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泰宁：中国建筑找出路，为什么要先反思西方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建筑的现状，似乎与这一发展进程不相匹配，“千城一面”和“缺乏中国特色的公众评价，凸显了当前困境。
“如果这种文化失语、建筑失根的现状不能尽快得到改变，再过三十、五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到那时，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建筑和城市形象来圆‘美丽中国’之梦？建筑作为‘石头书写的史书’又怎样向我们的后代展示21世纪‘中国崛起’的这段历史？中国工程院院士、筑境设计主持人程泰宁在多年以前就发出这样的呼吁和质问。
在程院士看来，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建筑一直处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下，因此，中国建筑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西方建筑所面临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数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现代性”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已经不具有普适性和先进性。
因此，中国建筑要寻找出路，首先要从西方的“现代性”上开始反思，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和制度创新，不仅是为了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是为世界建筑的健康发展提供中国思考。
以下是程泰宁院士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建筑文化论坛2022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文化学术委员会学术年会上的演讲（观察者网依据现场录音整理并作相关背景资料补充）。
程泰宁：
一、中国建筑的现状如何？
十年前，我们在做工程院课题“当代中国建筑现状与发展”的时候，曾经把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归纳为“三失”：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和制度建设失范。
当时也提出改变现状的策略建议，我把这些建议归纳为两条，一是理论建构，二是制度创新。
（以下是关于“三失”的具体内容，观察者网节选自：2013年11月“2013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主旨发言，原载2014年01期《建筑学报》）
1、价值判断失衡，是指建筑的基本属性——物质属性和文化属性受到严重挑战。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长沙拟建一幢838m超高层建筑，为什么要在长沙这样的城市建世界第一高楼，令不少人感到费解，这是城市环境的要求，是实用功能的需要，还是当前建筑工业化发展的急需？都不是。尤其是计划仅以用八个月的时间建成这座105万㎡的超大型建筑，届时将会有怎样的建筑完成度，实在令人怀疑。这种违背理性的“炫技表演”使这座大厦已经失去了本该具有的建筑价值，而成了一个巨型商业广告。
天空城市，又名远望大厦，是一座原定高838米，建于湖南省长沙市的摩天大楼，该楼2013年7月20日开工，后因各种因素停工并烂尾3年多。至2017年3月，远大集团正式终止“天空城市”项目，将土地退回。
至于一些国家投资的“标志性”建筑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某标志性建筑大楼为了造型需要，不仅挑战力学原理和消防安全底线，还带来了超高的工程造价。一座55万㎡的办公、演播大楼原定造价为50亿元，竣工后造价大幅度超出，高达100亿元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样的建筑已很难用通常的价值标准来评价，因为它已经被异化为一个满足功利需要的超尺度装置艺术，成为欲望指针与身份标志。
2、跨文化对话失语。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跨文化对话是世界文化，也是中国现代建筑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出现断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价值真空”，使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西方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作为我们的取向和标准。
一个最具体、也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20年来，中国的高端建筑设计市场基本上为西方建筑师所“占领”。我们曾经对北、上、广的城市核心区以“谷歌”进行图片搜索，发现上海这个区域内的36幢建筑中有29幢为国外建筑师设计，广州的17幢建筑中仅有4幢为国内建筑师设计，而北京这个区域内的10幢建筑中有6幢为国外建筑师设计。也即是说，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中国主要城市的核心区，只有1／4的建筑是国内建筑师设计的。
上海陆家嘴夜景（视觉中国图）
这情景可算是世界罕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目前请西方建筑师做设计之风，已由一二线城市蔓延至三四线城市，不少县级市也在举办“国际招标”招揽国外建筑师。随着大批国外建筑师的引入，西方建筑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也如水银泄地般渗入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甚至那些西方最“前卫”的建筑思想，在中国也可以被无条件接受，以至一位美国前卫建筑师坦言“如果在美国，我不可能让我的设计真的建起来，而在中国，人们开始感觉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现象，不可思议，耐人寻味。
跨文化对话的“失语”，导致人们热衷于抄袭模仿盲目跟风，大家已经看到，当前在中国，西方建筑师的作品，以及大量跟风而上的仿制品充斥大江南北，“千城一面”和建筑文化特色缺失已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质疑和诟病。
如果这种文化失语、建筑失根的现状不能尽快得到改变，再过三十、五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到那时，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建筑和城市形象来圆“美丽中国”之梦？建筑作为“石头书写的史书”又怎样向我们的后代展示21世纪“中国崛起”的这段历史？
