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对未来30年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张军：
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大家上午好。我很高兴参加大会。既然是资本大会，所以我想应该讲一点对资本的认识，我希望把资本跟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发展能够联系在一起看问题。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走过了40年，我把它看成是我们快速追赶的阶段，但现在我们进入到后追赶时期，外部的地缘政治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要转向更多由内生的发展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考虑资本要扮演什么角色。
首先，我想推荐一本书，是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写的《资本的秘密》，这本书在十年前被翻译成中文，当时学术界有很多的评论。这本书的作者和他的团队去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积累的资产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少，但这些资产没有办法变成资本，仅仅是一个僵化的资产，换句话说，它们不能变成生产力，这是它们不能很好发展经济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不能变成生产力？作者研究发现，这些国家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资产不能进入官方承认和保护的所有权的体系，这个体系也是一个法律系统。如果不能进入到官方承认的所有权系统，就像今天中国的农民，其土地资产就不能用于融资、不能流动、不能抵押。
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
这确实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虽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资产积累，其实真正能够被定义成资本的，还是这当中的很少一部分，大多数还是被排斥在正式的所有权的体系之外，这大概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特点。这个秘密被作者发现了，所以写了这么一本书，其中有几句金句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是，资本是一种权利，是决定如何使用自己资本的权利；权利要被承认、尊重和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今天说产权要受到法律保护，这点对长期的经济发展、对资本如何发挥自身能力是很重要的。我30年前写了一本书叫《现代产权经济学》就是谈这个，产权很重要。
此外，作者说，好的法律应该是对现实的承认，而不是相反。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经济活动或个人获得的财产，实际上法律是不承认的，这就很有问题。法律要能够包容这些财产，赋予其合法性，才能激励更多的资本进入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看法是，所有好的法律都是承认现实而不是相反。他们用西方历史上的大量案例、比如美国早期开拓者占有土地的案例来说明，虽然土地最初是没有所有权的，很多人都是先到先占，但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就会持续阻碍后续的经济发展，因为更多的资本无法形成。所以，产权制度要包容非正规的、但已长期存在的一些经济活动或者现实，才可能扫清经济发展的障碍。
我这里希望再加一句，其实资本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资本还有发现企业家的能力，这一点是这本书里面没有谈到的。实际上，资本的这个能力可以在经济学家区分的两类活动中看得更清楚。一类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一阶活动”，真正的一阶活动，比如生产、分工、合作、贸易、技术和制度创新、生产率、人力资本开发等等，这些活动需要有更多资本和资源的投入，可以说资本是“一阶活动”的创造者。国家或政治活动有时也能帮助创造一阶活动，但往往会是“二阶活动”的制造者。比如，对交易（贸易）的限制、管制、审批、执照、歧视、腐败、税收和补贴、垄断和卡特尔（注：经济学术语，垄断性组织形式）等，这些都是二阶活动。
一阶活动是做大蛋糕的活动，而二阶活动是分享蛋糕的活动。任何经济发展现象，都存在这两个活动的互动。国家的行动或者说政治的行为，往往是比较典型的二阶活动，关心怎么样把蛋糕当中的一片做大，而资本做大的是整个蛋糕。
虽然概念上可以这样区分，但实际上资本的活动会时常受到国家或政治行动的影响与干预。对经济发展而言，关键问题是，政治行动是否得当或对资本的一阶活动是促进作用还是妨碍作用。尤其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如果不能很好抑制二阶活动，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是不能发展的。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先生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或限制二阶活动，放权让利，让一阶活动逐步主导经济的发展。
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不成功，不仅是因为资本不足，更有可能是因为二阶活动比较盛行。中国和极少数东亚经济体能成功地实现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政治精英的历史和国家传统，使其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往往可以有效地控制二阶活动，从而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战略。中国自1978年以来成功实现经济追赶，显然与此有关。
中国跟东亚高成长经济体也是一样，在追赶阶段最缺的当然是资本，但资本是可以由经济剩余积累和转化的，关键问题在于有没有可能控制住二阶活动，从而政府能产生越来越多的有利于一阶活动的改革政策和发展战略。
我们在开启改革的初期，虽然国内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缺少有效资源配置的能力，但在战略上一开始就试图利用西方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通过吸引外资在沿海局部地区兴办加工贸易来参与全球经贸，以此用好中国的人口红利， 非常辛苦地一点一点把资本积累起来。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是非常不容易的，真的是靠我们每一个人的付出。因为国内不是市场经济，没有资本，更没有创新能力，唯一有的就是那些闲置的资源。所以当时如果能够融入西方贸易体系，靠参与全球贸易来逐步释放自己的人口红利，经济就会慢慢发展、经济剩余就能逐步积累，有了剩余才有转化成资本的必要条件。
