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 在新中国打棒球：一项美式消遣从流行走向落寞
【文/沙青青】
1952年8月1日，第一届解放军运动会即“八一”运动会在北京郊区进行。除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常见运动外，“棒球”（Baseball）作为一项较冷门的运动同样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当时，全国六大军区及海军、公安部队皆派出棒球队参赛，竞赛场面之激烈不亚于其他球类项目。这也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棒球比赛。
众所周知，棒球是一项起源并繁荣于美国的团体竞技运动，亦被称为“美国消遣” （American Pastime）。19世纪末后，随着美国经济、文化及军事影响力在全球的传播与扩张，棒球运动开始流行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加勒比及拉美等地。尽管源自美国，但新中国成立后，棒球运动仍迎来一段短暂的黄金发展期。
1949年后，新政权对棒球运动持较为积极的姿态。1954年5月，国家体委审定并公布了《棒球、垒球比赛规则》。主要体育院校都将棒球列为主要球类课程之一，希望短期内培养一大批懂棒球的体育教师和专业人才。1956年国家体委正式提出要大力推行包括棒球、垒球在内的“比较新的运动项目”。同年4月，国家体委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棒垒球运动等级标准》，从专业角度确立了棒球的地位。
据统计，从1960年前至少举办过10次全国棒球大赛，其频率和规模远远超过民国年代。比如，1958年底“大跃进”如火如荼之时，还在上海举行过全国11个单位参加的分区对抗赛。然而1960年后，这项运动却在中国大陆急速冷却，渐渐丧失了竞技体育的活力，蜕变为对外宣传时的政治工具。
实际上，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力发展棒球者仅有中国，在苏联境内几乎没有一支棒球队。此现象背后蕴藏的复杂涵义，也远远超出体育的范畴，与新政权的社会管制策略密切相关，涉及意识形态宣传、统战乃至外交等诸多层面。
“军球”棒球
1952年第一届解放军运动会的竞技场成为棒球运动的新舞台，必然强化了其身上独有的“军事体育”特征。实际上，中共军队早在延安时期便开始接触棒球，并将其纳入“军事体育教育”的一部分。1939年前后，部分来自“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日军战俘在延安及山西等根据地以棒球运动作为消遣，对此有兴趣的八路军指战员随后也开始学习并组织比赛。
1940年前后，在刘伯承麾下的129师的棒球运动尤为普及，还组织过专门的青年棒球队及正式比赛。刘伯承对军事体育非常重视，认为体育可以辅助军事训练。他特别提倡部队打棒球，以此锻炼臂力，对投掷手榴弹有帮助，而且器械简单，花费不多，还可以培养团队协作能力。为了开展简化的棒球运动，129师师办报纸《战场报》专门刊登了诸如《怎么打棒球》此类文章，使棒球运动在基层部队得以普及。以至于根据地传唱的《体育运动歌》中，都有“打棒球……看谁的臂膀粗”之类的歌词。
中共军队早在延安时期便开始接触棒球，并将其纳入“军事体育教育”的一部分。
抗战结束后，中共军队内部仍将棒球视为军事体育予以保留。1948年4月，刘伯承在起草《关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问题》的报告中，甚至还以棒球为例写道：“我们今天摆的阵势就像打棒球一样，摆好几个垒。”
1949年下半年后，由于相关军事领导认为“棒球对锻炼体力、视力，培养正规军人勇敢进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敏捷灵活的动作、迅速果决的判断力和配合系统等方面有特殊作用”，便号召在各基层连队推广。为了证明这种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军事训练，《人民日报》还发文举例：“如某军区战士刘洪生过去打靶时，枪一响就要眨眼，命中率很低。自他练习打棒球后，枪响不再眨眼了，并大大提高了命中率。”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华北军区几乎每个团都有自己的棒球队。在棒球运动开展特别好的团，“每个连队甚至有两个棒球队，而且一般说都打得很好。棒球已经成为广大战士最爱好的一种体育运动了”。华北军区之外，海军的青岛、吴淞基地及东海舰队都曾大规模开展棒球运动。其中，尤以青岛基地发展较好，加之青岛海军医院中有一批日本籍军医，他们大多都喜好棒球，因此平时比赛练习都很多。
1952年12月，华东海军司令部在上海建立了海军体工队，特别聘请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棒球教练梁扶初为球队的客座指导。西南军区为了获得好成绩，还从各地抽调优秀人才组成棒球队，专门进行数月的封闭加强训练。期间，同样邀请梁扶初入川讲学，希望快速提高当地部队的棒球竞技水平。
