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昕：作为帝国间冲突的俄乌战争
【文/张昕】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宣布对乌克兰发起以“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为目标的“特别军事行动”，武装冲突持续至今。
2022年9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进行部分动员，并将支持顿巴斯地区、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居民在全民公投中做出的决定。普京表示，西方的目的是削弱、分裂并最终毁灭俄罗斯；西方叫嚣1991年可以让苏联解体，那么现在到了让俄罗斯解体的时候了。此外，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在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包括核武器，这不是恐吓。（编者注：以上信息根据公开报道更新）
普京发表电视讲话（视频截图）
对于俄乌冲突成因的理解，以及对冲突性质的评判，各界多有争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选边站”的努力之外，我们试图提供另一个评判的思路，尤其通过进入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认知世界来完成这一目标。
帝国体系竞争与安全困境
俄乌冲突的最大背景和宏观结构，是俄罗斯和西方世界对冷战结束之后格局看法上的分歧。
在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终结”史观中，自由、民主、私有产权和资本主义作为神圣的“三位一体”，成为“文明世界”的唯一游戏规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愿意接受这套规则的国家就等着重复苏联的命运。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力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时空扩张。这样的“天下一家”“世界是平的”的想象背后，实际呈现的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跨大西洋体系为基础的新的世界帝国。
苏联解体后的欧盟和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虽然并不总是和谐一致，但通过不断扩员和各种条件性的成员协议，逐渐将其影响扩大到东欧和东南欧。在此背景下，是否愿意或以何种方式接入这个核心体系，在这个核心体系内部占据什么地位，就成为当年苏东国家的共同灵魂之问。
但是，自由主义的悖论在于，一直以来它都需要依靠时间和空间上的内外区隔，才能保证自身运行，中心与边缘的存在是维系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在大部分东欧国家自愿或不自愿地进入这一“中心-外围”结构鲜明的世界帝国的同时，俄罗斯如何看待自己在资本主义全球“命运共同体”中的位置，答案则并不那么简单。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一直尝试在这个全球体系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应得的位置。俄罗斯领导人一直希望按照自己的条件，与曾经一起终结冷战的伙伴平等共建、共同重塑欧洲的安全和经济体系。俄罗斯表露过加入欧盟甚至北约的意向，但前提是“平等共建”。
在当今俄罗斯领导人的世界观里，过去三十年的残酷现实是：俄罗斯融入与平等共建的努力一再作废，俄罗斯不断被欺骗背叛，由此失望、羞辱情绪不断积累，直到深重的怨念。被“逼到墙角”“忍无可忍”的心态最终诱发“我们别无选择”的呐喊，不惜祭出一切可用的手段（甚至包括核威慑）来反击对面这个“谎言帝国”（普京语）。当下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正是这场反击战的终极一环。
如果我们将“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国家间带有领土化特征的统治关系，尤其是不对称的交换关系，它使中心和边缘地带之间不成比例地受益，并导致持久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复制与再生，那么围绕乌克兰战事，我们看到的是两套帝国体系之间的纠缠和竞争：
一边是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安全治理模式加上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经济治理模式，姑且可以称为“跨大西洋体系”。另一边则是俄罗斯试图重建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欧亚体系。而乌克兰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在分裂欧洲斗争中的最大赌注。