回顾40年来的过程，中国经济的追赶真的是可圈可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具有我们和东亚经济体的精英政治传统，国家能力孱弱，政府被利益集团绑架，二阶活动猖獗盛行。比如，在印度，二阶活动至今还主导着整个国家的经济。一阶活动无法战胜二阶活动，这是很多国家甚至不能走出低收入陷阱的原因。
其实，只要有二阶活动，不仅低收入阶段、甚至在中等收入阶段，都会有陷阱。我们今天进入到中高收入阶段的后期，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相对于年轻劳动力，我们今天有了更丰裕的资本，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开始发生变化。随着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资本发现企业家和创造价值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经济正在从追赶阶段进入后追赶或自主增长的阶段，而资本富余成为我们后追赶阶段最重要的一个禀赋条件。
这时候，国家能否处理好政治活动与资本的关系，如何确保资本能更好发挥识别企业家和创造价值的能力，从而更有效使用资本，成为自主增长阶段成功的关键。
对此，我简单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对未来30年中国经济能不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至关重要。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本配置能否有效，取决于资本能否发现并进入到生产率更高的经济活动中。这一点当然是要在更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里才能够实现的。
最近，瑞士圣加伦大学的团队编制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政治精英指数（EQx）。指数的构造基于150多个涉及政治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变量。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活动是否更有利于促进、而不是妨碍经济增长。在所有排位较高的国家中，中国是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这首先说明中国的政治在抑制二阶活动方面表现出色。
图1
确实，如果我把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精英指数与各自的人均GDP（用美元的购买力评价核算）对照起来看，我们会发现，政治精英指数确实跟人均GDP呈现严格的正相关关系（见图1）。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图来做一个变换，可以发现更多的含义。比如，我们把上图中的每一点跟这个拟合的趋势线的垂直距离算出来作为新的纵坐标，然后把它与政治精英指数放到一起，转换成另一个图， 就能特别形象地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图2，纵坐标是图1上的每个经济体所代表的点与那条趋势线的垂直距离，也就是这个经济体的人均GDP的拟合值跟实际值的差。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值是正的，非常大，而新加坡是负的，也非常大。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给定中国政治精英的质量，中国本来应该达到的人均GDP要比现在实际的高，但现在的人均GDP小于本来应该可以达到的人均GDP水平。新加坡则反过来，给定新加坡的政治治理水平，新加坡实际的人均GDP比它应该达到的人均GDP要高得多。
图2
所以，图2给了我们可以想象的空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给定中国的政治精英质量，中国的人均GDP其实应该更高 ，这或许就是我们的一个潜力，需要进一步实现。这个潜力的实现靠什么？既然中国的政治精英质量已经相当高了，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并不大，那么未来人均GDP的提升空间主要靠什么呢？我觉得必须从另外的空间入手才有可能，而这无疑跟资本有关。
今天，我们经济中拥有了大量的资产和财富，资本积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恐怕是我们几乎唯一可以去改进的空间了。资本代表了市场，代表了生产力，资本可以发现企业家和创新能力。在此情况下，如何破解资本的秘密，更好保护资本的权益和促进资本的生产力，对实现后追赶时期的自主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想要进一步释放资本的生产力，不仅需要较高的政治精英治理水平，还需要不断改进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确保亲商的和自由的营商与投资环境，所以我说中国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很明确的，我们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除了政治精英治理不断现代化之外 ，唯一能有巨大潜在改善空间的就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只要我们坚持并加大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市场化水平就可以得到改善，资本发现企业家和创新能力的空间就会持续拓展，其结果就是生产率的不断提升。
今天我们面临着大量资本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这都需要中国在改革和开放的层面上不断深化，不断消除妨碍资本有效配置的负面影响，从而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的总体自由化水平。在此背景下，我想不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我们的实际人均GDP水平就可以得到较大提升。只要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已经到达的高度，哪些难以改善更多，未来真正可以改善的空间在哪，就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和战略，才能找到可行的道路，不断缩小中国跟前沿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的差距，走进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所定义的先进的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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