首届全军运动会后，棒球在部队中的流行程度愈来愈高，极大地推动了该运动在全国各地区、各层面的普及。刘伯承、聂荣臻、贺龙等将领均表支持，如贺龙在接见棒球名宿梁扶初时曾说：“你是棒球专家，才真识广，希望在你指导下，把部队和全国棒球搞起来。”1955年随着全国各大行政区及野战军建制撤销，原属各部队的棒球队也进行了重组——将这些棒球精英全部抽调到北京，组建成解放军棒球代表队——八一棒球队。其目标就是为了应付日后与美、日等专业棒球队之间的比赛。1959年5月6日，第二届全军运动会开幕，参加棒球比赛的队伍增加到了14支。
棒球运动作为军事体育的发展与流行，客观上使得“棒球”作为一种美国及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体育运动在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仍得以留存。1952年至1960年，全国性棒球比赛达10次以上。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时，包括解放军在内的参赛队伍多达24支。1960年全国棒球分区对抗赛时，八一、海军、空军都派队参加。
梁扶初 图自档案春秋
棒球统战：争取“高知”群体
中共军队从事棒球运动，除了配合军事训练外，也是为了争取日军战俘的配合与信任。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同样允许甚至鼓励美军战俘在战俘营组织包括棒球在内的体育比赛。1949年前，除中共军事系统外，国内喜好或从事棒球运动者，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多为毕业于国内知名大学或留学海外者。20世纪30年代，中国各大学之间的棒球比赛相当频繁。1931年9月，上海市运动会的棒球冠军决赛便是在复旦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之间展开的。第二类则是长年生活在日本或东南亚的归国华侨。新中国首批“棒球运动健将”李敏宽便是1953归国的日本华侨，而担任他教练的是同样由日本回国、毕业于当地棒球名校——东京法政大学并参加过日本职业棒球比赛的刘赖章。
棒球运动的特殊性是由其主要参与群体的独特性决定的，也正因为参与群体的“高知”特性，这项运动更多地被赋予了体育统战的色彩。
各地组织棒球运动时，多会考虑到参与群体的特殊性，并鼓励知识分子或归侨参与，让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各项体育均得到了发展”。1958年全国11个单位棒球分区对抗赛中，作为棒球传统强队的上海就分为红队、蓝队参赛。这两队的运动员除了来自专业运动队外，还有一大批来自大学、中学、研究机构、医院，甚至有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家。其中，拥有大学学历者近半数。他们大多在1949年前后就读于上海各高校，或拥有海外经历，大学期间学会打棒球。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棒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北京队夺冠，队中多达9人均为日本归侨，随后均获新中国首批“棒球运动健将”的称号。1963年上海棒球队撤销时，全队16名队员中，大学毕业者3人、大学肄业3人、高中毕业者2人、高中在读者6人，另有华侨2人；球队主教练是民主党派，之前还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副教授。
以当时社会环境而言，这样的人员构成无疑堪称“高知群体”。因此有关方面也积极扶持，以期达到统战之效。除了组织专业比赛外，各级主管部门还安排爱好棒球的华侨及其家属从事这项运动，并作为改善归侨生活的成绩予以报道。例如就有华侨感谢党和政府把“会打棒球的女儿被送到县里锻炼打棒球”。另外，上海这样棒球运动较发达的地区还要求各单位给予参加棒球运动的“统战对象”特别假期。
此外，新政权还积极邀请香港、澳门选手赴内地参加包括棒球在内的各项赛事，继而“壮大祖国的运动队伍，为国家争光”，并通过这种方式表示“香港的中国运动员，从来就有神圣而光荣的权利代表祖国参加国际竞赛”。
棒球运动的特殊性是由其主要参与群体的独特性决定的，也正因为这种独特性，这项运动更多地被赋予了体育统战的色彩。
棒球外交：“打球是政治任务”
然而，无论是作为“军事体育”，抑或“统战体育”，棒球在1960年代盛极而衰，甚至一度在中国大陆近乎销声匿迹。
早在棒球运动流行之时，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媒体就已开始批评，多将其与美国式“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在新闻报道中，称美国年轻人虚度光阴“寄情于象棒球击球率、投手得分和淫书淫画等美国时行的荒唐玩意儿”。在批判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进一步指出“在美国，棒球运动却变成了一种赚钱的大生意，受着垄断组织严密的控制。近来随着美国通货膨胀、市场萎缩的普遍现象，垄断组织操纵下的棒球业也愈来愈不景气”。
