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灾难后遗症”下的德式矛盾和纠结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丁楠】

乌克兰危机自今年2月升级为冲突后，呈现长期消耗态势。高烈度军事冲突重创了乌克兰，打击了俄罗斯，也使欧洲元气大伤。冲突和制裁导致的能源和物价上涨令德国百姓承压。

刚刚公布的10月民调显示，61%的德国人认为日常生活受到了负面影响，17%承认受损严重，超过70%的人预计经济仍将恶化。5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2/3的人认为政府没有能力驾驭当前的国际形势。

在成本飙升和供应链承压的持续打击下，德国工业企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仅为应对能源价格翻倍暴涨，很多工厂和手工业主就已入不敷出。西方对俄制裁导致的原材料成本上升，叠加欧元汇率跌至20年新低，进一步放大了企业的进口成本。德国作为制造业和贸易大国的传统竞争优势被削弱，引起政府对产业外迁甚至去工业化的警觉。

推进对俄能源合作，原本是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促进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美依赖，拓展战略空间的举措之一。然而伴随俄乌冲突爆发，这一政策成为众矢之的，在国内遭到“红绿灯”联合政府、在野的联盟党，以及媒体、智库的强烈抨击。在欧盟范围内，默克尔变成东欧国家发泄不满的对象，成为贪婪自私的“老欧洲”的化身，令柏林处境十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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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联合盟友掀起持续的外交和舆论动员，鼓动欧洲人从意识形态角度重新思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一边是美国财长、商务部长兜售“友岸外包”，打造西方阵营内的“安全”的供应链体系；另一边是德国的外长、经济部长和欧委会官员三令五申，要求吸取对俄能源依赖的教训——不能在经济上对“专制国家”形成依赖，否则将付出远超经济成本的安全代价。

面对军事对抗、能源危机和“政治正确”的压力，德国的主流媒体、智库和除左翼、选择党外的各政治派别，几乎无人敢对“依赖威胁论”提出质疑或批评。

这种针对前政府施政的全力否定和检讨，是俄乌冲突发生后，德国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鲜明政治特色。而作为矫枉，默克尔的继任者们对外交政策的规划比其他西欧国家带有更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倾向于以政治制度为标准衡量经贸合作的安全性和双边关系的可靠度。

从阵营对立的视角出发，德国的政界、学界乃至企业界对国际格局演变的认知较从前发生了很大变化：肯定全球化、多极化的声音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经济相互依存的批判，对贸易战、制裁战变为常态的担忧。

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认为，世界正重新走向两极对抗，形成以美中为首的两大阵营，德国政府和企业纵能一时左右逢源，最终必须要选边站，投靠美国一边。

以阵营对立思维重构经贸关系和对外政策，是俄乌冲突带给德国的“灾难后遗症”。

即便近期德美、欧美之间更多矛盾分歧浮出水面，德国也甘愿多忍让，将相关损失看作依附美国需支付的成本。不论是高价从美国购买天然气，还是面对拜登政府推出的歧视性补贴条款，德国虽有不满，但与法国相比，还是有意压低了批评的调门。基于不同的地缘环境、政治传统和国内形势，德法两国对欧洲前途的预期较默克尔时期呈现出更大分歧。

在增加对美依赖的同时，德国还试图同其他“志趣相投”的国家拓展经贸合作，实现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经济安全。然而，将理想付诸行动，矛盾和挫折也随之而来。

仅就能源合作来说：

德国希望联手西班牙建设跨比利牛斯山脉天然气管道，可该计划因触及法国经济利益被后者阻挠；

政府试图从卡塔尔和阿联酋扩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内又批评两国不民主，难以保证供应安全；

阿尔及利亚拥有大量天然气储备，但它曾以终止供气威胁西班牙，涉嫌经济胁迫，因此也不是可靠伙伴；

中东和非洲积极发展绿氢经济，可帮助德国加速能源结构转型，但它们在政治立场上与德国和欧盟多有分歧；

阿塞拜疆愿意和欧盟共建南部天然气走廊，加强清洁能源合作，可鉴于它和土耳其关系密切，德国人又岂能放心？！

总之，为填补对俄能源依赖的缺口，德国必然要实行进口多元化，但考察一圈下来，发现不仅无法摆脱对“专制”国家的依赖，反而越陷越深——随着多元化的发展，德国需应对和防范的风险点变得更加复杂，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本国乃至欧盟对地缘政治的掌控能力。决策者为此大伤脑筋，相互指责，媒体和在野党则借机对政府发起猛攻。

同样的矛盾和纠结也体现在处理对华关系上：

德国一方面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又对经济利益患得患失；

一方面乐于联合盟友搞对华战略竞争，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某些领域得到中国的支持和配合；

一方面想把对付俄罗斯的经验用到对华政策制定上，另一方面又怕弄巧成拙，进一步促成中俄抱团；

一方面要防范、避免中国利用经贸关系搞外交“胁迫”，另一方面又担心一旦经济相互依存被削弱，德国将失去对华施加影响的筹码，失去在危机时制裁中国的手段。

决策者想要的东西太多，却又无法就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达成共识。在俄乌冲突的“灾难后遗症”影响下，德国越发难以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战略运筹之间找到平衡。

联合执政的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依据传统偏好和集团利益，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相互刁难拆台。这其中又掺杂着总理府、外交部、经济部、内政部等核心机构对对华决策主导权的争夺。随着朔尔茨访华和德国对华新战略公布日期的临近，党派之争、部门利益之争愈演愈烈，也变得更加赤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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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发生在家门口的高烈度俄乌冲突和国内对默克尔外交政策的声讨，强化了柏林对华盛顿的战略依附。包括对华关系在内的德国外交决策灵活空间相应收缩。

只要美国对欧关系不出大的意外（比如被认定参与北溪管道破坏）、“特朗普主义”不在两年后卷土重来，德国恐怕还要在“灾难后遗症”中持续纠结下去。

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确立谨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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