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观察者网：疫情之前，中国经济保持6%-7%的高速增长，您认为过去十年经济有哪些关键节点和亮点？

丁一凡：中国社会在过去十年的变化很多，其中最大的亮点体现在经济转型方面。我们从对外依赖度很强、由出口带动增长的经济模式转型为经济“新常态”，这种新常态的特征是不过分依赖外部，主要以内部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带动经济增长。

其中有几个亮眼的表现，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效能逐渐显现，2008年后我们国家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经过十年发展，铁路里程从2012年约9.8万公里到2021年的15万公里，高铁营业里程从仅有的几百公里发展到2021年的4万公里，发展速度非常快，短短十几年一跃成为全球领先大国。

现在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短视频，一些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把中国的高铁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国外网友们赞叹不已，称赞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的发展思路，这些成绩是许多西方大国没有的。他们将中国的机场与他们国家机场比较，普遍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具有更大的优势。

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亮点是全面脱贫，这既是经济发展的进步，也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我们为何将自身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强调社会主义，是因为我们认为国家的发展最终应当惠及人民，特别应该惠及弱势群体。

图表：“数”读二十大报告。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帮助人民彻底脱贫，让弱势群体过上体面的生活，中国近些年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尤其是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

除此之外，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环保成效不断显现。习总书记在浙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这个理念通过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广，执行效率和社会效益都在提升。从北京的空气质量可以明显看出，十年前因为工业污染等原因，北京的天空雾蒙蒙的，常常遭到外国人嘲讽。

而如今，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整体来看，在治理污染和生态修复等方面，我们国家有着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有了长足进步，例如减少传统能源消耗，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已经远超五年规划，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

当前，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的消耗比例中达到了15%，目标的实现时间比预计时间提前了一两年。中国当前还保持着比较迅猛的发展速度，值得期待的是，未来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中国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多，实力也会越来越强。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可再生能源中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比例占全球32%，具备全球近三分之一的能源可再生能力，如果加上其他清洁能源，例如风能、水电等，中国累计占有全球清洁能源发电比例的百分之四十多，占比非常大。与此同时，如果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不断增加，耗电型产品的销量也会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近年来发展中的巨大进步。

此外，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发展得也很不错。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二大国，仅次于日本，这个出口量主要依赖电动车而不是传统汽车；之所以有飞跃式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底气，有充足的可再生能源。

这些进步都促进了我国上下游产业的共同发展，发展背后可以看到巨大的技术进步，比如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本质上是电池技术的发展，我们在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领域的技术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每分钟，在中国有10辆新能源汽车被生产。”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账号连发20张图，向世界展示中国发展成就。

观察者网：2020年，中共中央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次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这一点，且强调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如何理解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丁一凡：**中国很早就看到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回归，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众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情绪，比如特朗普作为“政治素人”当选美国总统，就是某种民众情绪膨胀的体现，还有占领华尔街运动，让我们意识到此前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都在回缩和“逆全球化”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不断调整，我们提出了“双循环”理念，内在的逻辑是刺激内循环；还提出“统一中国大市场”，是因为我们国家在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马上就瞄准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些政策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

我们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才能使我们的市场做得越来越大，才能把我们的人口优势发挥出来。人口越多，购买力越强，市场就会越大，经济的韧性也越来越强，这对我们保障内循环大有裨益。如果内部经济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无法形成良性的内循环，想要通过内部市场来支撑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共同富裕理念中孕育着经济学逻辑，市场越大，经济的韧性就越强，不管国际贸易和外部经济形势如何变化，国内经济可以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这个非常重要。

许多西方国家现在开始传播“逆全球化”理念，当前的俄乌冲突也表明，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会超过经济合理因素的影响，因此下一步无论美国或欧洲推行结盟政策，都会严重地破坏原来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以市场分配为主的基本经济模式。如此一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效率会大幅下降，通货膨胀会大幅上涨，从而陷入无穷无尽的滞胀困扰之中。这种情形下我们更需要保证国内的内循环，这样才能保证更强的韧性抵御外部影响。

观察者网：报告首次提到将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提并论，非常引人注目。此前的表述是“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您如何解读这句话？

丁一凡：我国经济在质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将来还要推动稳步提升。从服务业的发展来看，服务业的发展跟技术进步密切相关，数字经济和数字化的服务不断提升，让普通民众切实感觉到了生活的便利，这种便利不全然因为经济数量的巨大增长。

例如，共享单车和电子商务让我们的出行、消费变得更加方便，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具体形态，在经济质量提升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未来还会稳步推进。

观察者网：二十大报告强调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供给侧改革和需求扩大，特别是内需扩大有机结合起来。联系到中国过去十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翻倍增长，您认为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如何保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