3、体制与制度建设失范。我们在探讨以上问题时，追根求源往往自然会归因于体制与制度建设的“失范”。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违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精神的“权力决策”是造成当前建设领域中种种乱象的根源。例如：每个城市重要公共建筑的立项常常是有法不依，项目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实际成了迎合领导的可“批”性研究。人们会问，一城九镇、山寨建筑、方圆大厦以及那些贪大、求洋、超高标准的建筑怎么会出笼？舆论特别关注的“鬼城”现象以及破坏城市历史文脉的大拆大建的恶劣案例又为什么会不断发生？
沈阳方圆大厦（视觉中国图）
其实所有这些的最初“创意”和最后的决策往往都出自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一旦主要领导“调防”，人走政息；新领导上任，另起炉灶，规划设计意图的改变、以至项目的存废，全都在主要领导的一念之间，这也使包括建筑师在内的很多人感到头痛。
很多年过去了，当然不能说中国建筑领域没有进展（至少，实践和理论比以前活跃了），但总的来说，情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甚至在有些方面（例如创作环境）还有明显倒退的迹象。
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仍然以为：如果在理论建构和制度创新这两个问题没有突破，中国建筑想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难！
二、先谈谈“理论建构”。
中国有自己的建筑理论吗？
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很纠结。前些年看过一本书，《现代建筑理论》，这本书很厚，内容很充实，对我也很有帮助。
但我当时反复看这个书名，觉得有点懵，根据其中的内容，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叫“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发现不是。那是不是“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呢？也不是。
这本《现代建筑理论》里，好像没有任何中国的东西，这就让我琢磨，西方现代建筑理论似乎是“普世”的？西方的理论就是中国的理论？事实似乎也正是如此，百年来，我们的建筑理论、建筑实践，一直是沿着西方之路在走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这点并且能够认同，但我确实知道，有不少人可能处于“被人同化而不自知”（梁鹤年）的状态。这“不少人”，包括建筑师，特别是包括开发商和领导。
也许，说我们一直沿着西方的道路走，有人会质疑，甚至反对。准确地说，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实在太厚重了，所以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也会不时地向后看看，提提所谓“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以及“新中式”之类，但一阵风过去，我们又会回到西方的老路上。很遗憾，几十年来的现实就是如此。
吊诡的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已经“从高峰下滑”（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西方建筑也已经处在“碎片化”（楨文彦：50 年前的现代主义是一艘大船，大家在船上亦敌亦友，197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再是船，而是一片汪洋大海，大家被放逐于大海之上，不再是朋友也不再是对手。）状态之中；最近这些年，西方出现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纷纷扰扰地争吵。站在西方建筑本身来讲，说下滑也好，碎片化也好，它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楨文彦作品，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视觉中国图）
其实，如果看多了西方建筑的现状，我就会思考：中国建筑所面临的问题，不就是西方建筑所面临的问题吗？如果“溯源”，中国现代建筑从理论到实践，其源头就是来自西方，问题的源头，同样也在西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海量作品，以及充斥全国的仿制品，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要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我同意著名学者乐黛云的说法：“中国文化更新的希望，就在于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自己”（乐黛云，[法]阿兰·李比雄，《跨文化对话4》卷首语）。对于乐黛云先生的系统性观点，我不一定认同，但我认为这两点总结比较到位，对数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现代性”的内涵以及它的发展变化，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弄弄清楚，在此基础上，再重新认识自己。
人类文化的发展轨迹，本来就是在由纵向（传统文化）与横向（外来文化）组成的十字座标中，交互影响而演化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无不如此。因此讨论在文化领域中的问题，不应有“零和思维”，但必须看到：“变”，是这世上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
包括西方的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在独领风骚数百年以后，从文化的发展规律来讲，现在到了反思重构的时候；由此，我也经常思考，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并不仅仅是改变中国建筑现状的需要，对西方建筑的发展是不是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呢？
因此，我从不以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文化体系是“排它”甚至是“敌对”的；我认为建构这样的话语体系，不仅是为了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是为世界建筑的健康发展提供中国思考。这应该是中国建筑师的心愿和责任。
我想，这，不是“民粹”，而是地道的“国际视野”。
