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只用“低阶政治”议题来论证美国分裂，并不成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泉】
8月30日，戈尔巴乔夫去世。
9月1日，《经济学人》的封面上，除了右上角一小幅戈尔巴乔夫的头像，中间的醒目位置上放了一张美国自由女神像的“一字马”画像，并且把“美利坚合众国”改成了“美利坚分众国”，以此寓意美国面临再次分裂的风险，颇有些谶纬的味道。不过读了内容，笔者感到《经济学人》根本没有触及深层次问题，不过是围绕一些表面上的政治冲突现象赚人眼球而已。
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近二十年来确实出现了日益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但此两极分化却非《经济学人》所指的两极分化。
《经济学人》用政策分化，红蓝州分化和政党僵局来佐证其笔下的两极分化。就政策分化而言，《经济学人》列举了堕胎权、非法移民和枪支管理这三大问题领域中高度对立的情况。但首先，这三个议题都是美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老问题，和经济议题与对外政策议题相比，都属于“低阶政治”议题。
《经济学人》封面图
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说这些问题无论如何激化，都无法产生动摇性的影响。其他类似议题还包括同性恋权利，宗教进校园，环境保护等等。而且更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三个议题领域中出现的高度极化对立往往只存在于少数政治活跃度高的群体中。
比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至少从1995年到现在，60%左右的美国民众都支持堕胎权。虽然有高达37%左右的民众反对堕胎权，但至少多数群体的政策倾向是明确的，不存在50%对50%的对立现象。[1]
在控枪议题领域也是如此。根据盖洛普的数据，目前66%的美国人支持通过更严格的枪支管制办法，支持放松管制的只有8%。[2]在非法移民问题上，70%左右的美国人支持给予那些非法进入美国时还未成年的人提供某种入籍通道。[3]所以，用“低阶政治”议题来论证政策分化实际上并不成立。
至于说以蓝色为代表的民主党州和以红色为代表的共和党州之间的分化，更是对美国政治的一种简单化描述。美国的制度设计以基于相对多数为计票原则的单一选区选举制度为主，这种设计的自然结果就是哪怕只比对手多一票，也是胜出者赢者通吃一个选区的局面。用红、蓝两种颜色在地图上简单地区分民主、共和两党在各州的输赢情况，无形中就放大了两党的对立态势。
虽然两党在国会中围绕堕胎权、移民改革和枪支管制等问题确实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对立阵营，而且由于相互的掣肘和杯葛也确实形成了不断拉锯的僵局，但这也不是表明美国两党极化的充分原因。毕竟如果考虑到“高阶政治”议题领域，比如针对俄罗斯和伊朗，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并没有本质分歧。
退一步讲，《经济学人》所提及的民主或共和党各自在一个州内一党长期主导独大的现象确实存在并且正日益固化，也在特定社会议题领域，比如同性恋权利和移民问题上，助推了党争，但只要不危及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大市场，也暂时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抛开《经济学人》所描述的表面现象，理解美国真正的极化问题，可以从上、下和内、外两个角度来展开。
所谓上下是指少数利益集团利用美国政治制度上的漏洞，比如在参议院的绝对多数立法门槛，形成少数绑架多数并不断扩大少数利益、损害多数利益的局面。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大家熟知的美国枪支协会阻挠枪支管制立法，而最突出的后果则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界逐渐掏空美国实体制造业这一长期过程。
5月6日，拜登访问位于“铁锈地带”的俄亥俄州，参观完汉密尔顿市一家钢铁企业后发表演讲。图自《斯普林菲尔德日报》
1987年的好莱坞电影《华尔街》对此已经有非常精彩的描绘，现实中的一个著名例子则体现在美国某著名床垫生产商身上。私募基金通过高杠杆收购了该公司之后，将债务转嫁给公司，不仅不关注改进公司的管理和生产，反而通过给管理层发高工资和分红等手段恶化了公司的现金流，导致销售状况良好的公司一度沦落到需要申请破产保护的地步。而在这期间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就是生产线上以节约成本为由被裁掉的工人。
类似的金融游戏不断被复制之后，普通美国民众和所谓金融精英之间的鸿沟也逐渐变得积重难返。金融界之外，保险、医药、建筑、石油、军工……种种利益团体不一而足，都加入到把持垄断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行列中来，严重侵蚀了美国的政治基础。相关更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见美国政治学者西奥多洛伊在1969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终结》这一经典著作。在当时他就已经做了大量在今天看来颇具前瞻性的探讨。
