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
【文/孟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选择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在这一发展道路中产生的知识体系，它解释了当代中国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的问题。
近年来，受到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怀疑中国是否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得出不是偶然的，究其根源，首先反映了在面对当代世界体系中的话语霸权时所产生的畏难情绪，其次也反映了不同的知识体系或真理体制在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并存及相互竞争的格局。
在经济学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本土版本，就是两种并存的知识体系，并在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中同时发生着影响。这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并存和相互竞争，在奉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权力之间的并存关系：一方面是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是追逐自身利益的私人资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知识治理而言，问题不在于用一种知识体系消灭另一种知识体系，而在于限制和诱导与资本权力相关联的知识体系的生产，在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确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导权。
本文以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为核心，依次涉猎了如下问题。
首先，我们简略地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和知识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经过适当的批判后）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其次，从权力与知识共生的角度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比较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再次，梳理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演进和分化过程，这一分化造成了两种知识体系或真理体制的并存和竞争格局，即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1]
依据文献计量学的分析，在中共十八大以前，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题词的论文发表量，长期以来呈上升态势，十八大以后，其数量开始下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文量则出现了明显增长（见后文图1一图3）。最后，评析了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等人关于“思想市场”的观点，指出这一观点的政治保守主义实质，同时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知识治理，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制度和策略分析。在尾论里我们强调，所谓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观点是一个伪命题。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知识与权力
从启蒙时代以来，社会理论的建构一直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科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理论必须采取的外在形式。18世纪的启蒙哲学反对旧形而上学从抽象原理出发演绎出知识体系，主张接纳牛顿在认识自然时运用的方法，即将一门知识的建立视为对实在加以分析和思维重建的过程。
用德国学者卡西勒的话来说，这种来自自然科学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18世纪哲学从一开始就把自然问题和历史问题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力图用同样的思想工具处理这两类问题。它力图对自然和历史提出同样的问题，运用同一种普遍的“理性”方法”。[2]
然而，科学主义对于社会理论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理论真的是像启蒙哲学想象的那样，是按科学标准建立起来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的，在阶级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主导了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马克思画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结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同时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生产过程，开展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批判一方面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如何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生产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细致的、可称为“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它要小心翼翼地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从其意识形态的封土中剥离出来。
马克思还断言，如果说在1830年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还属于这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思想生产的话（即一方面是知识的生产，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在1830年以后，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
在这里，我们或可对知识概念本身作出狭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知识概念，指的是作为启蒙时代理想的以自然科学标准衡量的知识，它以客观存在的对象为前提，并反映这一对象的矛盾和规律。广义的或在当今社会实际流行的知识概念，则是与这种狭义的知识生产混杂在一起的思想或意识形态体系。
在马克思看来，植根于经济基础的权力关系，是包括经济学知识在内的一切社会知识生产的调节者。这种调节者的作用，不仅在于它预先决定了知识生产的内容，而且在于它可以决定或选取符合其利益的真理标准。这样一来，马克思所倡导的这种知识生产的社会学，就预示了后来为福柯所注重的真理体制概念，这是一种只存在于特定权力结构中的真理体制，它构建、选择、审查知识，迥异于启蒙思想所憧憬的客观真理的概念。
福柯的片面性或许只在于，他将这种真理体制的相对性绝对化了，忽略了权力、知识或权力与真理的共生体制在经过某种适当的批判（比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也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得以发展的媒介。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因而也必然主导着社会知识的生产。在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路易·皮埃尔·阿尔蒂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3]将知识生产的问题扩大到对国家权力的分析。
葛兰西重新思考了国家概念，将其扩展到市民社会，提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了国家。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不再将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基础，而是将经济关系从市民社会中离析出去，使其成为一个处在经济基础以外，但与国家结为一体的社会概念，并将政党、工会、宗教、学校、文化、出版、传播等与广义知识生产相关联的领域都涵盖于内。
他提出，统治阶级不仅依靠政治社会的强制实现其统治，而且依靠市民社会的知识生产，依靠将利益关系解释为大众所接受的常识，一句话，依靠同意或共识来维护其统治。此后，阿尔都塞采纳类似进路对广义知识生产问题开展了分析。他区分了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包括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统治阶级可以凭借国家权力利用国家机器，为其自身的利益服务。
安东尼奥·葛兰西画像（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他提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学校、家庭、宗教、工会、传播、文化等等均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一个由各种确定的机构、组织和相应的实践所组成的系统”，从中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扎根”于各系统的实践中，这些实践虽然是意识形态的支撑物，却不能简单地化约为意识形态。以学校为例，它所实现的意识形态扎根于相应的教育实践，学生借此获得一些客观的知识或技能，在这些知识或技能的学习过程中伴随着意识形态生产，但这些实践本身并不能还原为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宗教是在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机器，在今天，即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学校。
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对市民社会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考察，开辟了对各种广义知识生产机构中的权力—知识共生关系进行分析的前景。在这里，我们要引入福柯，他对权力—知识的共生关系所作的许多具体研究，是对前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福柯的研究始于其早期著作《疯癫与文明》。
在这本著作里，他考察了欧洲近代史上精神病院的形成过程。福柯提出，18世纪兴起的疯人院，并非建立在知识即精神病学发展的基础上，而是由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及其劳动伦理派生而来的。在特定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知识——精神病学——得到发展，这一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医生的治疗权力。在其后来的著作里，福柯将这种分析进路推广到诸如诊所、监狱、工厂、学校等场域，在“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视野中研究了各种机构内部权力和知识的相互关系。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里，福柯就他理解的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做了如下概括：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福柯的上述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引起了不同评价。一方面，阿尔都塞曾高度赞扬福柯早期关于疯癫史的研究，称之为杰作，认为福柯的研究发展了他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尼科斯·普兰查斯则对福柯提出了批评，认为福柯理解的权力过于分散，缺乏一般性基础，淡化了国家作为镇压性机器的职能以及法律在权力的运行中所起的作用。
不过，尽管福柯的研究存有缺陷，但是他对各种微观知识生产单位的权力机制的分析，在经过适当的批判和修正后，是完全可能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侧重于阶级与国家的宏大叙事相结合的。除此之外，福柯晚期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史的研究，也非常有远见和启发性，与其权力—知识共生论一样，都是我们要借鉴和利用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和新旧自由主义的形成