在乌克兰，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北约军国主义的全大陆扩张计划遇到了欧洲唯一的竞争国。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短暂时段里，俄罗斯以为它与跨大西洋体系达成了谅解，后者会尊重和照顾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因此不会将东欧纳入“自由世界”的修正主义项目。西方却以为俄罗斯明白：没有什么能阻止“历史的终结”降临到整个东欧，甚至整个欧亚。但在真正吸纳前苏东地区融入的进程中，跨大西洋体系又不断犹疑摇摆。
由此，在洛克式的跨大西洋资本主义体系和霍布斯式的孤独反击者俄罗斯与生成中的欧亚体系之间，上演了一轮接一轮的相互误判，以及安全威胁螺旋式的不断升级。
俄罗斯受阅官兵（图源：澎湃影像）
俄罗斯“帝国反击战”的空间观
在这场俄罗斯重建“小帝国”阻击跨大西洋“大帝国”的竞争中，大帝国的扩张已经进入一个主要依赖盟友体制、资本控制、文化浸染的阶段，而俄罗斯的“帝国反击”则表现出鲜明的19世纪的时空特征：
空间上高扬以民族族群为基础的领土性诉求，甚至开始带上越来越浓重的“领土收复主义”特征；时间上高度选择性地使用苏联遗产，以文明论为基础构建历史统一的“俄罗斯世界”来构筑自己的反击攻势。
2003—2013年间，部分得益于国际能源价格上升，国民经济复苏为俄罗斯提供了在前苏联空间重建某种“次级帝国”地位的可能，也有可能实现90年代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早就提出的将新俄罗斯发展为自由主义帝国的政治方案。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俄罗斯资本对外扩张势头迅猛，并且地理空间特征鲜明：高度依循苏联时期留下的产业链、有形网络（电力、铁路、油气管道）、无形网络（俄语、前苏空间内的精英团体）和地缘政治关联（中东、北非、黑海周边）。
2015年后，俄罗斯政府开始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设想，都是对之前努力的制度化尝试。但伴随着2003年开始的一系列颜色革命、2008年的俄格战争、2013年乌克兰的“广场革命”和之后的克里米亚事件、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国家和执政精英对内对外的安全认知逐步发生转变。2014年后，俄罗斯彻底放弃自由主义帝国的幻想，“领土逻辑”开始全面占优。自此，围绕乌克兰展开的外部竞争的基本局面，就是在“领土逻辑”和安全困境驱动下的俄罗斯用重建“小帝国”的方式，反击跨大西洋体系这个“大帝国”。
在此过程中，我们首先观察到俄罗斯国家地理空间认知的逐步变化。历史上更多以东西向为主轴的空间想象，近二十年逐步发展为以从北极到“南部三海”（里海、亚述海、黑海）的南北向为主的局面。“南部三海”是俄罗斯向地中海、巴尔干地区和中东投射力量的关键战略路线，也是日后可能的“海上前沿防御区”，其地位在如今的俄罗斯“帝国反击战”中日渐突出。
以里海为例。多年来，里海沿岸国家对里海的法律地位一直有争议。最终沿岸五个国家在2018年8月达成妥协，签署《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该公约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胜利。公约通过赋予里海实质上“非海非湖”的特殊法律地位，排除了“公海”和“自由航行”等原则的适用，规定非里海沿岸国家不得在里海驻扎军队，里海国家不向其他国家提供其领土用于对任何缔约方采取侵略和其他军事行动。
对俄罗斯而言，这种“封闭之海”（mare clausum）模式——对外国船运关闭的海洋——虽然一直是里海的历史现实，但现在终于得到了法律层面的确认和其他沿岸国的认可，确保了里海地区安全层面的区域化。与此同时，虽然俄罗斯里海舰队以前被认为只具有局部的军事意义，但在2015年10月7日，四艘俄罗斯里海舰队的舰船向1600多公里外的叙利亚目标发射了26枚“口径”巡航导弹。这意味着俄罗斯可以利用里海将自身力量投射到广泛的中东地区。
类似的先稳固“内海”，然后再对外延伸的做法，此后也体现在亚述海和黑海地区。2014年克里米亚“回归”后，俄罗斯对黑海舰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修建连接俄罗斯大陆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海峡大桥，并在亚述海和黑海地区举行过几次军事演习。在军演期间，亚述海成为俄罗斯实质上的内海，由此引发了2021年北约国家海军以维护“通航自由”为名义在黑海举行的军事演习。
北约国家海军与俄罗斯黑海舰队之间的近距离对峙，可算是两个帝国、两套地缘控制逻辑在局部地区的直接冲撞。而在北向，乌克兰战事背景下，俄罗斯也明确将拨出专款建造更多的核动力破冰船，因为最新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证明了经过北极的“北方航道”是未来俄罗斯最可靠的海上通道。
俄罗斯“帝国反击战”的时间观
在俄罗斯的“帝国反击战”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最近20年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和部分执政精英的世界观在“时间-历史”维度的变化。在这样的世界观里，关于未来的想象越来越多地呈现为“回归”某个过去时点。
回归的时点可以是所谓的“1989秩序”：背后的认识基础在于苏联和俄罗斯都不是冷战的失败者；俄罗斯需要维护的是1989年戈尔巴乔夫时期与西方世界共同和平终结冷战时的状态，这是当下俄罗斯需要维护国际秩序的“现状”，而不是美国试图维护的1991年之后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恰恰是对现状的破坏者。