这里，应该说明：“现代”、“现代性”是一个中性词，并非如过去人们理解的“现代即西方”。在历史长河中的任何时段，不同地域的人们都应该有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所以，当前，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对“现代性（17-20世纪）的反思和新（重）构”。
三、既然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来龙去脉相当重要，我就尝试梳理这条线索。
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现代性”，它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是一条逻辑主线。“现代性”所蕴含的“科学理性”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逐渐在全世界得到认同，人所共见的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艰难地走出了宗教神秘这样一个巨大的迷茫，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和科学精神的弘扬，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中国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提出“赛先生、德先生”，科学和民主，实际上就是对当时西方现代性核心价值的的转译和吸收，科学和民主，当时的中国把它看成一种普世价值来学习。
它确实曾经对中国社会发展，包括现代中国建筑理论的催生，有过很大的推动。
但是，到了近代（19、20世纪），人们却发现世界已经处在“现代性危机”之中。最早对现代性危机进行剖析的是德国学者韦伯，他在1919年的两篇演讲中指出，人的主体性确立与科学理性的发展并没有使人们找到世界的本质意义，相反，“现代性”，不仅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还压抑了人们从不同方向探索世界未来的动力。他认为，科学理性是人类走向现代的动力，同时也是“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百年来，西方很多学者对此争论激烈（即所谓“诸神之争”），但都没能给出出路。
“现代性危机”反映在多个领域，自然也包括建筑文化领域。科学理性（工具理性）的扩张、和人们对物质生活无止境的追求，造成了人，建筑，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也压抑了人们对建筑的情感体验，以及在创作中探索意义与诗性的激情。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对“人的主体性”的片面强调，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建筑学基本原则的冲击，西方的一些艺术家、建筑师，开始通过“反理性”来对抗理性对人性的压抑，以“弘扬个性”的方式来寻找意义和感情的出口，从而导致价值判断陷入迷惘和混乱。如果说，“现代主义”对“工具理性”的片面强调，曾经给建筑学带来冷漠和僵化，那么，后现代矫枉过正的“反理性”，又将世界建筑推向了支离破碎、片面无解的“死胡同”之中。价值取向的混乱和迷惘，成为建筑“现代性危机”的主要问题。
解构主义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作品：克利夫兰卢·鲁沃脑健康中心
还应该看到到：“现代性”使人们失去了对世界、对建筑进行整体体验和表述的能力。因为，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思维特征是“分解”和“还原”，即：通过研究对象进行不断分解，把复杂问题分解为一个相对简单的部分，从而获得对一个个局部问题的准确认知；然后再将这些局部性认知拼合起来，试图形成对复杂对象的完整诠释。这看起来很科学、很“逻辑”，于是，建筑就有了“三要素”（适用、坚固、美观），四原则（适用、经济、绿色、美观）；有了基本范畴和派生范畴（卡彭：建筑理论）；还催生了诸如“范式”，“类型学”，“模式语言”，“空间句法”……等等方法论的研究。这种单向逻辑思维还常常会表现在很多无意识的建筑操作之中。例如国内很多设计评标，需要列上十项八项的指标进行加权打分，如此才能为“科学严谨”。
这些年，有机会主持了工程院一些重大或重点课题，我深有感触的是：不少学科的研究成果看起来很“科学”：有数学模型，有量化分析还有大数据支撑，逻辑严谨，本身也很“闭环”，但由于缺乏与相关的学科，以及外部条件（例如：体制、运维）的整体思考，特别是忽视对现实中种种复杂的不确定因素的考虑，往往最后很难落地。在规划中，我们提出过“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立体城市”，“韧性城市”……等等，但面对当下已经相当严重的城市病，究竟如何综合解决，仍然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
在教学、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时，有条件的以“分解”“还原”的方式向学生、公众以“可以言说”的话语进行宣讲，这是必要而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如果缺乏对建筑、城市、以及一切相关事物之间的整体性的多维思考，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整体思维特别重要，一定要把一个问题分解成很多一个个的问题，再来加强认识它的重要和次要，我觉得真不见得是一种有定论的逻辑，但这就是我们“现代性”、“科学理性”的一种要求。
四、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当然远不止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西方）现代性困境”。
要走出困境，只有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现代性——我们自己的新的话语体系。现状已表明：这一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刻不容缓。
我们现在建筑学中遇到的，有些是政治问题，甚至有些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对此，可能不少同行都有自己的思考，就我个人而言，我会将我的思考集中在对“以科学理性为基础、以人为本”这一被视为现代性“至理”的反思和新构上。我希望，“新构”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能够包含以下思考内容：
1、认识论层面。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远超人类现有的认知。以科学理性来诠释世界、诠释建筑，不仅难以窥得全貌，而且往往还会陷入机械和僵化。