在现代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在权力和知识的相互关系中被型塑并得到发展的。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自己的思想称为“科学社会主义”。除了在认识旨趣上对科学主义的追求外，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在现代工人阶级作为自为阶级的斗争中产生的。如恩格斯所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里的现实，指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围绕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重大斗争。
恩格斯写道：“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
伴随这种新的权力关系格局的出现，社会理论或知识体系的竞争也开始了：一方面，“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另一方面，出现了对新的社会理论或知识体系的客观需要，这种新知识体系不能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只限于“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而“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
这样一来，“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即形成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方面，现代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崛起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前提；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其功能在于为工人阶级指认其变革的对象、说明其变革的条件，从而服务于他们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斗争。
类似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18世纪的崛起也伴随并服务于近代资产阶级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一斗争的对象，在当时主要是绝对主义国家。福柯在其著作《生命政治的诞生》里，对18世纪出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即英法古典经济学开展了细致的分析，根据他的研究，伴随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国家治理及其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标志是政治经济学为国家治理提出了自我限制的原则，这一限制原则要求国家承认，在其治理对象以及治理行为内，存在着某种“自然”（nature），国家的治理实践必须顺应或服从这些自然，否则就会失败。[4]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这种意义的“自然”通常是借助劳动价值论来界定的——价格变动最终向价值（或自然价格）的收敛，解释了市场的具有自主性质的调节过程。此外，古典经济学还将处于特定阶级关系下的分配关系也视为“自然规律”，力图使之摆脱国家的干预。[5]
在福柯看来，政治经济学对这种自然的界定和理解，同时意味着一种真理体制的出现。这一真理体制审查、调节、控制和选择那些可言说的内容，并通过对前述“自然”的界定，为国家治理术提供了自我限制的原则，其最终结果是造成经济和政治作为社会存在不同领域的两分，并以这种界分为真理。福柯写道：“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并不对称的两极诞生了。政治和经济既不是存在的东西，也不是谬误，不是幻想，不是意识形态。它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但位于现实中，隶属于一种区分开真与假的真理体制。”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福柯对自由主义的这种考察，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和社会思想的观点。在福柯看来，经济和政治的界分——从而国家治理的自我限制原则——产生于特定的真理体制，因而具有相对性。由这一真理体制认定的对象及其内在结构（这里是经济和政治，或市场和国家的界分），可能并非与某种既与的事实相对应。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真理体制和特定的权力结构相配，是这种权力结构的派生物。
另一方面，真理体制及其所派生的知识也构成了一种权力，它们可以界定哪些是可以言说的，哪些不能言说，以及如何言说。这样一来，作为权力的知识就有了如下功能——知识可以“用一种秘密地把自己的对象客观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这意味着，通过构造认知的对象，知识可以作为权力在人们不知晓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从而减少权力行使的成本。
在18世纪下半叶崛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与绝对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却在19世纪上半叶遇到了新对手，并因此而遭逢了自己的第一次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写道：“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为所谓“自由放任”张目的理论工具，现在却转而被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所利用，服务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样一来，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古典经济学，虽然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期为其利益服务，并被视为真理，现在却需要为新的理论所替代了。资产阶级此时需要的，是一种可以完全排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知识体系。
不过，尽管社会权力结构派生出这样的知识生产的需要，19世纪下半叶以降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更迭却远非一帆风顺。新的知识体系从产生到成熟，即从19世纪60年代的边际主义革命，至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崛起，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战争、革命和殖民体系的解体连绵不断，资本主义一直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
19世纪晚期出现的边际主义以及建基于此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重新定义了与国家治理相对应的“自然”。在抛弃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来解释市场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成功地将阶级对立从社会经济的“自然规律”里刻意排除了出去。
边际主义分配论的重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这样写道：“社会收入的分配受自然规律的调节，如果自然规律能顺利发生作用，并不产生摩擦，则每个生产要素能创造多少财富，就能得到多少财富。”就这样，通过重新界定传统自由主义所理解的“自然”，新古典经济学为限定国家治理术的范围提供了新的依据。
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特点，是发展了一套由数学包装起来的理论。这种科学主义的深度伪装，经常让人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以公理为前提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而忘却了权力在派生这种知识体系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还是以新古典主义分配理论为例，它在给定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运用数学中的欧拉定理，证明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会在要素所有者之间依照他们各自的贡献恰好分配净尽。
这个结果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不会有任何分配上的矛盾，这是一个由数学原理证明了的“和谐社会”。然而，即便我们将生产函数的合理性问题撇在一边不谈，新古典分配论的这一数学证明，需要假设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只有在这一假设下，社会生产的产品才能分配净尽；一旦假设报酬下降或报酬递增，就会出现产品不够分或者分不净的情形。为了避免这些麻烦的后果，新古典分配理论只能维持报酬不变这一假定。[6]
在边际主义经济学出现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没多久便经历了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危机所掀起的巨大动荡。新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体系再度面临被倾覆的威胁。革新这一知识体系的客观需要又再度产生了，这一次革新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路线或形式。其一是凯恩斯主义，它承认单靠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主张接纳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尽可能地将其制度化或合法化。
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指出的：“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依赖关系的思考，建立在下述单一假定上：工资下降刚性”；“构成凯恩斯思考的基础‘最终自变量’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谈判所决定的工资单位’”。“正是在这里，围绕着这一主题，凯恩斯的理论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它认识并且利用了工人阶级在其完全自主性上表现出来的权力。这个阶级既无法被镇压，也无法被消灭。唯一的选择就是理解这一阶级的行动并对其革命加以调控。”（奈格里，2020）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另一方面，关于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凯恩斯提出：“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仅仅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现在有些怀疑。我希望看到的是：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这样一来，如奈格里所指出的，在凯恩斯那里，“国家干预的法律形式和其他的间接形式都还远远不够。国家仅仅确保联系当下与未来的基本经济惯例也完全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国家本身必须成为一种经济结构，并且凭借成为一种经济结构而变成一种生产性主体。国家必须成为所有经济活动负责的中心”。
凯恩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撕开了一个裂口，他拒绝了后者对市场的“自然性”的界定，大大拓展了国家治理术的范围，引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原则。
革新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另一条路线，是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发轫于德国弗莱堡学派，瓦尔特·奥伊肯（Walter Eucken）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等为代表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聚集于巴黎，勾勒了这一流派的经济和政治愿景。[7]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类似，旨在提供一套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新理论，将其从日益深沉的危机中挽救出来，并为其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但在具体的理论和政策规划上，新自由主义却迥异于凯恩斯主义。以弗莱堡学派为代表的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了如下主张。
第一，要有一个足够抽象的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模型，用于论证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该模型所表达的市场经济的形式化原则在现实中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只是一个目标、一种规范。这样的模型日后被称作参照系理论。