这个回归的时点也可以是1945年的雅尔塔：回到最近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构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时点，这也是当下世界秩序权威来源的终极原点。
这个回归的时点还可以是“回到维也纳”：19世纪拿破仑战争之后，俄罗斯在战胜国的荣光中开启欧洲大国协调时代的时点。
2021年底，俄罗斯政府向美国和北约提交的两份关于欧洲安全框架的协议草案中，就明确要求回到1997年北约和俄罗斯签署双边基础协议时的状态，也就是回到北约东扩之前的状态。所有这一系列未来作为“回到过去”的时间想象，都与苏联时期面向未来、不断实现超越的时空想象形成了鲜明对照。
近年来，俄罗斯领导人还试图通过塑造史观，为当下的对乌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借用中文语境的说法，我们可以将最近20年俄罗斯领导人的史观塑造归纳为俄罗斯的“通三统”努力，即构建从（前现代）沙俄、苏联到当代俄罗斯的历史延续性。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不断调用“历史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俄罗斯土地”等说法，就是这种史观的具体体现。
但是，苏联部分是俄罗斯版“通三统”的一个难点。因为苏联先是以革命方式终结了沙俄，苏联的解体又催生了如今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21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关于苏联解体三十周年的纪录片中，普京就明确提出：“什么是苏联解体？就是以苏联为名义的对历史俄罗斯的分离。”因此，对于复杂的苏联遗产的高度选择性调用，正是过去20年俄罗斯意识形态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
普京接受纪录片采访，谈及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个人经历（视频截图）
在“苏联”这个符号的多重含义中，对当下的俄乌冲突，甚至整个后苏联史观影响最大的，是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联邦制国家的性质变化。这一点一直是1991年大变革前后争议最大的部分，至今俄罗斯国内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最大批评仍然在于他们葬送了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联邦国家的存在。在此，我们最清楚地看到当下俄罗斯领导人和执政精英选择性调用苏联遗产的一面。
普京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指出，“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句话被反复引用，但其后半部分往往被省略了：“至于俄罗斯民族，这成了一场真正的戏剧性事件。数以千万计的我们的公民和同胞发现自己身处俄罗斯领土之外。此外，解体的流行病也感染到了俄罗斯本身。”
最近几年，普京多次批评苏联早期民族政策和苏联宪法设定的加盟共和国制度（包括赋予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宪法权力等安排）。当前的俄罗斯领导人希望在继承和强调当代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性质的前提下，避免苏联早期民族政策的长期负面后果，通过选择性地批评上述苏联遗产，来证明当下重建“历史俄罗斯”的正义性。
但是，这样的努力与近几年通过修宪强化俄语和东正教地位等政策之间，明显存在张力。同时，当下俄罗斯联邦的宪法构建仍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制度，部分俄罗斯联邦构成单位有明确的定名民族，甚至仍有明确的族群和领土的对应关系。如何处理这个领域的苏联遗产和相应张力，俄罗斯国家对内仍然在不断调试中。
这个领域的对外调试则直接体现在此次俄乌冲突中。在此次军事行动前，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多次几乎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在乌克兰问题上做了对内对外塑造史观、“正本清源”、统一思想的努力。
2021年，普京发表长文《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重申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为同一个民族，而现代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包括当下的疆域领土）实为苏联的产物。在2022年2月21日关于乌克兰局势的长篇演讲和2月24日战争动员性质的演讲中，普京再次强调了作为乌克兰当代独立国家的“国家性”的缺失，并以反讽的口吻调侃道，既然乌克兰政府在过去几年一直在推动“去共产主义化”，那么我们索性来个彻底的“去共产主义化”——把苏联赋予的乌克兰国家（包括疆域领土）的性质都抹去。