就内外的角度而言，这涉及到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身份建构问题。美国目前大约有4500万移民，其中合法移民大约为77%， 剩下的为非法移民，移民总数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约为14%。[4] 最晚近的一波移民潮始于1965年美国修改移民法，和1970年相比，其国内移民总数翻了两番。虽然和1890年相比，还没有超过当时14.8%的最高移民占比，[5]但已经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身份认同的焦虑。究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最近的这一波移民潮对美国以清教为核心的欧洲传统所带来的冲击。
按照移民母国来排名，25%的新移民来自于墨西哥， 6%来自于印度，6%来自于中国， 4%来自于菲律宾。和传统的欧洲移民相比，这些群体的文化异质度显然更高。比较2020年和201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白人人口占比从72.4%下降到了61.6%，[6]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传统的以同化为主旨的“种族大熔炉”和以保持差异性为主旨的“种族拼盘”这两种政策取向之间的辩论，对美国传统精英而言就多了一层紧迫感。
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来自于《华盛顿邮报》书评家卡洛斯洛扎达（Carlos Lozada）在2017年对保守派学者亨廷顿学术观点的一个回顾。[7]在卡洛斯看来，亨廷顿从1981年到2004年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在"谁是美国人"的问题上，1981年的亨廷顿认为只要认同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的基本原则，无论种族和原籍地，都可以被视为美国人。而到了2004年，亨廷顿则认为被称为“美国信条”的那些原则只是组织美国社会的最抽象原则，具体实施还需要依据一个更具体的文化模式。对亨廷顿而言，这个文化模式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也就是说只有认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美国人。1981年的亨廷顿容忍文化多元主义，2004年的亨廷顿则视文化多元主义为威胁。
此前，因不满拜登移民政策，得州宣布会“包车”把非法移民送到首都。
亨廷顿预见但没有看到特朗普式人物的崛起。在亨廷顿眼中，特朗普代表的是某种形式的白人自救运动。 十八年后的今天，再去审视亨廷顿提出但是没有终结的这两种美国人身份认同建构道路，结合美国的历史分期，就可以发现美国现在又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如果把美国从建国至内战称为“第一共和”，内战后至1930年代称为“第二共和”，罗斯福新政至今称为“第三共和”，那么对“亨廷顿问题”的取舍就将决定美国能否超越种族意识，进而决定其“第四共和”的走向。
在笔者看来，做出这个取舍又离不开解决前述上下视角下因为利益集团政治导致的极化现象。从人类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基于所有权意识的占有式利益分肥制在生态约束日益严峻的今天已经步入穷途末路，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不仅将决定自身前途，也将共同形塑人类的未来。
参考资料：
[1]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2/06/13/about-six-in-ten-americans-say-abortion-should-be-legal-in-all-or-most-cases-2/
[2]https://news.gallup.com/poll/1645/guns.aspx
[3]https://www.aclu.org/press-releases/new-poll-shows-majority-voters-support-dream-act-want-citizenship-legislation
[4]https://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research/immigrants-in-the-united-states
[5]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8/20/key-findings-about-u-s-immigrants/
[6]https://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2021/08/improved-race-ethnicity-measures-reveal-united-states-population-much-more-multiracial.html
[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book-party/wp/2017/07/18/samuel-huntington-a-prophet-for-the-trum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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