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美联储面临终极挑战

提问：8月美国通胀略高于预期，显示通胀具有粘性，您认为这一现象背后主要有哪些因素支撑？目前来看，通胀见顶了吗？如何看待未来一个阶段美国的通胀形势和中长期通胀中枢的变化？美国真的还能回到2%的通胀率吗？

罗奇：“略高”这个说法还是低估了8月美国令人失望的通胀表现。5、6月美国通胀经历了极其迅速的增长，相比起来，8月通胀确实仅“略高于”7月，但依然远高于大部分分析师和市场人士的预测——此前，人们曾预计会出现连续大幅下滑。

与前几个月一样，8月的通胀表现令人失望。个人消费支出（PCE）总平减指数上升0.3%，核心PCE平减指数——长期以来美联储最喜欢的通胀指标——攀升0.6%。

与去年同期相比，8月美国核心PCE平减指数加速升至4.9%（7月为4.7%），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预期的那样下降。这些数字确实仍然低于3月的峰值，但只关注“通胀峰值”会导致我们忽视美国通胀问题最关键的一个方面：虽然3月美国通胀确实很可能已经达到峰值，但比起这个，达峰后的通胀回落轨迹要重要得多，而3月以后的通胀回落速度非常缓慢。

事实证明，美国当前这种长期、广泛的通胀极其棘手，因此，美联储想回到2%的通胀目标水平会是一个非常漫长、艰难的过程。所谓的通胀“达峰”的说法其实就是变相地说“通胀是暂时的”，未来将证明这是一个重大错误。

美联储主席：将继续提高利率 直到通胀缓解。图源：视觉中国

提问：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调至3.00-3.25%，您对四季度和未来一年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节奏，以及联邦基金利率的峰值有何展望？

罗奇：美国当前的名义联邦基金利率（FFR）为3.1%，仍比整体CPI通胀率三个月来的均值8%低整整5个百分点。

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判断货币政策立场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关注整体通胀，而不是核心通胀。关注核心通胀就意味着假设一些主要的价格冲击都是暂时性的，像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之前做的那样。

在上世纪70年代，美联储原主席Arthur Burns——也是我的第一任老板——就曾反复忽视一系列短暂价格冲击，最终酿成大错。

而时至今日，美联储还在重复着这个错误，在分析时剔除所谓的一次性或者说特殊的因素，只关注核心通胀率，而实际情况远比这个指标所显示的要棘手得多。美联储和市场都低估了价格压力的扩散以及在此背景下重回2%目标通胀水平所需要的货币紧缩力度。

鲍威尔表示，为遏制通胀压力，美国须采取“限制性”（restrictive）货币政策。基于整体CPI的中性政策利率——即1960-2021年间实际联邦基金利率的均值——为1.1%。

所谓的“限制性”利率肯定要高于中性利率，这里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姑且假设实际联邦基金利率至少要到2%。但是，美国当前的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为-5%，甚至还远远没达到中性利率，更不用说限制性的利率了。

如果我们假设当前的通胀回落轨迹最终会比预计拉得更长，我估计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可能得升到5-6%的区间才能达到“限制性利率”的标准。这意味着，从目前的利率水平来看，美联储可能才打赢了这场抗通胀斗争的一半。

提问：您如何看待本轮加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如何展望美国的经济前景？美联储是否低估了经济衰退和劳动力市场崩溃的可能性？

罗奇：美国经济已经明显放缓，但至今尚未陷入衰退，从高度紧俏的劳动力市场也可见一斑。2022年上半年，美国实际GDP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尽管很多人将此和过去的经济衰退联系起来，但目前来看，这依然是技术性的，并不代表美国经济一定会陷入大规模周期性衰退。

不过，如果我对于美联储为控制通胀而所需落实的加息幅度估计准确，那么在2023年，美国经济很可能无法避免衰退。我们都知道，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存在一个很长的滞后期，往往在12-18个月之间。我自己的研究显示，实际利率的变化对于评估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非常关键。

基于此，结论已经非常明了：美联储已经释放信号表明将从历史性的大规模货币宽松转向更加限制性的政策立场。这基本上已经相当于一场大规模的范式转换。过去三次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上连续加息75个基点，已经是1982年初（保罗·沃尔克执掌美联储的时代）到现在为止最大幅度的货币紧缩了。

在政策利率达到限制性的水平之前，美联储可能还要再进行几次加息，最终导致的范式转换或将无比剧烈，也正是这点让我相信美国经济将在2023年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

提问：您对美元指数未来走势如何展望？强势美元将对非美元国家和全球市场带来哪些放大效应和外溢风险？

罗奇：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试着回答。两年多前，我曾警告美元可能会崩溃，但结果和我想的大相径庭——美元不仅没有暴跌，反而节节高升。因此，我现在对于货币方面的预测非常谨慎。

我当时预测美元崩溃有三个原因：美国剧增的经常账户赤字、当时非常消极的美联储、以及那时我们对其他货币过度消极的判断，尤其是欧元、人民币以及墨西哥比索和加拿大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除美国外的两方）。虽然当时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确实持续扩大，但事实证明，至少迄今为止，这点并不重要。

美联储当然也已经幡然醒悟，积极牵头应对美国严峻的通胀形势，这是推高美元的决定性因素。如上所述，我推测美联储为了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还要以超出市场预期的幅度继续收紧货币政策。

