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对英伟达下禁令，是美国政府“小院高墙”策略的又一典型

【文/沈逸】

9月1日，美国实施对华芯片出口新许可要求，禁止美国芯片公司英伟达等向中国出口两种高端GPU芯片。这是美国对中国实施科技打压、也是本届美国政府基于“小院高墙”策略进行出口管控的又一经典案例。

“小院高墙”策略可以看作从上一任美国政府的“全面进攻”向本届政府的“重点进攻”转变的典型，其基础思路是：首先，承认美国事实上无法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断链脱钩；其次，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应聚焦于具有军事用途、提升中国战略能力的关键领域；第三，尽量降低和减少美国在此过程中承受的成本与损失。

这次出口管控的标的是若干美国企业的高端GPU芯片，具备算力优势，主要在人工智能领域有重要作用。而根据此前美国政府和智库出台的多份报告显示，人工智能领域一方面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前沿科技领域，另一方面被认为是中国对美国已经形成威胁、乃至在部分场景下对美国占据优势的关键博弈领域。

资料图来自法新社

基于这样的直接认识，显然美国政府认为，切断中国从美国公司获取这些芯片的直接渠道，可以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制造障碍，迟滞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继而在另外一些条件——比如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真的因为这一禁运而一蹶不振，或者中国因此丧失抵抗意志、彻底接受美国的全部要价等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为美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上述理想不能说是不丰满的，但现实远比预料中的更加骨感。相关消息传出后，全球资本市场的表现，就传递出了极具讽刺意义的信号：相关美国企业的股票遇冷下行，生产类似芯片的中国企业的股票则呈现相反的上行态势。这些极为直观易懂的指标，展现出在利益问题上最理性的资本市场的基本判断：这一禁令，最直接的影响是削弱美国企业的发展，迫使其产品从全球最主要的成熟市场之一（甚至没有之一）退出，而作为美国企业战略竞争者的中国企业，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前景更为看好。

由此可见，这条禁令体现出了明显的内生悖论：本意是要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增加障碍，但实际起到的效果可能正好相反。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美国的压力下——颇有讽刺意义的——“被迫”成长为具有更加扎实的核心技术与产业支撑的形态。客观而言，站在美国一侧、按照美国的认知框架，这种形态将是一个更具挑战性、更全面，也因此更加难以遏制的强大对手。

从短期来看，美国的相关政策确实会制造出一个窗口期，即中国如何去填补因为制裁而造成的短缺。对美国来说，这个窗口期意味着，美国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自身的发展，获得对中国的优势：包括拉大原有的优势，以及追平曾经被超越的部分。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自动生效的，换言之，美国政府除了管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之外，还需要在国内实施有效的配套政策，促进和引导美国自身在相关领域的发力。

不过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表现，答案并不令人感到特别乐观。当然，刚刚通过的《芯片法案》提供了某种想象空间，但考虑到人工智能领域不仅仅是先进芯片的制造，还包括相关场景和具体应用领域的系统性创新，且不说在美国，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存在先天约束，就此类大规模战略性产业引导和布局所需要的治理能力来看，当下美国政府还真不能给出令人感到信服的答案。

当地时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 （法新社）

总体而言，短期内，这个禁令可能取得的最直接、最真实的效果，一是在实体层面确实给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制造可见的麻烦；二是在舆论和传播领域诱导一波利好美国“唱衰中国”的言论；三是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以及2年后的总统选举中，提供“重创美国战略对手”的政治筹码。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无论是产业还是国家战略能力，能够因为这个禁令而得到多少实质性收益，仍有待实践给出答案。

从国家安全与大国战略博弈的分析视角看，芯片出口管制令的出台，可以视为安全焦虑在华盛顿决策圈持续蔓延和泛化的典型体现。这里的安全，不是说美国的生存利益——比如主权和领土完整遭遇了实质性的威胁，也不是说美国面临来自另一个大国直接军事攻击的风险，而是美国发现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事实上曾经获得的单一超级大国独霸世界的地位，难以得到有效维持。

从体量对比上看，美国的经济体量虽然仍居全球第一，但领先第二位的优势已经缩小到可见、可超越的程度。从前沿科技角度来看，美国仍然具有全面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能确保仅仅用于美国自身实力“一骑绝尘”的发展，无法维系美国科技“一览众山小”的绝对优势，向前突破的希望不够清晰，传统优势不断缩小乃至失去，工具箱里缺少像冷战时期“遏制战略”那样清晰可见的“魔术子弹”，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对手。