在新自由主义内部，对参照系的选择是有差异的，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将完全竞争市场及其一般均衡作为参照系，并以此解释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静态效率。其他派别如奥地利学派，则批评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市场论，试图提出一种更加注重企业家作用的动态理论来达到类似目的。不过，和前者相比，奥地利学派的数学形式化程度较低，影响也相对有限。
第二，上述抽象模型尽管在理论上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性，但该模型所表达的市场经济的形式化原则并不会在经验直观中自然显现，相反，只有通过某种积极的治理，这种市场才能产生。正如福柯强调的，新自由主义与18世纪或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不同，它的目标不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内部划出一块被当作自由市场领域的空间，相反，“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是阐明，如何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因此问题不是释放出空位子，而是根据一种治理的总体技艺带来、召唤、规划市场经济的各种形式原则”。
这样一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原理就和自由放任政策无关了，相反，新自由主义主张一种“积极的自由主义”，要求通过干预以消除社会中存在的反对竞争的机制。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政府是一个积极的政府、警觉的政府和进行干预的政府”。
第三，尽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为此提出了新的国家治理的理由，但这种干预主要是社会干预，旨在影响市场经济的一般存在条件，而不是市场规律本身。
在福柯看来，社会干预的特点之一，是将所谓法治国家的普遍原则运用到经济领域，国家和公共权力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参与到经济秩序之中，而不应设定明确的经济目的；国家治理的任务只是作为经济游戏规则的提供者，而经济游戏的唯一参与者是个体或企业。如福柯所说：“这是一个由国家所保障的法律—制度框架内的受到调控的企业游戏；这就是一个革新后资本主义中的制度框架所应有的普遍形式。”
第四，弗莱堡学派强调了实际历史与参照系模型的差别和联系。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作为参照系的经济模型所分析的只是形式化的竞争机制，其结构是稳定的，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来调整，但这一形式化结构与社会中真实发生的过程并不一致，后者是充满矛盾且不稳定的。在这里，新自由主义通过区分参照系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试图为资本主义何以能存活下去寻求一个解释。根据这种解释，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是由特定的历史制度形式造成的，而与市场经济本身的形式化原则无关，后者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为了让竞争性市场发挥作用，这些历史制度形式就成为变革的对象。只要改变这些制度，发现一种新的制度形式，资本主义就仍然可以存活（福柯）。在新自由主义谱系中，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或称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最终实现了在新古典框架内系统分析上述问题的任务，极大地扩张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围，提升了其话语权。[8]也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崛起，取代了二战后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主流。
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参照系理论
弗莱堡学派对参照系和历史—制度理论的区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知识生产中的重大创新。正如福柯指出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研究纯粹的市场理论，另一方面研究历史制度问题，这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它们是同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资本主义是否能存活下去”——的两个侧面。今天看来，弗莱堡学派的确发明了一种比凯恩斯主义更为“高明”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手法，它在承认历史制度形式的矛盾的同时，又为参照系即市场经济的形式化原则抹上了神圣的光环。
相形之下，凯恩斯主义因为揭露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缺陷，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创痕。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对凯恩斯理论发起了“反革命”，成功地将凯恩斯理论边缘化。这场反革命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以凯恩斯理论为圭臬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道，在西方被归入了所谓“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
值得指出的是，弗莱堡学派的上述区分不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在方法论层面，它也提出了当代市场经济理论所共有的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一种参照系理论具有以下两方面意义：第一，它试图在一个撇开了历史制度因素的抽象模型里解释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第二，它承认现实市场经济有可能与该模型相背离，即存在所谓“市场失灵”，但它又默认现实市场经济永远存在向参照系回归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在当代的最主要流派即新古典经济学一直顽固地相信，完全竞争市场及其一般均衡理论，是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唯一可能的参照系。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赋予参照系的两重意义中，第一重意义有其合理性，第二重意义则是片面和错误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需要利用参照系理论来解释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包括现代市场经济）的效率，即其在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上所起的进步作用。
确立一种参照系理论，必须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一种经济制度所包含的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还未充分发挥时，现实经济对参照系的背离是暂时的、可逆转的，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参照系以及对参照系的偏离是正确的；但是，还有第二种情况，一种经济制度可能陷于历史性衰落，即其发展生产力的潜力可能消耗殆尽，为此现实经济就会长期而系统地与参照系相背离。在这第二种情况下，所谓“市场失灵”就会失去说服力，因为现实经济并不必然要向原有参照系回归，而有可能走向解体，并向新的经济制度演进。
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然将参照系理论视为一种服从历史性原则的理论。这意味着，所谓参照系会在历史中、在人类的实践中最终失去效力，从而被现实所证伪。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论被视作人类经济组织的最终形态，其自身不包含任何矛盾，也永远不可能在波普尔的意义上被证伪。正是由于这种非历史的、类似于神学的特性，建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就自然成为冷战后流行的“历史终结论”的一根支柱。
马克思参照系理论的形成，滥觞于《共产党宣言》。1844—1848年，是马克思的思想迅速成熟的时期，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形成了他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图景。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期间的相识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上述图景的形成产生了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通过恩格斯，马克思得以感性地了解英国工业革命所造就的巨大生产力及其对现代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
共产党宣言（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恩格斯的身份——一位来自曼彻斯特的青年企业家——与今日美国硅谷的CEO（首席执行官）颇为类似。在恩格斯的安排和陪同下，1845年夏天，马克思第一次造访了工业革命的摇篮曼彻斯特。从曼彻斯特归来后，就像火山喷发一样，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一系列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和《共产党宣言》。在这些著作里，尤其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达了他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正当性的理解：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这些表述可以被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世界图景。[9]然而，在形成上述图景的时候，马克思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经济理论，不可能对这一图景加以具体的说明。在此意义上，这种图景仍具有科学假说的性质，要把上述图景变为科学，还有待于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寓居伦敦，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学研究，最终完成了《资本论》第一部手稿——《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正是在这部手稿里，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马克思解释了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何以能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上，将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在追逐剩余价值的同时，也推动了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系统运用，从而造成生产力的飞速进步。换言之，这部手稿第一次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提出的经济世界图景作了系统的、科学的论证。
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包含着解释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何以取得生产力发展的参照系理论，它揭示了生产率、剩余价值率和实际工资率三者并行增长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也提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理学，或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揭示了导致其走向危机的各种矛盾。
在此意义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事实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但令人遗憾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长期所宣传的，主要是这一理论中的病理学部分，相对忽视了其中的参照系理论。这样一来，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作为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显得有些被动或“落伍”，因为在其教科书里，缺乏一个堪与新古典参照系理论相抗衡的，解释市场经济何以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理论。
