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考古这十年，我们如何论证五千年文明史？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过去的十年，可谓是中国学术大发展的十年。

在大发展的潮流中，作为承载中华民族根源的人文学科，历史学也步入了快车道，其中考古领域的成果尤为引人瞩目，以至有考古“黄金十年”的说法。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据统计在过去十年里，全国各地共推进88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开展的文物保护工程超过1万项，各种以考古为主题的展览更是超过了3万项，数量均远超以往。

考古的成果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研究的质量。围绕关乎中华文明的若干重要问题，过去十年的考古发现可谓成果斐然。本文将由此出发，从一些重要问题，观察过去十年的考古成就及其意义。

五千年文明的追踪

中国人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骄傲，但是在国际范围的学术讨论中，中国学者长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千年”究竟在哪里？中国虽然有浩如烟海的历史著述，但史书中可以明确年代的上限却只能追述到是公元前841年，要想再往前延伸，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考古学。

自上世纪开始，考古学家承担起了追溯中华文明历史的责任，并且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将中华文明史的实证记录向前延伸了一大段。但即便如此，距离五千年还是存在差距。比如被很多网友寄予厚望的二里头遗址，且不论其是否就是夏朝的都城，根据考古学测定的年代，二里头距今不足四千年。还有被人称作“尧都”的陶寺遗址，考古测定的时间也只是在距今四千年上下。

图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都城遗址中心区多网格式布局示意图。新华社发（二里头考古工作队供图）

众所周知，唐尧虞舜已经是上古时代的帝王，如果他们活动的时间距离当下只有四千多年，那么五千年的文明史要怎样表述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直是困扰中国学者的问题，以至于不少人提出，或许“四千年文明史”的说法更为稳妥。不过，最近十年的良渚考古发现，为解释“五千年文明史”重要问题提供了极佳路径。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良渚考古发掘就已经展开，并且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最初，良渚更多被视作一处有特色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其精美的玉器让人印象深刻。但近年来，通过更加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研究者在良渚有了全新发现。

通过更大范围内的考古，十余条五千年前的人工堤坝被发现，我们看到了良渚先民修建的水利系统。在水利灌溉与保护下，考古进一步显示，良渚不仅有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还有专业化的手工业。更深入的研究表明，以玉器为核心的礼制在良渚酝酿成型，进而出现了阶级分化、权力分配，形成了早期的国家。

基于良渚的考古成果证明，五千年前的中国土地上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这不仅让中华五千年文明有迹可循，也有力挑战了西方提出的“文明标准”概念。

这是良渚博物院展示的现代稻谷和良渚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右）的实物对比。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如果只有一处良渚，大概还会有人提出异议。但在过去十年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点开花、成果丰富，良渚只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处。其他如河南双槐树、平粮台，陕西石峁、芦山峁，湖北石家河、城河，山东焦家、岗上等遗址，从各个方面呈现了四千年、五千年左右的史前文明成果，无可辩驳得证实了中华文明在上古的踪迹。

考古学因其学科特点，向来承担着补充历史空白、追述文明起源的任务。对于大众而言，“文明起源”更是热切期盼的考古项目。于此而言，最近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称得上不负众望，考古人用丰硕成果延伸了中国历史的轴线，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文明脉络的连接

经过几代学者的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华文明的奠基可以追溯至万年前，距今八千年文明起源，六千年前加速，在距今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于四千年前形成王国，在三千年前出现稳固的王权，进而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

事实上，若就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而言，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时间都比中国要早，但这些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鲜明的特性，中华文明不仅延续五千年，而且始终保持着独有的文明特色。但是，如何拿出证据，说明中华文明的五千年来延绵不绝，又是一个困扰历史学家的难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提出了“满天星斗说”学说，将中华大地上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划分为六大板块。在满天星斗理论下，早期中国大地上分布着诸多各具特色的文明，而后逐渐出现一支强大的文明，由“满天星斗”走入“月明星稀”，引导中华文明进入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

