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晖：一条马面裙，一段文明史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孟晖】

最近，一条迪奥的裙子引发了很大的风波。有人对中国年轻人站出来“保卫”传统服饰的行为不以为然；也有人对“马面裙”作为中国传统服饰不那么自信，甚至用说马面裙是“草原民族征服中国后传入的，或者说是中国跟草原民族学的”。真是张嘴就胡说“n’importe  quoi”（法语“不管是啥”之意）。

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抗议迪奥的“文化挪用”行为（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我们今天不讲“草原是中国的草原，草原民族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这样的大道理。我们今天单讲马面裙，那种裙子是半身裙，系在腰间。草原民族，也就是游牧民族，不可能穿半身裙，因为如果把一件半长的裙子系在腰间，骑在马背上，非常容易松脱和滑落，赶上严酷天气，那不是走光题，那是送命题。因此，游牧民族的女服一律是长袍，像我们熟悉的蒙古袍和旗袍。所以，他们又如何把根本没有的东西传入中原，传给汉族？

身着传统长袍的蒙古族女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光中国的“草原民族”没有这样裙式，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也都没有，它是中国汉族女服的唯一。那么，此般裙式最早可能出现于何时呢？

相反，由于中原地区农业发达，定居生活历史悠久，早就出现了上衣下裳的形制，也就是说，出现了围在腰间的裙子。至晚从东汉起，上衣下裙成了中原女服的基本形式。——实际上，女性采用上衣下裳衣式的历史源远流长，《诗经》的《丰》一首中就曰：“裳锦褧裳，衣锦褧衣。叔兮伯兮，驾予与归。”

中国传统裙子都是片裙，而非筒裙，即展开是一面长片，像是床单，围合到身上，在背后系结。与汉唐女裙相比，马面裙有一项独特的形式特点，即，实际上是由两片面积相等的裙片连成，那两扇裙片在正面会重合一部分，形成的实际结果是，穿裙人走动的时候，两扇裙片在正面叠合的部分会随着双腿的交互运动，不断微微开合，也就是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开衩”。

马面裙解构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关于马面裙的雏形，北宋文人江休复（1005-1060）在所著的《江邻几杂志》中有一条记录，透露了关键信息：

又说，妇人不服宽袴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胯，以便乘驴。其风闻于都下妓女，而士人家反慕效之，曾不知耻辱如此。

按其说法，北宋女性为方便骑驴，首创出一种“前后开胯”的“旋裙”。有传闻说，此骑驴专用裙本由是汴梁的妓女发明的，但很快在上层社会的良家妇女当中蔓延开。

所谓“开胯”，在唐宋时代，是一个专用词汇，本是指衣服在两胯上有所开缺，亦即衣衩——让衣襟在腰部开裂为两片——这一形式。如《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唐初，军将们“有从戎缺骻之服”，而马周上议中则说：“开骻者名曰缺骻衫。”

当代考古发现中，恰恰出土了做有开衩的宋代女裙实物，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福建福州南宋黄升墓均为佳例。那两座墓中所出南宋女裙依然沿袭着片裙的形式，但是，是由两片面积相等、彼此独立的裙片合成，做裙时，两扇裙片被部分地叠合，再缝连到裙腰上。那么，一旦把这样的裙子围系到身上，两扇裙片在正面重叠的部分会形成开衩，在背后掩合的部分也会形成自然的开衩。这，就与《江邻几杂志》所称“前后开胯”相吻合了。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周氏墓、黄升墓出土的这一类联片式女裙，就是旋裙，或者说，在宋人那里，叫做旋裙。

黄升墓出图宋代旋裙示意图（图片来源：《福州南宋黄升墓》）

穿着旋裙的女性一旦跨上驴背，裙裾就不会堆叠在鞍上，而是以衩为界分向两旁，撑开着，笼覆住双腿。看来，给裙子装配上前后开衩，作为骑驴专服，算得颇为精彩的创设。需说明的是，北宋时，名妓在某些场合骑驴——后来改为骑马——有点类似如今日本的“花魁道中”，表演性很强，因此，骑上驴或者马之后只会徐徐行进，不会疾驰，故而不用担心系在腰间的旋裙不牢靠。另外，古代女性在裙子下一定要穿一到两条长裤，所以不要误会，裙片分开，只会露出最外面的长裤，不会露腿。

现代人对于宋代旋裙的穿法复原（图片来源：网络）

黄升墓出土的旋裙多达十七条，是陪葬裙的主力，显然，在宋代的上层社会妇女那里，旋裙出现不久，就成为了女性日常服装的主流。这就说明，由于旋裙方便行动，又有风韵，女性很快让其脱离了骑驴服的单一角色，将它转化为任何场合都可以穿的服装。旋裙的基本形制，与马面裙是一致的，只是裙片重叠部分更宽，并且还没有后者前后裙门、两边对称折裥的细腻形式，显然，它是马面裙的前身，马面裙是对旋裙的继承和发展。