由此，棒球自身的“资本主义特征”在社会主义中国显得愈加不协调。“反右”运动后，统战策略已悄然发生变化；而在经历“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风波后，原本一度支持棒球运动的高级将领纷纷失势。另一方面，若希望通过体育比赛来进行国际交往，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政治宣传效果。因为当时绝大部分开展棒球运动较好的国家、地区都集中在所谓“西方阵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大多普及程度较低，所以水平再高也不过是“屠龙之术”。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国家层面对棒球运动的支持力度自1960年后便大幅度减少，全国比赛相继停办，原本希望参加国际比赛的八一棒球队也被撤销。此外，国家体委甚至开始考虑在全国范围撤销专业队并不再予以鼓励。
时至1963年，除上海外全国各地专业棒球队都已相继被撤销，仅存的上海队也是“奄奄一息”。同年6月，上海队最终难逃遭撤销的命运。然而，棒球运动濒临消失的一刻，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又使它“起死回生”。由于地球另一端的加勒比岛国的革命，而担负起“体育外交”的政治任务。
1961年4月“猪湾事件”爆发，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在成功击退入侵后，正式宣布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换取苏联的经济与军事支援。“古巴导弹危机”后，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层仍决定与莫斯科结盟，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与古巴早在1960年便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积极推动政治关系外，中国方面也希望借助体育、文化交流来增进与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已逐渐公开化、白热化，双方在各类国际场合中摩擦与冲突时而出现。苏联担心中共在古巴影响力的扩大，忧虑毛泽东的“好战”言论与卡斯特罗“狂热情绪”彼此刺激，酿成更严重的国际事件。与之相对，中国希望争取古巴在政治上站在自己这一边，虽然无法像苏联那样提供巨额经济援助，但希望在政治与文化层面获得其认同。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古巴在历史上长期受美国熏陶，文化、体育等多方面皆与东欧、亚洲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大相径庭。而棒球是古巴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早在1962年初，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古巴“革命群众新气象”时提到“古巴全国有136个青年棒球队，有21万人参加了在哈瓦那举行的全国棒球赛”。这使日后中国与古巴之间以棒球为工具，推动“体育外交”成为可能。
1964年夏，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体育场棒球比赛后接见中国游泳队和体操队，“他亲自参加了这场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他参加的奥连特队战胜了哈瓦那队。中国运动员应邀观看了古巴人民这一传统体育的比赛”。中方也高度赞誉古巴的棒球水平，“无论是从普及或提高的角度看它，水平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古巴棒球球队曾在去年第四届泛美运动会上，以十三比一大胜美国队而荣获冠军。美国佬想用重金收买这个冠军队，但没有一个古巴运动员上当。这件事情至今被传为美谈”。
虽然棒球在古巴极受欢迎，但在社会主义阵营“曲高和寡”，苏联方面甚至建议古巴转而发展足球。中苏论战正酣之际，中国为揭露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在《人民日报》上激烈批判：“有人竟借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开展棒球，就要取消古巴的棒球，叫搞足球。这种违背人民意志的想法显然是行不通，哪怕是在小小的棒球上。”
