱管状态，家长文化程度均较低，法治意识淡薄。在审查逮捕期间，4人的监护人均不愿到场配合讯问。检察官与多位监护人前后沟通20余次，并会同教育局、关工委等部门通力协作15次，终于说服少年及家长，依照法定程序于同年将4人送入z市一所专门学校。然而，最后除小余一人回归正途外，小陈等3人虽在学校进步很大，但在回归家庭后，因教养严重失职、受到不良朋辈影响再度涉案。
作为民政部门的专业心理督导师，小沈令余老师印象深刻：“他进入专门学校后，他父母从来没有管过他。但老师对他很好，周末或者逢年过节都是老师陪伴他。孩子在专门学校里，反而感受到了亲情和关爱，为了让‘朱妈妈’高兴，在学校表现得特别好。后经评估让他返回普通学校后，他却故意‘变坏’想回来。”
这种孩子并非孤例。“归根结底，还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啊。”王检察官说。事实上，家庭教育的“立德树人”永远优于学校通识教育及专门矫治教育。
《隐秘的角落》片段
尽管难题不少，罪错未成年人不能“一放了之”已成为社会共识，政法机关由“感化宽容”到“不放纵不抛弃”的理念转变，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社会关注的增加、舆论对司法实践派的支持，也有利于我们回归国情，拯救更多迷途的孩子。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积极建立与专门学校工作衔接机制，协同有关部门共将2159名罪错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据悉，目前教育部正在加紧制定《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加快专门学校的建设步伐。
愿迷途的花朵，早日重回阳光之下。
参考资料：
1.《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理事长林炎志，2018.3
2.全国检察机关加强政治建设暨深化检察改革与理论研究工作推进会，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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