黄升墓出土南宋牡丹花纹罗旋裙实物（图片来源：网络）

我曾经和朋友在葡萄牙美丽的古城吉马良斯观光，看到一面大标志，上面宣布：“这里是葡萄牙国族诞生的地方。”我们按照上面标记的诞生时间换算了一下，相当于——宋朝。我们就采取保守的算法，以江休复生活的年份算作旋裙出现的确凿时间，那么，旋裙是在十一世纪上半叶就成为北宋首都东京的流行裙式的。

基辛格博士等人广为宣扬的理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今日的国际秩序。而当马面裙的前身——旋裙成为东京时尚的时候，六百年后参与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那几个国家，要不还不存在，要不就是国王住在城堡里。

当东京水陆繁华、最热闹的大街上灯光多到没蚊子的时候，“法兰克王国”的国王王后们是住在城堡里，而且还会再住上好几个世纪，靠打猎解决一部分肉食来源。对了，江休复去世后六年，诺曼底公爵登陆英格兰。

说到在明代定型的马面裙，就以有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题赞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为例，图中的后妃宫女都穿着典型的马面裙，说明马面裙的形式在1485年之前已经成熟。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身着马面裙的嫔妃与宫女（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1485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开始武力攻打格林纳达；英国的亨利七世打赢了博斯沃思战役，结束了红白玫瑰战争，建立都铎王朝；法国在其三十二年前打赢了英法百年战争，统一了领土，再过一百〇四年，会迎来波旁王朝。当然，西班牙女王和英王、法王仍然住在城堡里。

不过好消息是，三年后迪亚士绕过了好望角，欧洲人逐渐加入印度洋贸易，再后来哥伦布到达美洲，欧洲人终于可以拿着从美洲掠夺的银子，直接到明朝来买东西，于是明清两朝成为空前富裕的白银帝国。

到了2022年，1946年在巴黎开了第一家时装店的迪奥，上了一款裙子，与比路易十四至少年长一百五十三岁的明制马面裙长着同一个模样儿，然后产品说明为:

“这款半身裙采用标志性的Dior廓形，是一款全新的优雅时尚单品。”

迪奥对这款“马面裙”的介绍页面（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这也太可笑了吧？！

尽管现代西方文明擅长“孙子发明爷爷”的技能，但这一回，中国的年轻人们，尤其汉服复兴者们，却不吃这一套。听说，有西方媒体闻风做了报道，称迪奥的是次行为属于“文化挪用”，而我的朋友K对西媒的说法嗤之以鼻：

“马面裙这个事，外媒用‘文化挪用’这个词来定义也是在扭曲事实。他们的观点是，所谓文化挪用，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掠夺，但是中国的文化从古至今都不是弱势文化，所以这件事应该定义为剽窃，外媒说挪用是在矮化中华文明。”

很多人也许会说，不该争执什么挪用、剽窃，而应该视为文明流动，那么，跨文明的流动、文明间的交流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是该鼓励、该颂扬的好现象。是的，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从文明交流中获得了营养，得以进步和发展。

我在张超先生《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中读到：“中国的轿子于17世纪传入欧洲，后又演化为轿式马车。”（125页）按如此的观点，波旁王室的国王们和他们的王后、情妇们乘坐的马车，是从中国轿子演化而成；英国王室的金马车，也是一样。但是，欧洲的贵族马车是进行了彻底的创新，与中国轿子的样子相去甚远，变成了欧洲文化的特色之一，让人过目难忘。今天，我们中国人把英国王室的金马车当做“大英帝国”的象征，充满好奇和尊敬。

英国王室的“金马车”（图片来源：网络）

书中还提到，西班牙闺秀曾经流行原产广州的“马尼拉大披肩”，而大披肩也是西班牙传统女性服饰的标志、弗拉门戈舞的标志。另外更为著名的例子是折扇，随着所谓大航海时代中西发生直接贸易而传入欧洲和美洲，一度成为上流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对这些文明交流的结果，欧洲人并没有隐瞒出处。我曾经在西班牙媒体上读到报道，阿尔罕布拉宫附设的博物馆举办过一次“藏扇展”，策展人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折扇是马可波罗带回来的。

我还曾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中国在汉晋时代就出现的抽口荷包（用抽绳收紧袋口的小包），随着中西贸易，也传入了欧洲上流社会，一时成了名媛当中的时髦。不过，看文中给出的实物图片，欧洲人按照自己的美学趣味和实际需要进行制作，比如四周加上花边之类，做出了风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换句话说，进行了本土化的二度创作。

你拿可以，你拿完了至少表现出点儿创新精神，如果你够坦诚，还该说明是从谁那儿拿的，再者，你如果创新得足够彻底，不讲出处儿也成。所以，迪奥把一件马面裙原封不动地上架，不说明出处，这就不体面了。

大概，迪奥的理由是，我说明了出处——我宣布了，我们这一批产品，是“融合法国和朝鲜的文化，采用了带有诸如……等设计师的原创作品的装饰（combines French and Korean culture，with a décor containing original pieces by designers such as…）”，以及韩国“传统的”桑皮纸。

