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建设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中国经济学

【文/郑永年】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无疑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今天，我们也无疑面临很多经济问题。无论是解释中国的经济成就，还是提供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案，都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现状令人担忧。中国的学界没有解释好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更没有提供应对今天所面临问题的有效方案。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有政治经济学。中国大学里面经济学、商学一直以来是最受社会欢迎的学科。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视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也拥有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和最多人数的研究者。此外，我也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还有很多自发的研究特定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机构。美国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多的国家，但这种现象在美国很少见，在中国则很普遍。

但是，翻看一下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多少内容是关乎中国的？

大多教科书都是西方学者写的，根本就不涉及到中国经验。即使涉及到，也是作为一个例子来看待，而不是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尽管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有机部分，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较之任何国家都大，但基于中国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依然游离于西方经济学之外。我想我们大部分学者都会认同这样一个基本判断。

近代以来，经济科学产生在西方，是西方学者构建和建设起来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也必须努力学习西方经济学，但只学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阶段，传播西方经济学知识，那么从长远来看将会是我们学界最大的遗憾。

实际上，我们面临两个大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的实践经验还没有被整合到经济学中间去，对研究领域没有知识上的贡献。第二，如前面所说，我们缺乏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经济学，既解释不了我们的成就，也很难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要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建设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中国经济学，针对中国问题，提出中国命题，给出中国方案。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就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有诸多讨论，政府也推出了很多相关措施。近来的讨论趋于激烈，自上至下，各方面都在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经济学家的诊断还是有关部门的解决方案，都需要直面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但在这些方面，形势同样不乐观。道理很简单，一旦对问题的诊断出现错误，并且开出了错误的药方，那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恶化问题。

深圳市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西方命题和西方方案无法解决中国问题

今天，中国经济学界所崇拜的三位经济学偶像马克思、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西方经济历史产生的，他们的学说针对的是西方问题，提出的是西方命题，给出的是西方方案。相应地，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开出的药方基本上可以分为三派——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货币主义）。

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的本质是无序的，资本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无限扩张，所有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扩张，因此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一些人根据这一理论逻辑把经济问题归责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认为只要把民营企业管理好，天下就太平了。马克思是针对当时的西方提出这些观点的，因为近代以来西方盛行的观念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马克思是伟大的西方经济学家，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存在着一般西方学者所共有的缺陷。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是基于西方的视点提出来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

今天，一旦我们把马克思的观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化，就具有了原教旨主义性质。这些观点通过社交媒体放大后，极大增加了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营企业的不安全感，造成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社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对立。实际上，中国宪法早就承认我国是采取混合所有制的国家：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都是合乎宪法、受法律保护的。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市场自身很难实现均衡，在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国家干预。在中国，每当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凯恩斯主义信仰者就主张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大规模搞公共工程建设。

的确，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直接拉动经济增长，也为长远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我们仍然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吗？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已多次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天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几近完成，在很多方面拥有了世界上最具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更是超前建设。

未来基础设施建设仍会继续，但要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才能成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这不是靠增加支出规模，而要靠提高支出效率。如果再靠增加财政支出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就会变成“拆了建、建了拆”的经济活动。

尽管这样的经济活动也会继续产生GDP，但这样的GDP不仅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也很难给民生生活带来实际好处。

新自由主义可以说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市场至上，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形式的干预。中国学者所崇拜的哈耶克是典型的代表，他认为政府的干预是“通向奴役之路”。这里“政府的干预”既指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也指当时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福利社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崛起是对二战之后西方诸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反对。

新自由主义者针对当时西方经济的滞涨开出了所谓“私有化”的药方，在金融上放松甚至放弃管制。尽管新自由主义导向了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也导致了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可以说是今天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因此，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西方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攻击越来越甚。

今天，尽管中国的经济学界仍然有不少人崇拜新自由主义，但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没有宪法上的合理性。

哈耶克 资料图

例如，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中国的宪法规定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际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

更为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是西方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分离”的产物，即基于西方的实践论证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不合理性，但是中国的经济哲学则不一样。自古至今，在中国的经济哲学里，政治和经济不可分，管理经济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近代以来，政府的责任在“管理经济”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发展经济”。可以说，在中国，新自由主义既没有理论合理性，也没有政策可行性。

一句话，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是围绕西方的经济问题所提出的西方命题和西方方案。这些主义中对问题的诊断、对命题的形成和相关解决方案的提出等方法，我们都可以学，但如果把这些理论机械地应用到中国实践中，那么就会大错特错。