在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并存和相互竞争的格局中，这一弱点自然不可避免地会为对手所利用。标榜其自身的参照系理论，并将该理论作为理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唯一可能的理论，[10]不仅是一种学术见解，而且是压制竞争对手、取得学术霸权的重要手段，构成了福柯意义上的真理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
如果听任这种局面延续和发展，作为政策话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会因为缺乏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理支撑，不断遭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侵蚀、歪曲乃至“殖民”。近年来，笔者屡次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的参照系理论在剥离了资本主义外壳后，其实是一个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也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利用；只有树立一个与新古典主义截然不同的参照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有可能完成从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变，有效地参与学术话语权的竞争，并最终赢得这场竞争。[11]
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在自身的学理化和体系化方面还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如前文提及的，一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生产，通常可以界分为确立图景和编织理论两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还未完全实现第二个阶段的任务，但从一开始就享有一种政治—历史哲学所带来的世界图景的优势。
这种政治—历史哲学发端于毛泽东，他在批判地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中，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意味着，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方法论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河。[12]以这种政治—历史哲学为背景，邓小平（1994：311）在改革伊始宣布：“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他进而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1993：113—114）类似地，习近平（2014a：86）也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习近平（2014b：67—69）还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与这种观念相适应，是在改革之初形成了有关市场和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一般性看法，如邓小平（1993：373）最初提出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种图景的指引下，改革开放的实践开启了一个将建构理性和自发演化融于一炉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制度变迁过程的自我意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制度变迁的历史顶点，而是将市场和国家的协同演化作为制度变迁的根本特征，并将这种持续的制度变迁看作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规律。
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预先注定是一个对实践开放的知识体系，它滥觞于一种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没有将任何既有理论作为教条来对待。如果以一些形式化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显得较为粗糙，但它是对未来开放的，因而有着勃勃的生机。相形之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形式上显得更为精致，却是历史终结论的一根支柱。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严格讲来是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形成了一种至少是实质意义上的霸权。
美国学者史蒂夫·科恩（Steve Cohn）曾经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我国改革初期普遍受到欢迎的九点理由：（1）中国经济中一些遗留的慢性病要求引入新的分析方法；（2）西方经济学家被认为在处理市场经济方面具有更好的专业知识，中国知识分子也渴望与西方经济学家一样参与国际性经济学探讨；（3）在1949年前曾在西方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渴望能与西方同仁重建学术联系；（4）民众对价格和利润等市场术语更为熟悉；（5）新古典经济学借用数学形式包装自己，使自己外表上显得更为科学；（6）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和学生渴望去美国学习，或者在外企工作；（7）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教育被外资企业视作价值观上不再抑制商业的标志；（8）“文化大革命”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严重下降；（9）新古典经济学的亲市场思想迎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了中国共产党内市场化的拥护者（科恩，2017a）。
这些因素可以进一步分类，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理由：其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崛起，科恩的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九个理由均与此相关；其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衰落，如科恩提到的第一和第八个因素；其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主义外表，这是第五个因素；其四，一些在中西方之间促进经济学交流的因素，如科恩在此提及的第三个因素。
不过，这里提及的还是较为肤浅的、偶然的人际关系的因素，正如后文将提及的，科恩还对促进中西方交流的更为深层的制度因素做了分析，正是这些制度因素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霸权。
重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改革后的中国不仅是作为专业知识传播的，它还是一种世界观的核心。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接纳同时也引入了一种新的真理体制，后者描绘了经济现实所应趋向的未来形象。汪晖曾就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做了如下阐述：“今天······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学科是新古典经济学。这是在90年代的发展。在80年代，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仍在计划经济中接受训练。他们已经从西方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他们完全处在共产主义的体系中，并且一旦开放政策宣告成立，完全能够适应和改造它。
有些更为激进的经济学家，··致力于在中国引入纯自由市场理论，但它们对国家来说并不十分有用，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在1990年以后，哈耶克的思想获得了真正的优势。今天经济学—在中国，最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获得了道德的力量。自由放任的原理形成了一种行为准则······没有行为者能够违反。所以目前的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性学科，和其前身一样：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世界观。”（Wang，2003：77—78）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霸权形成过程中，一系列制度因素，尤其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美国相关联的制度因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科恩追溯了这方面的历史，提供了一些重要背景和材料。
科恩（2017a）写道：“如同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一样，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 和几个西方基金会希望与中国的同仁分享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也相似地希望与中国决策者共用同一种表达话语，西方政府和国外投资者希望在中国发展一种能与他们对互惠互利的观念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尽管这些国外影响都是被国外利益所驱动，它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受到了中国的欢迎。”
1980年，中国正式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一项由世界银行委托的研究，指出了中国经济学教科书和大学经济学课程中的“不足”，建议增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教育。结果，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在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增设更多的新古典经济学课程，同时还专门成立了委员会来编写与美国教科书类似的经济学教材。
世界银行Logo（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美国的各种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在向中国输出经济学知识方面也非常积极。科恩（2017a）写道：1985年，福特基金斥巨资建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美国委员会，邹至庄和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DwightH.Perkins）任主席。除了资助中国毕业生参加留美项目以外，这个委员会还举办夏季研讨会，为中国教授提供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以及资助一些研究项目。福特基金会20世纪80年代资助了在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为期一年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生培训项目（所谓福特班），为赴美学习经济学的博十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中美经济学家间的合作研究等。
珀金斯对该委员会的运作有如下论述，这些论述表明了该委员会在其援助项目背后的更深层意图：“对于这些现代经济学训练方面的努力，最初的理念是：它们将使中国毕业生准备好到国外，主要是在美国的大学，接受严格的研究生课程的训练。这方面的主要项目是每年训练经济学研究生，规模从最初的50人扩大到后来的100人，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确实到美国继续深造了。我们相信，这些学生一般要在美国花5—6年的时间，然后回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期望每年能有50—100名经济学博士回到中国。如果当中能有1／3回到名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这些名牌大学的经济学项目将会迅速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一旦发生，它们将进一步影响那些一般院校。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将会被这些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年轻人主导。他们进入决策层的时间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主要是因为进入决策层的人大多有一头灰白的头发，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如此。”（科恩，2017a）虽然因为中国博士生对归国工作缺乏积极性，上述进程一度被延宕，但最终这个项目还是如当初设计的那样运行了。