这个重要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成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模式的重要出发点。但是，史前文明理论的完善还需要考古知识的支撑，近十年来的考古成果恰恰起到了这个关键作用，有力证明了中国早期历史从“满天繁星”到“月明星稀”的历史面貌，完成了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连接线”。

何尊铭文（资料图）

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证明，在距今五千年前，从北方的西辽河到中原的黄河流域，再到长江中下游流域，诸如牛河梁、凌家滩、双槐树、良渚等诸多文化遗址都呈现出了早期文明的样貌。在约5000年前，中华大地的各区域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各处文化犹如满天星斗一般，在当时的亚欧大陆东端闪耀。

此后，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演进和斗争，在距今约3800年前后的中原地区，出现了更为成熟，也更强大的文明形态。这股力量从二里头等处延伸，有力地向周边传播文化、辐射影响力，成为了此后中华文明的引领者与核心。

连接四、五千年之前的文明延续，需要足够有力的证据，这对当代的中国考古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今天的中国考古人，无论是技术准备还是知识储备，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在过去，大众眼中的考古学家往往是“手铲释天书”，或是“洛阳铲看地脉”，更有离奇者，非要说考古与盗墓无异。但在最近十年里，这种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变。比如前不久火热一时的三星堆考古直播，让人们看到了高科技加持的“考古方舱”，看到了充满科技感、多学科交叉的考古实验室，也看到了考古学家的真实工作场景。

这是在四川省广汉市拍摄的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中新发现的青铜器局部。新华网资料图

在一流技术和精深研究的加持下，中国考古得出的结论是谁也无法质疑的。即便是西方第一流的学者，也对近年来中国考古的成就赞叹不已。2021年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公布不久，哈佛大学考古系主任在《华盛顿邮报》撰文，高度赞扬中国的考古成果，称当下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三星堆关乎的古蜀地文明，以及古蜀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融关系，自然得到了证实。

有意思的是，在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里，中国学者花费很大的力气，也未必能让西方媒体安静下来。但在最近十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呈现的证据面前，有美国学者发现，美国媒体竟然对中国的考古发现“保持沉默”。其中的原因或许并不复杂。

延绵不绝的责任传承

上古研究并非考古学的全部，在广义范畴上，上到人类起源下到当今的文明史都可以是考古学研究的范畴。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研究不仅在文明起源问题上成果斐然，还在许多重要的研究中发挥着作用，承担着考古学的责任。

比如在边疆地区，像新疆石城子遗址、北庭故城遗址，西藏藏玛不错遗址、当雄墓地等重要考古相继问世，不仅为探讨农业起源、族群迁徙、史前环境等话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而且无可争辩地证实了历史时期多民族的共存与交流。特别是古代西域的系列考古发现，有力补充了文字史料的缺失，清晰还原了古代中央政府治理与管辖西域的历史。

如果我们去观察最近十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新疆、西藏、内蒙古、黑龙江、云南、海南等省区都屡有考古发现上榜。

经过长达6年的发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基本确定，位于新疆奇台县境内的石城子遗址就是东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图自新华网

考古学承担的责任不仅不止于古代，也在于近现代。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考古学自诞生之初就与民族兴亡紧密关联，直至今天也是如此。过去十年里，诸如致远舰、经远舰、定远舰等甲午海战沉船相继发现，相关考古研究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水下考古的先河，也为教育后人、警醒国人提供了最直观的证据。

今日的中国考古学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且势不可挡。据统计，十年前的2012年，全国发掘项目约800项，而在十年后，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400多项。长期以来被贴着“小众”标签的考古学，也在最近几年越发贴近公众。《考古公开课》、《国家宝藏》等节目一再被公众追捧，各地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掀起浪潮，就连具有玩具性质的考古盲盒也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需要代代传承，中国人不仅要开创未来，也要延续古往。而由于中国历史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愈发强大的影响力，中国考古学也必然会在国际舞台上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过去十年成果辉煌，未来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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