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这道复杂的选择题，中国人做了数千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不久之前，一篇名为《我的县长父亲》的文章在网上引发了热议，起初舆情纷纷，嘲弄连篇。不过，当作者将整篇文章的实况呈现在人们面前之后，舆论却出现了翻转。

原来，这篇文章既不是为了炫耀父亲的显赫，也不是想要“子以父贵”，而是追忆了一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普通读者大多会被这位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却始终心怀人民，致力于造福百姓的县长所感动。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人们对于贤明政治的向往，古今如是。当代的县长惹人注意，如果是在古代呢？古代的州县官员们又有着一副怎样的生活图景？本文期望回溯历史，围绕这些问题略作展开。

想当县令不容易

在文艺作品中，常以“七品芝麻官”形容县令。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在中国古代的国家架构中，州县一级是最基层的官方机构，故而州县官有着“亲民官”之名。由于层级最低，称其为“芝麻官”倒也没问题。然而，这个看起来级别很低的官位，有人不屑一顾，却也有很多人望而却步。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选官模式不同，成为县令的路径也不相同。

就选官制度而言，中国历史上大致有三个时期，春秋战国以前贵族世袭为官，称作“世卿世禄制”。西汉以来，察举制成为拔擢官员的主要途径。隋唐以降，随着科举制的完善，进士成为官场中的新力量。经过制度的完善，宋代以后，科举成为最为正统，也最为主要的选官路径。

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有的人起步就是中央高官，有的人一辈子都做牛做马。这样的局面在察举制的时代得到了改变，理论上，只要你表现优异，就有机会得到官员的举荐，再通过朝廷的考察得到官职。比如汉武帝时候的公孙弘，他本来是个养猪的，毫无社会地位可言，但因为研读《公羊传》小有名望，对待继母又孝顺恭敬，被地方官推荐入朝参加对策，结果被汉武帝看重，骤然拔擢为丞相。

“布衣丞相”都能有，察举制产出的“布衣县令”更是不可胜数。

如果害怕中央的考试，还有另一条路可以当县令。在察举选官的时代，高级官员不仅能向朝廷举荐人才，也可以自辟僚署，也就是自行选拔副官、参谋。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县令，根据学者的统计，在曹魏时期的县令中，公府转任的比例甚至要高于朝廷直接任命的比例。因此，在察举时代，想要成为县令，核心是能得到高官的赏识，若能直接拔擢为僚属，则再好不过。

虽然察举制取代了贵族世袭制，但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人为干预色彩。只要出身士族，哪怕不是王、谢、桓、庾这样的一等门阀，当个县令也照样轻轻松松。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虽然我们欣赏他的气节，但倘若观察他的仕途，就会发现陶渊明当官实在是太容易了，丢官也根本不当回事。

隋唐以后，随着科举的兴起，这种不费力气就能当县令，而且不把县令当回事的情况逐渐远去。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科举与选官在国家制度层面逐渐合一，想要成为县令，最主要的渠道是取得科举功名。在明清时期，要想成为县令，除了特殊的路径，绝大多数人至少要考个举人的功名。

影视剧资料图

之所以要考举人，是因为按照科举选官的规则，举人有资格当官。但是，有资格当，不一定代表就能当。在《范进中举》的故事中，成为举人老爷的范进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但如果他真的去吏部报道，会发现自己还差得远。

由于科举录取人数增加、恩科较多等原因，清代官员供大于求，举人们往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上任。有学者推算，清代后期只有十分之一的举人能够当上知县，所谓的“芝麻官”对很多人来说实为奢望。要想当上县令，最稳妥的办法还是继续参加科举，直到考中进士。

朝廷对州县官的期许

在科举选官的时代，大多数进士都会被派往地方担任州县长官。幸运的举人、监生则大多会被任命为教谕、县丞一类的地方辅助官员。为何要让这些经过重重考试的知识分子从基层官员做起？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考虑。

首先，州县官职位虽低，对国家而言却非常重要。古人有言“郡县治，天下安”，为了提高地方治理的成效，有作为的君主都很重视基层官员的质量。

以明为例，在皇帝还算勤劳的明代前期，地方官也深受重视。明太祖朱元璋要求州县官定期来京述职，他要当面考察他们的能力。明初科举开设较晚，选拔的人才也不多，新选的进士不足以满足地方官的需求，为了提升地方官员的质量，一波又一波的中央干部被外派。