于是，1964年与古巴商讨体育文化交流计划时，中国方面主动邀请古巴派遣棒球专家访问教学。据此计划，古巴在1965年10月会派遣一支棒球教练代表团访华，帮助培训棒球教练，提高中国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这是新中国棒球运动史上第一次涉外活动。不过，此时中国取消棒球队已近两年。
1965年10月10日上午，古巴棒球教练团由北京乘飞机抵达上海。作为“古巴胜利六年以来，这次是第一次向兄弟国家援助”。中方翻译、陪同人员在交流中，非常留意对方的政治见解和表态。在国家体委定期上交的“活动简报”中，绝大部分内容均与政治、外交相关，棒球等体育方面的记述反倒寥寥无几。
古巴在1965年10月派遣了一支棒球教练代表团访华，帮助培训棒球教练，提高中国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虽然在古巴代表一再“强调了中古友谊，很感谢中国的热情招待”，但对于一切涉及政治的议论都相当谨慎，不愿轻易表态。在某次交谈时，中方人员获得一个很好的机会，试探古巴教练团对苏联的态度，对团长说：“南斯拉夫勾结美帝攻击共产党，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两国人民的关系上，苏联虽与我们的关系很坏，我们人民还是有好往来”。古巴代表一听话题转到中苏关系，便马上采取回避的态度，转而谈反对美帝的问题。
1968年12月底培训结束时，古巴教练一再赞扬“从未教到过这样干劲足的好学生”，“在课堂上、运动场上纪律好，表现了中国同志组织性强、纪律性好”。但是，在政治观念的宣传层面，却未取得明显进展。古巴代表大多对“反修”话题毫无兴趣。在被逼问时，他们只是喊几句“反帝口号”应付。而这次代表团访问也成为那个年代中国与古巴方面的最后一次体育文化交流。1966年，双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彼此关系进一步走向了紧张与对立。随着中苏冲突的加剧，中古关系也逐步恶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恢复关系。
棒球未“棒”：复苏后的寂寞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积极恢复发展体育运动，另一方面则很明确地提出“在开展体育运动中，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青年团，并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使体育运动紧密地结合并服务于当前的中心任务”。在当时政治氛围中，体育运动被视为“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各级党委亦“将体育工作作为宣传部门的业务之一”。
以此为背景，便不难理解棒球运动在新中国的境遇。时至今日，这项运动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可能尚不及1949年前。正如著名棒球教练李敏宽所言，“棒球是从美国传来的，在1960年后的14年间，便在我国‘自然而然’地被‘改造’成了空白。为此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付出了成倍地代价”。
“文革”末期，棒球运动有了复苏的迹象。1974年，时隔13年后，棒球全国比赛再次举行。外交、政治因素在棒球运动恢复的过程中，依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台湾问题的背景下，棒球代表团互访成为中日交往的一种模式。1975年，日本“友好之船”棒球队、爱知工业大学棒球队先后访华；旅日台胞棒球队也于同年造访，并在全国各地交流比赛。1976年，日本法政大学棒球队及日本教练代表队访华。随后两年间，中国方面也相继派出棒球代表团访日。此外，国内棒球人士还常被要求在“统一战线”发挥作用。1979年，台湾籍日本华侨蔡季舟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奥委会名古屋会议。期间，中方团长宋中曾要求蔡季舟与台湾代表接触，“找机会与他们谈体育、叙乡情”。
当然，体育作为外交或政治工具的情形，在世界各国均屡见不鲜。再以棒球为例，1975年美国与古巴之间尝试在哈瓦那组织一次棒球比赛。美国国务院有官员提议效仿“乒乓外交”来推行“棒球外交”（Baseball Diplomacy），但该提议先后两次被时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拒绝。而在1980年代的韩国，全斗焕军政府推行所谓“3S政策（Sports Sex Screen）”，即希望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职业棒球比赛等活动来消解韩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此举被韩国舆论称为“国民催眠术”。
“文革”末期，棒球运动有了复苏的迹象。1974年，时隔13年后，棒球全国比赛再次举行。外交、政治因素在棒球运动恢复的过程中，依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