事实上在华盛顿决策圈弥散发展的焦虑，不断迫使美国政府寻找任何能够产生短期效果的工具并加以尝试。这样一来，对于决策者来说，至少能交待“已经做了些什么”，避免在无所事事中坐等美国霸权缓慢凋零。

从具体的战略与政策分析的框架来看，这次对高端芯片出口的管制，是美国常见的“武器化”制裁，就是将对特定类型技术和产品出口贸易的管制，作为一种大国战略博弈的武器来使用。但这种武器有内在的悖论：能够被这种武器轻易干掉的对手，往往并不具备真正威胁和挑战美国的实力；美国面临的真实对手，除非满足特定条件，否则这种武器只能在事实上起到反效果。这里所谓的“特定条件”，就是指被这种武器打击的对象，其政治意志必须足够脆弱，在遭遇美国打击之后，就立刻放弃发展相关产业的意图，完全顺从美国政府的意志。

倒也不是没有实践成功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广场协议》的签订，作为配套体系之一，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击就达到了预期效果：日本基本放弃了发展本国相对独立的半导体产业的战略目标，自愿嵌入到了美国的产业体系中，成为美国控制下的全球产业链环节中的一个节点。

但日本的特殊性，在于国家安全与国内政治运行上的半自主性，对美国强烈的依附性，以及美国通过军事同盟体系事实上获得的对日本进行非常规施压的结构性优势。

而到了中国这里，美国对华制裁的内在悖论就被充分暴露出来，作为全球此类高端芯片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成熟市场之一（乃至没有之一），美国企业短期内就因为遵守禁止令遭遇直接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失不是通过政府补贴可以有效弥补的，因为美国企业“高投入-高回报”的循环会不可替代的被打断，其股票的市场表现就是最典型的体现。中国具有充分的意志，以及美国无法比拟的产业政策能力，去推动和引导本国替代性能力的发展；中国相关企业和产业也早已进入了相关产品的生产，只是处于被美国公司优势成熟产品压制的尴尬位置。微妙的是，禁止令的出现，导致美国政府而非中国政府，帮助这些企业实现了用非市场化方式排除竞争对手的等效结果，以至于未来当中国企业形成“研发-产品-市场-回报-再研发”的良性循环后，美国政府都没办法按照常规指责中国政府“不正当竞争”，因为禁止令是美国政府而非中国政府发布的。

对中国来说，经常容易被人们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从1949年以来，冷战时期有“巴黎统筹委员会”，冷战后有“瓦森纳尔协定”，中国的高技术研发以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发展，从来都是在美西方的管控下发展起来的；从来不存在什么中国可以无限制从西方获得先进技术和产品实现自身发展的理想状态。

无论是这次的高端GPU芯片禁运，还是此前围绕先进制程芯片及其产业链配套技术与能力的管制，不过是这种限制在最新时期的表现。与历史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借助发达的社交媒体，这类事实、这种来自美西方的压力，超越专业群体，被更广泛的群体所了解。从中国自身的发展，包括技术、产业等多个维度来看，真的并不构成“天塌了”的威胁，由禁令带来的不适，客观上将成为刺激和推动替代性产业和技术能力提升的最好的动力。中国的实践一再告诉人们，一旦克服了这种短期不适，形成了替代性的能力和产业，那后面出现的就是中国凭借产能优势改写整个游戏规则。而由此带来的，将是真正令人兴奋的充满想象空间的场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无需被美国的技术禁令、技术霸凌和技术霸权带偏节奏，兵来将挡的同时，专注做好自己的事，补好所有的短板，认认真真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建设美好世界。人类历史不断证明，这样的国家注定是不可阻挡的。

补记

就在写完上述分析后不到60分钟，英伟达发布以上这则官方公告。通过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申诉表格——很显然证券交易委员会关注的点与技术出口管制的点有微妙而显著的差异，美国政府实质性地将相关禁止令至少延后6-12个月才可能执行。

参考行业内的囤货经验，这一延迟的直接效果，就是进一步降低对中国的短期冲击，而延迟动力主要是为了保持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收益，维护美国证券交易行为体对相关美国企业的信心，侧面透露出政策制定者也并不认为这些芯片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所谓“现实而即刻的威胁”。

所以，从现在到可见的将来，在应对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时要保持更充分的定力、韧性与耐心，同时持续不断提升自身实力，以及更加重要的的是构建针对相关美国企业的有效反制措施，能够更加充分的让中国市场、以及美国企业在中国获取的利益，变成中国对美国战略博弈的筹码与杠杆、以及在需要时的战略性“武器”。这也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至关重要的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