这些论述反映出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部分政治精英长期以来的世界观：从文明角度出发，同为东部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拥有共同的文明起源，俄罗斯国家（或者历史上的帝国）及其人民（特别是其斯拉夫、东正教核心）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暗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些现代国家在今天和未来都应该共享政治命运。
这一观点的推论是：独特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身份是广义的“历史俄罗斯”的产物，他们各自的民族身份是人为的，因此是脆弱的；脱离“历史俄罗斯”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身份是外国力量操纵的产物，是西方利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推动反俄议程的一部分。
而在另一边，正因为苏联解体的过程兼具去帝国、民主化和新国家/民族独立斗争这几重性质，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政治单位往往有更强的动力通过摆脱与曾经的帝国（沙俄或者苏联）中心（俄罗斯）的关系，保护自己脆弱的国家性和民族意识。在“解殖”框架下，前苏东国家的民主化和国家独立往往高度强调与苏联、俄罗斯之间脱钩的重要性，这也导致如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领域出现了与北约和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类似的安全困境。
在一系列历史文化问题上——谁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上世纪30年代苏联大饥荒的性质是什么？班德拉是乌克兰的民族英雄还是法西斯头目？沙俄和苏联是否构成对乌克兰民族的殖民统治？苏联符号的存续在前苏东地区是否合法？——双方的分歧不断政治化、安全化。其代价之一就是极大压缩了前苏东地区新独立的政治实体迈向文化多元的自由主义国家的空间。在地缘政治选择上，乌克兰内部相当一部分希望避免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选边站”，希望保持乌克兰内部文化多元共存状态与对外灵活中立地位的民众的声音，也在2014年“广场革命”之后被更加极端的政治力量所绑架。
俄罗斯世界、苏联遗产与对乌军事行动的性质
伴随着俄罗斯领导人的“通三统”努力，“俄罗斯世界”理念在2010年前后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之一。在2014年后俄罗斯领导层进一步推动的“俄罗斯世界”的论述和世界观中，俄罗斯国家保护的对象不仅仅局限在拥有俄罗斯国籍的俄罗斯公民，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宽泛、带有鲜明文化和文明论性质的概念。在这样的世界观里，当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俄罗斯人”的威胁，且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时，俄罗斯国家便可以在境外（但可能是“俄罗斯世界”内）使用武装力量。这也成为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动对乌军事行动的道义正名之一，因为乌克兰东部两个俄罗斯族裔为主要居民的“共和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向俄罗斯发出了这样的保护请求。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还提出了有可能覆盖整个后苏联空间的一般规则：只有当周边国家践行针对俄罗斯的“友邦关系”政策时，俄罗斯才会承认它们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周边国家必须充分尊重其国内各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的政治和文化权利，特别是俄罗斯族裔居民、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居民和讲俄语的居民；周边国家只能参加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而不能参加除此以外的军事和安全一体化进程，尤其不能参与西方主导的一体化进程。
这些我称为“克里米亚原则”的方针，在这次俄乌冲突中也得以进一步体现和细化。以普京2月21日的长篇演讲和2月24日带有战争动员性质的讲话为例，二者从三个不同层面论述了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
第一，过去三十年北约五次东扩给俄罗斯带来了安全威胁，这种不断积累的威胁已经关乎俄罗斯的生死存亡。
第二，乌克兰政府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的八年里对乌东地区的压迫，限制乃至剥夺了该地区俄罗斯族裔的文化语言权力和选择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力，甚至达到了“种族清洗”的程度。