另一个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学教育“新古典化”改革的机构，是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该中心的内部通讯（Economic Reform Today No．4， 1999）有过如下报道：“CIPE的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CES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它向数以千计的学生传授关于市场的经济学，并且影响了许多高层政策制定者。
CES的活动对在中国建立新的私人团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中，CIPE开始资助一些新的机构，如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有了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的资金支持，CIPE与CES在中国的8个项目上展开合作，这些项目在塑造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对私企的认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并重新促进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经济学家回国。”（科恩，2017a）
科恩认为，CIPE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张的最重要贡献，是它对CES经济学博士回国项目的支持。在邹至庄、美国经济学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大批中国学生赴美国留学攻读经济学学位，但最终只有很少的毕业生回到了中国。CIPE力图扭转这一态势。珀金斯就此评论道：“来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并没有回国。一度······有约3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他们要么已经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要么即将获得。这300人中，当时只有一个人回到了中国任教或进入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工作。
正因为如此，CES曾经只是一个尝试着适应美国生活的年轻中国经济学者的小俱乐部，而现在，它离这个角色开始有点远了。CES逐渐变成了一个主要目的是让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现状保持了解的组织······CIPE 支持CES举行的会议虽不是造成这一趋势的唯一媒介，但确实是最关键的媒介。CES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创造的联系网络，则促进了这一过程······在我看来，如果CIPE迄今对CES的资助没有用来干别的，只创造了一种让二三十个经济学家回国的氛围，那钱花得才算是值得的。”（科恩，2017a）
顶级学术期刊的内容和价值取向，是一门学科的学术研究风向标。新古典经济学的崛起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对式微，也反映在经济学期刊的变化上。科恩（2017b）试图理解这种变化的原因，他发现，最终主导这一变化的似乎是某种匿名的、无处不在的结构性力量：“笔者试图弄清审稿政策如何改变，由谁负责。最终笔者得到的印象是，这是结构性的转变，也就是它反映了广泛的力量，而不是某个人的决定。”
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分化和并存
科恩的观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少在学术界，中国已经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居于主导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代表的知识体系相并存，形成了两种知识体系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的格局。以下三幅图是利用中国知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数据，依靠文献计量学软件得到的发文量变动趋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演变和分化的概貌。
图1反映了改革以来经济学的多元化态势，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这三种理论范式鼎足而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图2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进入21世纪后的强势崛起；图3则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竞争性共存的格局。
从中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之后，以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为主题词的发文量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约在2015年，后者终于实现反超，并有持续之势。
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上述分化，造成经济学界在理解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理论。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类型学划分，将所有市场经济理论区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市场经济理论1.0、2.0和3.0（孟捷，2020b）。自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理论1.0；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提倡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理论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属于市场经济理论3.0。市场经济理论3.0是对2.0的发展和超越，并与市场经济理论1.0形成根本对立。
第一，两种理论对市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抑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存在迥然不同的理解。市场经济1.0理论主张，市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区别是不同类型制度的区别，在经济运行中，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不应发挥实质性的干预作用。而市场经济理论2.0和3.0则主张，经济和政治并非两类截然不同的制度，政治权力也可以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并因此嵌入经济之中，成为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
第二，两种理论对市场经济当事人的认识不同。在1.0理论看来，市场经济的当事人只有私人企业，而在2.0和3.0理论看来，市场经济的当事人还包括国家乃至竞争性地方政府。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三维主体（即企业、国家和地方政府）构成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维主体的市场经济，要正视国家（甚至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当事人的作用（史正富，2013）。
可以在界分市场经济1.0和3.0理论的基础上，绘出一个坐标系，以展示当代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分化（图4）。图中的横轴代表经济学家所属的理论范式，纵轴代表对中国经济的历史制度分析，这样我们就得到四个向度，横轴的两个向度分别代表两种经济学范式，纵轴的两个向度代表那些以上述范式为基础的历史制度分析。这些向度界定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象限，即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
第一象限的特点是3.0理论范式和3.0制度分析的组合，它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象限则是1.0理论范式和1.0制度分析的组合，代表着与自由主义传统相契合的中国经济理论。图4将诸如财政联邦主义、GDP（国内生产总值）锦标赛竞争论等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理论置于第三象限，这是因为，在解释地方政府行为时，上述理论大体倾向于将地方政府的作用局限于减低交易成本，在此意义上，它们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孟捷、吴丰华，2020）。
除了上面两个截然对立的象限之外，中国经济学还存在一些具有过渡性质的理论，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制度分析破除了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条，但在纯理论范式上，却依然沿袭了属于市场经济1.0理论的比较优势学说，这种矛盾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影响力。[13]
中国经济学知识的生产和治理
改革以来，伴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两重知识生产和真理体制并存的格局，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知识生产体制，另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生产体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私人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获得了普遍的发展，与之相应的结构性力量需要通过特定的知识体系表达其利益和诉求。
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居于阿尔蒂塞所谓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这样一来，两种知识体系、两种真理体制在诸如学校、出版、传播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的长期并存，就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现象。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种极具进攻性的知识生产和真理体制，它不仅沿袭传统自由主义，将市场或价格机制作为唯一可能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且试图以市场原则蚕食并重构社会和国家，这样一来，它就不仅代表着一种学术霸权，而且对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直接构成了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坚决反对“全盘私有化”，要求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产权体制。
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线；2011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同志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不搞私有化”；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4]
围绕私有化问题的利益和政治纷争，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比如，以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为例，如图2所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与提倡私有化的西方经济学家如科斯、哈耶克等人相关联的文章发表量（同时包含赞成或反对他们的论文）几乎一直在持续增长，直至2012年以后，才开始明显下降。
在《论再生产》一书里，阿尔都塞曾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阶级冲突发表过如下看法。他提出，第一，这种冲突，事实上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前哨站。“经济的斗争总是停留于暗处，这是它的宿命，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政治的斗争最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爆发，它集结起一切力量来保障自己最终战斗（即为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战斗）的方向。