事后反思我之前对美元的错误预测，这次我认为，美元还会继续保持强势。不过鉴于我过去糟糕的预测，我必须强调我的结论可能未必准确。强势美元的外溢效应不言而喻。

随着美元攀升，其他国家货币贬值，但其（出口）竞争力也随之得到了增强。（更主要的）问题来自于债务偿还压力，尤其是已经债台高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已经发生债务违约的斯里兰卡、黎巴嫩、赞比亚，全球一向“最受欢迎的潦倒国家”阿根廷，以及债务违约已现端倪的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

提问：一些观点认为，全球竞争性加息的趋势正在带来“反向货币战争”，您对此是否赞同？这会带来哪些危害？在平抑通胀之前，我们是否正面临新一轮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

**罗奇：**除中国以外，全球大多数经济体都在经历通胀，那么除了美国以外的这些国家同样收紧货币政策也是正确的。

但是，美联储在全球加息大潮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叠加美元作为全球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让各国央行都开始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零利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在前些年，基于“通胀已经结束”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我们几乎没有对主权债务进行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因为偿债成本极低，各国财政部门肆意开支，并误以为这种情况能永远持续。今天的高通胀以及货币紧缩彻底颠覆了这种错误的逻辑。

在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的冲击下，欧盟已经步入经济衰退，美国2023年也很有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全球不发生经济衰退才是奇迹。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尤其是2012-2016年间，全球还能依赖于中国经济来缓冲冲击，但这次，中国经济也面临多重挑战。美国、欧洲、中国加起来占全球GDP的49%，这三个火车头一旦减速，2023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就几乎成为定局。

法国电力和燃气公司工人举行罢工抗议通货膨胀。图源：视觉中国

提问：面对通胀形势、经济衰退与金融风险，您对非美经济体及其央行的应对措施有何建议？

罗奇：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绝对奏效的解决方案。事后来看，我们可以轻易地批评伯南克、格林斯潘等央行政策制定者，他们把自己的名声全都葬送在了对“大缓和”的幻想中。

今天我们已经明白，对于这种幻想的执着来自于一个关键的错误假设，那就是通胀真的已经一去不返了。市场、财政部门、主权债务管理机构都非常乐意随大流，而且他们还有“现代货币理论”（MMT）这个伪理论为他们的集体策略提供智力支持。

从很多方面看，这几乎就是上世纪70年代在重演。当时我刚毕业，加入美联储担任经济分析师。时任美联储主席Arthur Burns坚持认为当时的通胀是暂时性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因素导致的，和货币政策无关。

遗憾的是，时隔五十年后，鲍威尔重蹈覆辙。要想解决这一系列难题，尤其是在当前高度紧张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留下的经验。很明显，鲍威尔把沃尔克的自传《坚定不移》（Keep At It）摆在了他桌上一个显眼的位置。他肯定也仔细读过这本书——他2022年8月在杰克逊霍尔的讲话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明白货币纪律的好处是一回事，尤其是在大缓和时期长期缺乏货币纪律的情况下，坚持致力于重塑货币纪律、防止滞胀之中的全球经济走向危机又是另外一回事。和当年的沃尔克一样，鲍威尔即将面临这样的终极挑战。

提问：历史上看，美元大幅波动往往使全球货币体系陷入“无锚”的动荡时期。这一次，您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会迎来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各国应该如何共同改进全球货币体系的治理？全球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从单一的货币通胀目标制过渡到包括稳定增长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多目标管理体系？

罗奇：长期以来，我一直支持在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责中增加金融稳定这个目标。在2000年代初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我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又一再重申这一点。

我坚持认为，各国央行鼓励从以收入为基础的经济向对资产（高度）依赖的经济过渡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由于盲目相信“大缓和”，加之极低的利率以及从估值过高的资产中榨取财富的新技术，资产依赖型经济声称可以支持收入受限的经济增长，并且不产生任何代价——也许他们确实是这么想的。

但我警告说，总有一天通胀会卷土重来，“大缓和”将不再伟大。这一天已经来了，同时金融风险正在全球蔓延。是的，央行政策制定者们也知道他们应该更加认真地对待这种风险。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主要央行开始定期发布“金融稳定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现在也在发布基于国际视角的类似报告。但这还不够，这充其量只是一项“软”金融稳定任务，只是口头上说说可能出现重大问题。

决定金融稳定的因素——资产价值、杠杆率和与资产相关的对实体经济的扭曲——需要明确化，纳入正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即国会立法）以及央行的使命当中。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2016年曾展望过“多目标货币政策”。在不损害现有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的情况下，从软金融稳定规定转向硬金融稳定规定，将是朝着“多目标货币政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虽然从理论上讲，多目标体系框架下的国际协调会很理想，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实际可能性接近于零。这就要求各央行在应对自身金融稳定风险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行动可能产生的全球外溢效应。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最近在纽约联储研究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对这种做法的重要认可。

而这提出了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用一个单一的政策工具来平衡多重目标。今天，这意味着要解决通胀控制和金融稳定之间的权衡问题；未来，失业率无疑会上升，这可能意味着其他的权衡。只有真正独立于政治压力的央行才能以沃尔克式的纪律和专注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坚定不移”并不容易，但归根结底，这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