第三，基辅政权纵容极右翼力量，甚至自身已经蜕变为法西斯政权，因此俄罗斯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将乌克兰（人民）从法西斯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一场“解放战争”。
上述三重论述相互关联，但是在不同阶段被以不同方式调用，强度也有所不同。俄罗斯最初更重视第一层次的论述，试图援引《联合国宪章》第7章第51条规定的“自卫权”，为自己在顿巴斯地区开展的军事行动提供国际法依据。2月底以后，第二、三层次的论述明显逐渐增强，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也因此被频繁调用。
2022年3月中旬后，俄罗斯军队使用的符号除了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被迅速推广的象征胜利的“Z”和“V”字符号之外，还出现了沙俄军队旗号、苏联国旗、卫国战争胜利旗帜和俄罗斯国旗交叉出现的场面；在赫尔松、马里乌波尔等地区，俄军甚至在一些标志性建筑上只升起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旗帜，而没有俄罗斯国旗。
对乌军事行动发生在苏联解体三十周年纪念日之后不久，这似乎是某种预兆：当年苏联解体作为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其实一直没有终结，如今的俄乌冲突可能会以惨烈的方式真正终结这个历史过程。俄罗斯的“帝国反击战”，究竟是将完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民族国家的重生？还是将导致俄乌双方进入漫长的“冻结冲突”（frozen conflict），并将乌东两“共和国”过去八年的局面扩大到整个乌克兰东部甚至南部？抑或是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期暗示的那样，在俄白联盟的基础上再加上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乌东甚至“新俄罗斯”地区，组成一个新的政治实体？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内政部大楼的外墙上出现了“红旗奶奶”巨幅壁画
文明论与国际规则
上述“两个帝国体系间冲突”的性质，撕裂了人们对于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的评判。俄罗斯对北约和美国单极行为的批评——比如在普京2月24日宣布军事行动开始的动员演讲中一一列举的贝尔格莱德（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白色粉末事件等——都具备相当的合法性和普遍的说服力。但当面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批评时，俄罗斯领导人直接援引了科索沃案例，其背后的逻辑只能说是“他们做得的，为什么我做不得”。
如果冷战后的美国是国王新装故事中那个自己不穿衣服，还耀武扬威地要别人按他的要求穿衣行事的国王，那俄罗斯就是那个敢于挑破国王裸身现实的小孩，但他反抗的方式是走到国王面前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对于这种用“愤世嫉俗”来抵抗“伪善”的策略，无论是部分欧美国家试图推销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还是另一些国家坚持的以国际法和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实都不能有效解开其中的困局。
隐含在“克里米亚原则”内部、在这次对乌军事行动中进一步体现的，则是俄罗斯方面的文明论理念：只有在超越个人甚至民族国家的文明范畴层面，将战争理解为俄罗斯文明（或者斯拉夫-东正教-欧亚文明）对西方文明及其代理人（乌克兰）的生存危机式的自卫反击，才能理解俄罗斯发动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其正义性才能得到伸张。
“文明/帝国的概念肩负的使命，是反抗由进步主义、科学主义、全球主义、后现代所构建的那个笼罩一切的无所不包的更大的帝国，即便这个更大的帝国是以捍卫个人和民族国家概念的面貌出现的。”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对乌的军事行动未必合“法”，却被视为合“理”，合乎更高的一种自然律。
截至2022年5月初，当年接受“芬兰化”政治方案的芬兰也在试图摆脱“芬兰化”的历史尴尬，正在申请加入北约，对冲突之后乌克兰进行“芬兰化”改造是否还是一个可行的政治方案？而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口中已经处于“脑死亡”的北约，因为俄乌冲突正经历回光返照。
基于安理会五常否决权体系的联合国体系也在发生松动。略显讽刺的是，限制五常否决权的动议虽然由美国推动，但也得到了不少中小国家的支持，该过程背后体现的又恰恰是俄罗斯自己近年来大力推动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这场作为帝国间冲突的“特别军事行动”对人类政治生活基本规则的长时段冲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