”至于意识形态的斗争，“通常领先于政治斗争的公开形式，甚至是遥遥领先于它们”（阿尔都塞，2019：315）。第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这种冲突之所以重要，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职能是维护特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学校为例，它被阿尔蒂塞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为学校掌握着未来，即一代又一代青年。
一种可能的危险是，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所贯彻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旧意识形态（阿尔都塞，2019：199—200）。第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比于其他国家机器而言，是最脆弱的部分，之所以如此，在于它们是多样化的，并且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联系。
一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生动摇，剩下的就是最后的堡垒，即由镇压性国家机器所捍卫的国家权力。在这里，阿尔都塞（2019：317—318）发挥了葛兰西提出的阵地战思想。所谓阵地，就是由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成的堑壕，战斗在这些阵地展开，意味着首先这是一种前哨战，其次这也是一场持久战。
如果说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或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校依然具有这种地位。作为在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居于最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校是各种斗争开展的场所。不同社会势力、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反映世界格局的变化），都集中反映在学校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就经济学知识生产而言，斗争集中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社等机构内部，它们是更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知识生产的目标同样是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在以高校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的并存和竞争，派生出本文所谓经济学知识生产的治理问题，这种知识治理的根本任务，是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对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生产以及这一生产所依赖的权力关系加以调节，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再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知识治理，通常并不限于一国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还有一个国际的维度。从前述科恩的描述可以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成长，是在域外结构性力量的支持下实现的。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是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相互影响、竞争乃至对抗。
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大学、出版社、期刊、学术评价和传播等机构，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超”国家机器，其功能不止在于维护一国内部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再生产，而且可以嵌入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达到维护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霸权的目的。
西方影视作品及其衍生品是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载体。（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西方意识形态“超”国家机器对于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的影响，非常典型地体现在论文的发表上。近十余年来，在国外经济学期刊尤其是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已成为国内高校的一种时尚甚至一种“制度”。然而，正如不少人注意到的，许多国外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经常是先入为主地以新自由主义标准看待中国发展经验的。
这样一来，为了谋求发表，论文作者就会以削足适履的方式将中国经验硬塞进新自由主义分析框架，以逢迎这种标准。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就非常类似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15]（他深受葛兰西的影响）所批判的东方学，这种东方学所描绘的东方，满足了西方对后殖民时代的想象，事实上服务于西方在全球的话语霸权（萨义德，2007）。
上述现象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为解释地方政府竞争而采用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Qian and Weingast，1996；Montinola，Qian，and Weingast，1995）。这一理论较早考察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改革，将地方政府竞争视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此而论，相关作者是有一定贡献的。但问题是，在具体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动机时，这类理论暴露出它不过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这体现在，第一，它将政府行为限定为界定产权、监督合同的履行、提供基础设施等，换言之，政府的作用大体被局限在减低交易成本这一范围内。第二，在解释地方政府动机时，它将其归于追求税收的最大化。但问题是，照此理解的政府和斯密笔下的“守夜人”政府，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追求的只是税收，其行为只是削减交易成本，背后假设了经济和政治作为制度的截然两分，以及政府只是或只应该是自由主义的“小政府”，这显然是理论上的先入之见，丝毫不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
在现实中，中国地方政府是通过土地财政而形成的租金的生产性使用者和分配者，是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是市场的建构者和引领者，是公有产权的代表和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内在环节，而所有这些重要维度几乎都落在上述理论的视野之外了。[16]
经济学知识生产中的****国家和市场
对经济学知识生产开展必要的治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开展这种治理与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并不矛盾。国内某些学者喜欢援引科斯，认为“思想市场”的存在是一种科学的知识体系赖以发展的制度条件，遗憾的是，他们是以望文生义的方式—如果不是故意的话—误用了科斯的概念。事实的真相是，科斯—以及另一美国学者阿龙·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从新自由主义立场出发严厉抨击了自由放任的思想市场，鼓吹对思想市场加以限制。
在科斯（Coase，1974）或迪莱克特（Director，1964）看来，第一，思想市场和产品市场一样，都具有外部性，既然产品市场因外部性的存在需要政府的干预，思想市场又怎能脱离这种干预呢？第二，主张思想市场可以摆脱政府的监管，包含着下述逻辑悖论：知识分子也是由利已心驱策的，他们以为自己所赞同的必然有利于社会，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科斯等人的最终结论是，思想市场的自由和经济自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前者有可能危及后者；为了维护经济自由，必须限制思想市场乃至更为广泛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通常指讨论并参与政府的自由）。[17]
科斯等人的上述论证，若与历史唯物主义或福柯的权力—知识共生论相比，是极为幼稚的。尽管如此，科斯等人却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本文采纳的分析架构的合理性。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绝非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结果。正如前文对科恩的引述所表明的，一系列结构性权力在这一理论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在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中追求自由思想市场，必然会导致将领导权拱手让给对方。
在一种权力退场时，留下的不是真空，而只能是另一种权力。遗憾的是，一些论者未能体察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建立切合中国需要的知识体系，似乎应以摆脱政治干预为前提，比如，郑永年（2018：109）就认为：“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束缚，政治束缚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这种观点是极为片面的。问题不在于回避政治，而是改进政治权力在知识生产—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实践—中的作用方式，以建立一种有效的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
经济学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形成一种福柯式的权力—知识关系。在这种权力—知识关系存在的前提下，知识并不单纯是由知识主体的活动生产出来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这种权力—知识关系本身，它决定了知识的形态和可能的知识领域。[18]福柯的这种观点也界定了知识分子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能脱离特定的权力—知识关系来理解，而毋宁是在权力—知识关系中形成的。
至少在所谓“人的科学”（the human sciences）中，即那些同时将人作为知识的主体和客体、作为研究者和被研究的对象的科学当中，价值自由、价值中性以及与价值无关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Smart，2002：58—59）。在此意义上，与郑永年的设想不同，知识治理的目标，显然不是让知识分子在一个完全自主的、独立的天地内进行知识的创造，因为这样一种和权力脱节的独立天地从来就是一种虚构。
福柯指认的权力—知识关系，是与各种机构或组织（学校、监狱、军队、工厂等等）相伴随的，此处的权力，是一种微观组织的权力。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与知识生产相关联的制度并不局限于微观组织的层面，也涉及国家或整个社会层面；不仅包含特定社会经济体制中的根本制度，也包含那些与知识生产直接关联的制度，这些不同层次的制度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在我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知识生产和治理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前提。
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知识生产往往是分散进行的，单纯依靠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并不足以完成知识生产和知识治理的任务。在现实中，还需要一些更为切近地服务于知识生产和知识治理的制度。这意味着，在政治上层建筑即葛兰西所谓政治社会之外，我们还需要在属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建构一种有效的知识治理机制，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在学校、科研机构、资金供给和分配体制、学术发表和评价体系、思想传播体系等方面确立相匹配的制度，采纳相应的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体系就难以真正确立自己的领导权。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应围绕知识生产和知识治理构建相应的制度，以促进中国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郑永年曾主张，要限制政府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在政府和知识生产之间确立一个边界。与此同时，他也看到，知识分子有可能依附于商业利益，从而“产生不负责任的知识体系，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在知识生产和资本之间，也应确立一个边界（郑永年，2018：248）。