原则上，这些人都是在中央部门表现优秀、具有杰出才干的人才。比如苏州历史上著名的知府况钟，就是在宣德五年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他清正廉洁，刚直不阿，被苏州人民称作“况青天”。由于百姓屡次“乞留”，况钟的品级不断提升，但一直在苏州担任知府，最终以正三品知府逝于任上。

况钟画像

其次，新进官员从州县基层做起，也有利于他们积累工作经验、锤炼行政能力，对日后的发展极有好处。

比如以锐意改革而闻名的王安石，进入官场没过多久便调任鄞县知县。在知县任上，二十多岁的王安石兴利除弊，工作极为勤勉。为了兴修水利工程，他曾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走遍全县。为了提高地方教育质量，他亲自聘请名师出山垂范教导。工作出色的王安石在30岁得到提拔，担任舒州通判，后来又升任知州、知府，最终由江宁知府调入中央，开启了变法大业。

从小小的知县到主持朝政的参知政事，王安石在地方工作了近二十年。这段经历不仅为王安石积累了政绩，也增长了他的政治经验。在后来的变法运动中，王安石力推的很多政策就是他早年间在地方工作经验的集合。比如最受争议的青苗法，二十年前王安石在鄞县就已经推行了。当时官府在青黄不接时将官粮借给百姓，收获之后再以低息偿还，此举深受百姓的欢迎。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验，二十年后位列执政的王安石坚信青苗法有益于百姓，面对保守派的百般质疑也毫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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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即便没有中央的要求，很多心怀抱负的政治家也乐于“深入基层”。比如曹操就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表示，自己年轻时的理想是“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由小见大的思路引导下，年轻的政治家们往往乐于先以一州一县作为试验田，展现自己的政治智慧，为日后施展更大的抱负奠定基础。因此，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要求，还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表现与晋升渴望，古人入仕为官，大多都要从基层的州县做起。

“宰相必起于州部”的理想与现实

作为一种政治理想，选拔有丰富地方工作经验的官员进入中央，必然有利于提高国家决策的合理性。在制度设计层面，古代的选官制度也的确呈现出了重视基层工作经验的特点。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归存在差距，选官亦是如此。虽然国家希望官员们有基层历练的经历，但大多数官员还是希望留在京城，毕竟常在大人物面前晃动，总能有更多的升迁机会。明代以来，由于进士中额外拔擢了不用立刻外放的庶吉士，轻外官而重京官的风气变得更为明显。

原则上，庶吉士只是暂时在翰林院学习，日后还是有可能授任州县官。但实际上，这些被视为“储备宰相”的精英人物少有外放的机会。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以后，明朝二百多年间权力与地位最接近宰相的当属张居正，而他恰恰从未“起于州部”。

张居正中进士、选翰林时只有23岁，与王安石年纪相仿。但较之于王安石二十年的地方工作经验，张居正那二十年都任职于翰林院、国子监。直到隆庆元年进入内阁成为朝中大员，他也从未当过地方官。

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是状元出身，他也没有当过州县地方官。张居正的恩师徐阶倒是当过延平府推官、黄州府同知，但这轮地方工作经历并非有意栽培，而是因为徐阶得罪了当时掌权的张璁。

申时行像

尽管制度层面的要求是多提拔有地方经验的官员，但实际的升迁降调，特别是高层官员的选用往往并不完全按照制度操作。深谙此道的士人自然都想留在京城，以便获得更多的机会。因此吏部在选官之时，实际是优先将名次低的进士外派地方，佼佼者更有机会留在京城。

不过，历史上也出现过士人乐于就任地方，不愿向中央调动的情况，但与“宰相必起于州部”毫无关系。在清代中后期，一些地方官，特别是非进士出身的地方官往往不希望被调入中央，而是宁愿在知县的位子上来回流转。其原因在于，做地方官更有油水，性价比最划算，与入京担任没什么油水的中下层官员相比，倒不如在地方上经营。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理想与现实、制度与实践的差异并不罕见，“宰相必起于州部”的理想亦是如此，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因此否定古代的选官制度。与当代的新闻颇有一些类似，古代的选官制度与实践，也存在不少反转。从来就没有完美的制度，也没有完美的职位。

对古代的县令、知县们来说，他们既肩负重任，又前途无量，何去何从将决定他们的人生。对于传统国家而言，职在亲民的州县官关系着朝政的治理，能否从中拔擢良相，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这道复杂的选择题，中国人做了数千年，而基于“民本”的政治理想与实践，也在历史长河中被反复讨论、钻研。今天的人们或许仍然面临着选择，传统时代的经验与教训也仍旧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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