丁一凡：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因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保证国内消费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现在要防止掉入另一个陷阱，也就是“大锅饭”陷阱，这是我们过去发展中曾经历过的事情。

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我们国家在大力地鼓励全民致富，民众要靠劳动获取更多的收入。我认为提高大家的可支配收入，不能靠发钱，美国这样尝试过，可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有效鼓励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如果推行平均主义甚至绝对平均主义政策，后果就是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我们经历过“大锅饭”，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在撂挑子，经济很难发展。这个问题的矛盾性在于，一方面我们要鼓励提升收入，另一方面还要防止掉入“大锅饭”陷阱。

观察者网：二十大报告中将发展的安全性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保证我国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安全”一词频繁出现，您如何看待“安全”在现阶段的重要性？

丁一凡：安全问题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未来保证国内产业链的全面供给。如果安全问题都无法保证，发展更无从谈起。如果我们在半导体研发和制造上完全受制于人，那么经济发展步伐就会被打乱，半导体的供给安全是保证中国下一步工业化成功的关键。

美国想要在安全问题上锁死中国，我们需要做出反击。欧洲就是前车之鉴，现在的欧洲制造业受困于能源短缺，有观点认为美国通过俄乌冲突制造地缘政治危机，目的就是要搞垮欧洲，这给我们释放了明确警示，不能在能源问题上陷入欧洲的困境，否则我们会丧失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制造业也将面临全面瘫痪。现在，美国制造能源供给障碍和产业链阻碍，本质上就是要对中国长远的发展和安全问题造成更大的困扰。

钢铁制造商安赛乐米塔尔正在削减两家德国工厂的产量，并称投资了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工厂，该公司业绩好于预期。图片来源：JONAS WALZBERG/ZUMA PRESS

观察者网：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丁一凡：这是个有趣的议题，一些西方国家认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后来美国甚至提出“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欧洲也在向“美国化”倾斜。

美国在经济上升期时，呈现出科技、生活、经济领域发达的态势，成为一些国家的灯塔，很多国家对其认同感非常强烈。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现象开始发生变化。美国无法平衡全球利益，社会内部问题频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美国化”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社会在过去的发展中，也曾认同美国提出的现代化方案，然而现在这种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现代化包含着技术进步、社会调整、适应新的生活形式和发展形势，我认为中国具有重新定义现代化的能力。

“现代化”为什么等同于“美国化”？美国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稳固其他国家的信任感，但我们应该发现意识形态的渗透有其虚假之处，比如他们认为美国建立在文化、制度发达的基础上，实际上并非如此，美国的发达是靠掠夺和剥削推进的。他们凭借快速工业化的优势将各种各样的人才和资源“抢夺”了过去。

二战后，美国从德国“掠夺”了约两万名科学家、工程师，他们依靠这些要素发展起来，但是现在他们却说自己的文化具有优越性，他们的文明程度更高。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了这种虚伪的谎言，等到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发现，原来不依附于美国及其意识形态同样可以发展起来，而且我们自主发展起来以后具有更多的文化自信了。现在的美国社会正走向颓废，而中国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相信我们自主的现代化会有更长足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有很多特点。从价值观来看，并非只有个人主义才能推动现代化，极端个人主义是美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包含着集体主义的思想，这和个人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验证了我们的发展逻辑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脱离集体和国家，个人无法得到全面的发展。恰恰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发展中积累了实力，个人的发展才会越来越好，可以说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当然，价值观不同，发展模式也不同。我们的社会发展成果一步步通过国家来推动，包括减贫政策等，这些成绩不仅仅要通过个人奋斗，还需要通过国家组织和国家力量来实现。

位于嘉陵江四川广元段的明月峡集“古栈道、古驿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公路、铁路”古今六道于一峡，集中展现了古代、近代、现代交通历史变迁的全过程。图为列车驶过广元嘉陵江特大桥。 中新社发 曹宁/摄

观察者网：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发展的潜力。

丁一凡：未来五到十年，我们国家会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累将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近，我们国家在西北建设光伏发电站，发电量是三峡水电站的几十倍，意味着我们用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能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发展的步调越来越快，这是中国对自身、对世界能源安全的巨大贡献。

能源安全的一个要义就是我们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小，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越发充分，这种变化让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有了更大的保障。当然在过渡期，我们会尽力提升进口能源种类和结算货币的多样化，保证中国能源在过渡期间的安全发展。如果美国封锁了中国的能源供给线，我们就应当快速建立起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当然也不能完全依赖俄罗斯，应当做多手准备。

最终，当我们顺利度过过渡期，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就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能源自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依赖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在金融上摆脱美元结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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