这一“两种边界说”，提出了下述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关键问题：知识生产和治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最重要的是处理好知识生产和政府、知识生产和市场（或资本）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市场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知识治理的任务在于如何运用、协调和限制这两种权力的影响，形成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知识体系生产和治理的制度架构。要达到这个目标，自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与知识治理相关的制度和策略问题。限于本文的性质与篇幅，笔者不拟深入于这些问题的细节，仅限于提出若干基本原则，以备将来讨论。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或话语生产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官方的政策话语的生产，另一种是学术话语的生产。这两种话语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知识生产和治理中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当前，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或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是经济学知识生产中的主要瓶颈。应设法鼓励相关学术话语的创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
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第二，知识生产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一个“分散决策”的环境。正如前文论及的，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陷于风雨飘摇之际，凯恩斯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提出，分别代表了两种革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路线，其宗旨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体系中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知识体系的生产和治理，应顾及到知识生产的这种分散的或去中心化的特点，在资金分配、课题立项、教科书编纂、学术评奖、人才选拔中，应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乃至不同学派的竞争，以更好地发挥学术话语作为“工具箱”在社会主义话语实践中的作用。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中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市场”：来自各种海外基金会、跨国公司及其他市场主体的捐助，对经济学知识生产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诱导作用，在大学和这些市场主体之间，全然没有任何制度、政策所划定的清晰的边界，换言之，被科斯等人讥刺的“思想市场”，在相当程度上却成了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前引科恩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对这一“市场”加以必要的限制和管理，是一个亟待提上议程的问题。在大学、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与市场（资本）之间，应当建设某种“防火墙”，确立适当的边界，以最大限度减少资本对知识生产的负面影响。
“北京共识”与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
有关中国是否存在自身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以及如何建立和发展这一知识体系的问题，近年来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仍以郑永年为例，他提到，大国发展和崛起，需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造就一个为世界接受的知识体系。
这个知识体系要回答“我是谁”这样的自我认同问题，同时也要取得外界的承认。郑永年认为，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中国还没有建立这样的知识体系：其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与后者之间缺乏价值的认同；其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与权力无涉的独立性，加之学术生产部门的某些制度缺失，使知识分子难以胜任解释世界的使命，没能就中国模式提供一个解释性的理论。
郑永年的某些观察是非常敏锐的，但是，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他的具体论证往往流于片面。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一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的知识体系。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今天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知识体系的生产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
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新定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不仅为改革实践提供了指引，而且解释了改革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于这一知识体系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在何种意义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学理化，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这样的知识体系存在和发展着，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问题只在于，这一知识体系迄今还没有为西方所接纳。依照郑永年的看法，要解决这个能否被外界承认的问题，取决于能否提出一个更为科学的解释性理论，为此郑永年（2018：92、98）写道：“首要的任务是生产出能够解释社会的知识体系。“只有在世界解释好之后，才能把世界改造得更好。”“如果不能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就很难争取到和西方的平等话语权。”有趣的是，郑永年（2018：69）在其著作里还曾提及福柯，认为福柯强调了权力对话语形成的影响；可是，他的那种以为话语权取决于能否预先生产出真理的观点，表明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福柯的思想。[19]
从福柯的观点看，根本不存在脱离特定权力关系的真理；知识无法在权力之外被生产出来。郑永年所设想的先生产出真理，然后再取得话语权的观点，与福柯本人的思想可谓南辕北辙。中国的知识体系能否被外界接纳，并不单纯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生产的问题，而是能否经由自身的发展道路，在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中—最终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超）国家机器内部—获得相应的权力，进而得到身份认同的问题。只有在获得这一权力的同时，才会有为西方所承认的中国知识体系。
因此，这也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为承认而斗争”的问题。只要我们认识到，任何一种得到承认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是一种被接纳的权力，那么所谓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是一个伪命题，至少不是一个可以撇开现实权力结构而单独提出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产生世界反响，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生产，还可以在国外学术界围绕“北京共识”的讨论中略见一斑。2004年，美国学者乔舒亚·拉莫（Joshua C．Ramo）出版了题为“北京共识”一书，认为中国通过探索和实践，摸索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Ramo，2004）。尽管拉莫对“北京共识”的含义并未做足够充分的探讨，这一概念的使用本身却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巴里·诺顿（BarryNaughton）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Naughton（2010）曾在一篇文章里讨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与其普遍的可运用性之间的关系。诺顿在文章开篇就讨论了“北京共识”，他提出，“北京共识”能否成立取决于下述条件：关于“北京”的普遍经验能否最终阐明一些重大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塑造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发展政策。在他看来，“北京共识”的支持者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北京”决策者的独特进路对于中国引人注目的快速增长是关键性的；其二，为什么那些独特的进路同时可以运用于其他极为不同的环境。他认为，迄今为止没人能够成功地在经济学上阐明这两个问题。
所谓“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提出的。诺顿对“北京共识”的质疑，也可运用于“华盛顿共识”—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关键性的？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独特进路可以运用于亚非拉的不同国家？事实上，“华盛顿共识”这一概念的最初使用者美国学者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20]就提出过这两个问题，并借此批判了“华盛顿共识”。
他指出：“华盛顿竭力向其他国家鼓吹的经济政策可以总结为三点：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外向型经济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然而，“华盛顿的绝大多数技术官僚都认为：美国并没有成功地实践它所鼓吹的这些政策，这不仅不利于己，也在其他国家产生了不良影响”。他同时还指出：“现在我们还难以判断，是否美国目前鼓吹的政策改革能解决拉美国家经济面临的所有关键问题。”（威廉姆森，2005）
“华盛顿共识”是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组合，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类似政策的提出本应更多地参照发达国家在其过去历史中的成功经验，而不是当下的政策实践，然而，“华盛顿共识”恰恰缺乏这种历史和制度的面向，它刻意回避了发达国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奉行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依照我们所说的去做，而非依照我们实际所做的去做”的虚伪态度（张夏准，2009）。
“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政策范式，具有针对不同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兼容—排斥效应，这指的是，它一方面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另一方面则对其他经济学怀有深刻的敌意。正如Williamson（1990）指出的：华盛顿各方围绕其政策清单的确有一种一致的看法，即所有这些政策都源于主流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发展经济学文献所提倡的思想—诸如大推进、平衡或非平衡增长、剩余劳动，甚至两缺口模型—在推动“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中起到了实质性作用，“华盛顿共识”完全排除了发展经济学文献。