21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就说过：“建筑之于我，始终有一种神圣乃至神秘的感觉”，设计的项目越多，接触的东西越多，越会觉得在建筑学的大海中游泳，实在是无边无垠，而又深不可测……，社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纳米材料、虚拟空间会给建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互联网、数字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怎样反馈给建筑？跨文化发展带来的碰撞交流，又将使人们的审美方式、价值取向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程泰宁建筑作品选 1997-2002 “序” 中国建工出版社）。这些都是难以预测的。
现在来看，我20多年前写的文字，很多事情已经不一样了，虚拟空间、元宇宙已经逐渐成真，但未来的变化是更多未知，很多问题不是用“科学”和“理性”就能立刻找到确定答案的。
事实上，爱因斯坦在他学术生涯后期，面对宇宙中越来越多的“无解”，他不无调侃地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但他进一步说，这个“神”，不是护佑人们的上帝，而是存在于冥冥之中不可言说的“规律性”（霍金在去世前也有类似的表述）。
我想，如果用中国哲学来解释，这个“规律性”就是老子说的“道”。“道”虽“渊兮”，以至于“玄而又玄”深不可测，但“道”“法自然”确是老子给出的出路。
因此，作为一个建筑师，我不愿为“科学理性”“分解还原”所约束，而是更愿意“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的“整体性思维”去认识这个世界，去思考建筑；从“究天人之际”（司马迁）的角度，探索建筑、城市与世间万事万物包括大自然（natural）之间的关系，寻找万物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方法论层面。我意识到，面对这变化万端的世界，要对城市、建筑作出确定的、唯一的解释，是不切实际的。但“现代性”奠基者、哲学家笛卡尔（1596-1610）特别强调三点：“必然性”（necessary）、“精确性”（precise）、“肯定性”（certain），这与我们建筑创作所需要的思维特质是完全不相容的。
建筑创作所需的恰恰是：在理解和把握好建筑整体的基础上，承认建筑学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模糊性”，不是讲建筑设计的过程不可捉摸，而是讲，除了理性、逻辑以外，直觉、通感、体悟……等，是创作中十分重要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要承认在逻辑，理性，范式，类型之外存在着大片的模糊空间，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去创造。这正是建筑创新所需要的思维状态，也是我们摆脱程式化、图像化的桎梏的根本之道。
（3）对建筑意象生成的思考。基于以上理解，在创作中，我不会对与创作有关的因素列出主次，加权量化，而是愿意将种种复杂因素看成是由无数节点构成的动态多维网络。
我以为，建筑创作的过程。就是建筑师在这个网络中不断游走的过程，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素养，选择适当的切入点，以激活整个网络，在各个问题都能得到相应解决的同时，生成出丰富多变的建筑意象来。
所谓“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道德经），这种模糊的、纳万端之变于胸臆的状态与建筑创作的过程是共通的。爱因斯坦说过，“人所能体验的最美和最深刻的东西是充满神秘的感觉”。无论是“惚兮恍兮”，还是“神秘”，它们都揭示了创新性思维的特质奥义，建筑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在混沌一体的世界中去体悟、去创造的过程；而随着思考的深入，各种复杂要素的有机联系，才会在不断复合碰撞之后，逐渐显露出它内在的秩序来。
当然，创作过程并不是恍恍惚惚的，而是在我们对很多关系不断进行开拓性的、非逻辑的模糊思考以后，最后这些因素逐渐会显示出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世界而存在的一种内在联系，这是我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体悟和思维方式。
五、早在十多年前，李泽厚先生就曾提出过“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希望以中国哲学思想来克服西方现代哲学发展遇到的困境，这个观点对今天的建筑学发展有重要启发。
基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同时也是基于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我提出“回归自然“—— 希望以“自然”为哲学本体，探索建筑学的“规律性”，同时以整体性、模糊性和科学理性有机结合的“自然而然”的思维模式来诠释建筑。
这，就是我在对“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希望建构的话语体系的思路。我认为这样的话语体系，可能更加接近建筑学的本体要义，在个体与整体之间，在人与自然之间，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有了这样的哲学认知，我们的建筑理论就有可能走出“传统”与“西方”之间缠绕不清的囧境，也不会老是停留在方法论层面的讨论而难以深入；
我们的建筑教育也将会正确看待SCI、KPI等评价指标的权重，从而认真探索出一种能够培养出优秀建筑师的价值评估体系，探索出一种新的培养模式；
对于建筑作品的评价，也更有可能在价值取向上逐步找到某种共识，而不是停留在形式语言上的打转。
而我们的政策制定，将会有一个整体性考虑，而不致使EPC、全过程咨询、建筑师负责制等标准相互矛盾，从而避免这些矛盾对建筑设计领域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这决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它已经说明，建构新的话语体系，树立明确的价值导向，对于当代中国建筑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为术、自然为道”，“语言为术、境界为道”，“技艺为术、人文为道”，“人类因为科学理性而聪明，因为知道科学理性的局限而智慧”。我期望，我们通过“现代性”反思构建的新的“现代性”，是一个既有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又能为世界建筑提供一种中国思考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在科学与人文、个体与整体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让建筑学走出“理性的铁笼”，进入一个融境界、意境、语言为一体的，诗与远方的新境界。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待于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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