现在我们采取的措施类似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混合体。在凯恩斯主义方面，继续搞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同时通过国有企业保就业，限制资本流动；在新自由主义方面，搞量化宽松，扩大货币发行量等。但在实际层面，这些措施合成起来有可能会产生问题。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已经过去。其它方法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也不可忽视。

例如，限制资本流动反而会使资本更恐惧，进一步加剧资本的流失。资本的本性是流动，只有在流动中才能产生利润，资本一旦被限制流动，资本的本质就被改变了。再如，量化宽松后大量资金通过国有银行系统流向国有企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保住国企就业，进而对社会稳定有一定作用，但这样保就业保社会稳定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民营企业吸纳了我国80%以上的就业，如果央行放出的资金不能如预期地流向中小型和微型民营企业，那么稳就业的总体效果就会非常有限。而且，用国有企业保就业，只是暂时地帮助就业，无助于整体生产力的提升；更甚的是，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必然导致国有企业的扩张，国企的垄断地位会进一步强化，从而进一步压缩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从以往经验来看，民营企业倒闭所带来的失业不可能靠国企扩张来吸收，而只能靠民营企业本身的发展来解决。

面临经济实践上的困难，我们迫切需要构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我们时常说，理论指导实践。经济学可以说是一个经济体经济政策的最基础的理论，或者思维方法。我个人认为，我们如果不能建立起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中国经济学，那么我们还会继续无力去解释我们的经济现象、诊断我们的经济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具有非常大的迫切性。

如何构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这里，我想就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几点初步的意见，供大家批评。

第一，我们需要学习西方构建经济科学的方法，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都是基于西方问题、西方命题和西方方案之上的西方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学习借鉴其合理的方法和理念，但更需要的是界定中国问题，确立中国命题，找到中国方案。

任何科学理论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思维研究方法；第二，这一思维研究方法所得的结果，即概念和理论。因此，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家应用其思维研究方法来观察和解释西方经济现象的结果。我们应当学习的是他们形成概念和理论的方法，而不是结果。但即使是方法，也不能照抄照搬，因为方法论也往往受时空限制。

第二，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三大传统，即已持续两千多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

中国政治经济学虽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学理化，但实践经验非常丰富。我们可以从《管子》和《盐铁论》寻找智慧，可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寻找智慧。这些经济学经典“吾道一以贯之”，都反映出中国经济哲学的核心，即“轻重”、“平准”、“均衡”。这些理论无论对理解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提出中国经济命题，还是找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案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并且，较之任何源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也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论十大关系》资料图

同时，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近代中国开始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经济受世界市场影响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是融合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构建经济学理论必须接受中国和世界关联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接受《清史》难产的教训，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史学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写出《清史》，这是一大遗憾。其中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国和西方接触以来变得更为复杂的历史。在构建经济学过程中，必须从一开始注意这一点。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中国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的成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今天如果我们要有效解决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更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四，梳理和整理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实践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影响中国经济实践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实践的影响变得更为深刻，以至于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意愿去超越西方经济学。如果不系统梳理整理和检讨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那么很难看到问题之所在，很难走出现在的经济学困境，既解释不了成就，也解决不了现存的问题。

第五，梳理、整理和检讨亚洲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经济学界所存在的现象不仅仅是中国现象，而是亚洲的普遍现象。东西方都知道，亚洲的经验和西方的经验不一样，解释亚洲经济需要新的经济理论，但大家还是很舒服地待在现存西方经济学构架制内。

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了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东亚奇迹》（The East Asian Miracle），分析了为何东亚经济体比拉美、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新兴市场增长更快。研究指出，通过夯实基础、促进投资、培养人力资本以及开放发展出口制造业，这些东亚经济体成功实现高增长。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

世界银行那时不情愿地承认，在东亚国家，政府多渠道的系统干预促进了发展，包括通过补贴、税收激励和金融抑制推动特定区域的特定行业。实际上，亚洲的经验远不止这些。亚洲经济体，至少在属于传统儒家文明圈的经济体，实际上具有自己的经济哲学、概念、理论和政策，只是我们没有能够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和整体的经济学。

也就是说，我们是具备各种条件来构建基于我们自己实践经验之上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的，这也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初心。今天的研讨会是一个开端，我们计划了一系列的研讨会，通过这些研讨会，聚焦志同道合的学者，形成一个学术网络和平台，共同为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做点有益的事情。

【本文原载于大湾区评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