在这种兼容—排斥效应里，存在着福柯所指认的权力—知识关系：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政策范式背后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支撑了“华盛顿”各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等等的权力；另一方面，权力选择并传播它所偏爱的知识体系，使这些知识得以用于塑造并改变现实。
让我们再回到诺顿的问题上来。他对“北京共识”的质疑之所以是片面的，就在于他将“北京共识”（抑或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否形成的标准，仅仅归于其“解释力”。他忽略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经济学知识体系能否与特定权力结构形成前述匹配关系。“华盛顿共识”之所以是“共识”，并非单纯植根于对现实的解释力，而在于“华盛顿”曾握有的在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相关政策的权力。[21]诺顿本人其实也无意间表达了这一规律，如他所说的：“在全球舞台上，尚不存在代表北京经济学家观点的重要机构。”(Naughton,2010)
注释：
[1]新古典经济学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对这一命题需要作如下解释。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比如，它还包括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那么，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相较于其他流派，构成了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呢？在笔者看来，这是由于只有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微观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广为流行的参照系理论的缘故，这一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及其资源配置效率。从其结构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是由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理论共同组成的，在这些理论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崛起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看待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却可能存在分歧。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评论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人的研究时就曾提出，以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其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不如说是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斯蒂格利茨，1988：12、15）。依照这种理解，将新古典微观理论划归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难以成立的。但是，笔者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究竟是否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取决于这一理论“自在的”性质（如斯蒂格利茨所理解的），而在于其在何种意义上被大多数新古典主义者看待和利用。在新古典主义教科书和论文里，微观经济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用于证明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人类的一种经济组织，而且是唯一合理的经济组织。这种理论的意识形态效果，恰恰就是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那些表面上偏离了新自由主义的学说，比如新凯恩斯主义，由于在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概念中依然默认了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参照系，就被一根或明或暗的线和新自由主义牵连在一起了。
[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曾指出：“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18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恩格斯，1956：657)
[3]多译为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
[4]“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不是一些先于治理术运转的自然权利，而是治理实践本身所特有的某种自然性。治理行为的对象具有一种其独有的自然。治理行为本身具有一种特有的自然并且这种自然才是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福柯，2018：22）
[5]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为例，他“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参见马克思（1972：16）。
[6]新古典经济学的伪科学主义，在所谓阿罗—德布鲁模型中达到了巅峰。这个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全部理论的核心，因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资本主义是否能永远存活下去—的论证，是由这个模型给出的。阿罗—德布鲁模型在假设技术、资源、消费者偏好等均为给定的前提下，证明了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的存在。阿罗—德布鲁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这类模型最早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那里就遭到了批判，在熊彼特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资源配置理论抽象了创新，不是一个解释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熊彼特，1990）。现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对阿罗—德布鲁模型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批判，他指出，该模型所依赖的假设不仅没有为接纳技术创新留有余地，且无法通过对模型的改进以纳入创新（斯蒂格利茨，1998：173）。
[7]福柯（2018）在其《生命政治的诞生》一书里，对德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做了细致的学术史研究，笔者在此参考了他的论述。
[8]福柯（2018：180）提及，弗莱堡学派的观点启示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尤其是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的理论。诺思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学者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改革以来对中国经济学影响最大的国外经济学流派。
[9]此处的图景一词来自熊彼特（1991：73—79），他在《经济分析史》里区分了图景和理论，前者指的是理论家对现实世界的根本态度和看法，具有前理论的特点，但对理论的建构有根本影响；每一位思想家首先形成的是图景，此后理论才被编制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勾勒的图景，即他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演化过程的看法，也影响到熊彼特及当代演化经济学。
[10]“参照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通过与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参照系相比较，人们就可以知道一个……经济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和信息利用的效率方面的好坏，以及现实当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与理想的竞争市场机制相差多远，并且提供相应的经济政策。”参见田国强（2005）。
[11]从体系结构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参照系、市场失灵与国家的经济作用诸理论构成的整体。参见孟捷（2018a，2020a）。
[12]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详细阐述，可参见孟捷（2022）。毛泽东的政治—历史哲学思想可以溯源到新民主主义时期，他曾指出：“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毛泽东，1996：109）；“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1991：1079）。
[13]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本·法恩（Ben Fine，亦有译为本·法因）及其合作者曾撰文批评新结构经济学，指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即一方面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又刻意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Fine and Waeyenberge（2013）写道：切近地考察新结构经济学，却表明比较优势这一核心理论概念在性质上是有缺陷的，同时也揭示出，它坚持致力于以有缺陷的、不连贯的方式应用新古典经济学，且伴随着政策范围上的一贯狭隘性。通过承认国家可以凭借其制度和政策措施影响比较优势，允许比较优势在时间中因要素禀赋的变化而改变，以及接纳外国直接投资，新结构经济学形成了和新古典经济学内在基础的偏离。
[14]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对公有制怀有偏见的作者，从这些现象中观察到，提倡私有化的话语实践在中国面临着被挫败的局面：中国官方文件并没有明确地接纳“私有化”，决策者偏爱谈论“重组”或“所有制多元化”。事实上，在官方措辞中，“私有化”一词变得越来越带有贬义，充满了一种行为不当的含义。他们不无担忧地认为：似乎不证自明的是，这些自我设置的意识形态界限将会扭曲当代中国公有制的演变。参见Tsai andNaughton(2015:11)。
[15]亦有译为爱德华·萨义德。
[16]对财政联邦主义乃至锦标赛竞争理论的进一步批评，可参见孟捷、吴丰华（2020）。
[17]参见Director(1964);Coase(1974)。
[18]“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参见福柯（2019：29）。
[19]郑永年不仅相信科学的知识体系的生产是大国崛起的前提条件，而且认为这样的知识体系是注定普惠于全世界的。他以英国为例写道：“古典自由主义的确立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个理论体系既有利于英国，为英国在全球的贸易做了合理的论证，同时也有利于全世界，推动了世界贸易经济的发展。一个利已利人的思想体系也使得英国在很长时期里掌控了世界的话语权，充当了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的角色。”（郑永年，2018：99—100）在这里，他自相矛盾地陷入了他所批判的西方知识体系的陷阱。
[20]Williamson（1990）界定了在“华盛顿共识”一词中作为权力象征的“华盛顿”的含义，提出这里的华盛顿包含着政治华盛顿和技术官僚华盛顿这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美国国会和政府的高级成员，后者则囊括了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政府的经济部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一些智库。
[21]Williamson（2000）提到，1985年，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旨在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贝克计划”，敦促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将私有化作为官方对外政策的内容，从此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便开始致力于推动拉美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私有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