迪奥对这一系列服装设计师以及来源于“朝鲜文化”的介绍描述（图片来源：社交媒体截图）

这，就更让中国青年动怒了。

无论是文献记录，还是出土考古实物的物证，都证明，从宋代到明代，从旋裙到马面裙，是一条清晰的、延续的发展脉络。例如，无锡元代钱裕墓出土的女裙、苏州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的女裙，都是旋裙，但明显地在装饰上变出了花样，包括在两侧对称打折。曹氏墓出土的旋裙包括缎绵裙，即在缎面与绢内衬之间絮一层丝绵，为过冬之用，可见，旋裙在元代是汉族女性的主要裙式，不分季节都会穿。由宋代经元代到明代，一系列出土女裙实物，清楚地显示了旋裙到马面裙的演变过程，是中国学术界利用从西方引进的现代考古学建立起来的实物证据链，是无可置疑的，“视若无睹”并不能帮到韩国人的忙。

元代钱裕墓出土的元代马面裙实物（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至于朝鲜，历史上真的有过马面裙吗？是不是这个问题也该考证一下？

就算朝鲜王宫里曾经有过明式马面裙，那也是因为，是明朝皇帝赏赐给了他们、恩准他们穿的呀！连韩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明式袄裙只限于那个时代朝鲜的极少数顶层贵妇，根本没在民间流行开，连宫女都穿不上，更与平民无关。马面裙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款式，更在用料，明代马面裙所用的彩锦之绚烂辉煌，让今天的人惊讶和沉醉。中国学者该研究清楚的是，朝鲜历史上王后等贵妇所穿的明式袄裙（很可能是下裙采用类似明代裙子的大致外观，但并不具备马面裙的真正形制），如果是采用彩锦料子，那么那些彩锦是否来自中国——应该是一部分得自赏赐，一部分是通过贸易从中国进口。

明代彩锦，尤其是织金锦，工艺极其复杂，成本极高，对染色、丝线、金线等等的技术要求和质量要求也极高，以朝鲜半岛当时相当有限的财力和工艺水平，根本没有能力生产。

明代暗绿织金纱通肩如意纹女衫细节图。注意，金纹是金线织成的，并非绣花（图片来源：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

所以，如果迪奥认为，这一次直接把马面裙上货，是“融合法国和朝鲜文化”，那就是更为可笑的错误。据说还有媒体用“文化欣赏”来为迪奥的这个事儿辩解。指着凡尔赛说，摩纳哥王宫真美，那不算一次有效的文化欣赏。凡尔赛很美，但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辩护说，把它认成摩纳哥王宫的那个人居然懂得什么是美，所以他的错误就不是错误，反而是对凡尔赛的一次肯定。

有中国网友用戴安娜王妃1981年穿着清代马面裙的图片为证，证明西方人早就接触过中国马面裙，知道马面裙来自中国。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也许还更早），西方人就借助通草画等途径熟悉了清代马面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或者二十世纪初？），还有欧洲的贵妇淑女穿着清代汉式女袄配马面裙，让画家给画油画肖像。到了二十世纪，更有欧美名媛穿着晚清女袄与马面裙拍照留影。

也就是说，在十九到二十世纪，西方人对明代马面裙没概念，但他们很清楚清代汉族女服的形制，即，立领偏襟大袖袄配马面裙；他们知道，马面裙是与中式立领偏襟袄配套的。

约十九世纪的广州外销通草画上的清朝汉族命妇和平民妇女形象（图片来源：广州博物馆）

1965年的好莱坞大片《成吉思汗，征服者王子》，电影的后半部，当紧张的情节推向高潮，男主下决心要反手杀死中国皇帝时，影片安排女主，他的妻子，穿了一身标准的十九世纪中国汉族闺秀的服装，上身为一件秋叶色的立领偏襟长缎袄儿，袄面儿遍绣露香园法的靠色写生折枝菊花，下束绛红色绣金马面裙，头上还把发辫盘成云髻，耳畔是一溜五颗大珠的坠子，手摇一把纱团扇儿，莲步款移，步出深闺。电影用这样一个形象暗示观众，此刻，男主夫妇已经彻底地“中国化”，因此完全有资格接盘和统治“中华帝国”了。——相应的，在同一场戏，男主的衣服上出现了小龙纹。

《成吉思汗，征服者王子》截图（图片来源：影视截图）

这场戏证明，在二十世纪，西方人把包括马面裙在内的整套汉族女装，视作中国文明的象征，视作中华帝国特有之高贵的象征，视作中华帝国的象征物之一。

然而，到了2022年，代表着西方流行审美的迪奥又来了这么一出。

也许，西方失去了曾经的记忆，或者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也许，是试图篡改东亚文化的历史面貌，对中国施行文化上的“夺嫡”，他们已经不愿意接受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正统地位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力和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他们更愿意用这种“狸猫换太子”的手段让韩国来继承这样的“正统”。

很多朋友可能会骂我是诛心之举，是小题大做。但是，利用文化手段，夺取在一个文明体系中的正统地位，或者改变一个文明传统中的正统继承者，甚至重新虚构新的文明传统和文明体系，是近代西方反复玩儿而且玩儿得很得手的把戏。围绕服饰的流行文化只是其中的一块版图，在好莱坞电影等其他途径中有更多鲜活的例子。有机会我会就这个话题和大家继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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