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马克之冠：中国社会的对日“应激”状态，源于两个“不彻底”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中日之间相对正常的外交关系已年过半百，但这种关系的质量、深度和广度，与其时长显然不成正比。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对日应激状态
在最近东亚波谲云诡的局势中，日方的一系列行为就是上述事实的最佳例证。
先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要求中国军队停止在台海周边的军演，之后日本驻华大使放言中日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随后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庆典中止。而在日本无条件投降77周年之际，岸田还委托他人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即祭祀费）。
NHK相关报道截图
而我们把目光从日本官方行为扩展到整个中国社会，就会发现当下中国社会，涉日或由涉日因素引发的舆论风暴层出不穷。
以最近为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陆续出现了包括“安倍晋三被刺杀引爆国内舆论热潮”、“夏日祭取消”、“南京玄奘寺供奉战犯牌位”、“女子街头穿和服拍照被警方带走”等诸多热点事件。
若是进一步向前追溯，还有诸如“精日”分子穿着侵华日军军装在烈士陵园拍照、女子穿着和服在武汉大学看樱花、影视界以倭代唐、钓鱼岛争端、日方在南京大屠杀一事上无休止的狡辩、731部队、慰安妇、琉球群岛等等诸多问题。
可以看到，中日之间几乎所有关联因素都能随时势而演化成舆论焦点，从文化产品到商业贸易，从生活习惯到衣食住行，甚至连日本品牌的家用轿车都是潜在敏感因素。
几乎可以这么说，一切与日本有关联的元素，在中国社会都具有或明显或潜在的敏感性，整个中国社会在涉日问题上长期处于应激状态。
·根源在于“两个不彻底”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几乎是以打地鼠的方式去处理此类问题，每有一个涉日问题演变为社会热点，就一哄而上乱打一气，各种反思、深挖、剖析、起底、解构全来一遍，全社会思想里面作斗争、灵魂深处闹革命，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精日”又至矣。
必须说明的是，长期处于这种应激状态，对中国社会而言恐怕并非好事，毕竟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这种应激状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大量无谓的撕裂和内耗，增加了全社会的运行成本，平白消耗了许多社会财富；它还使得境内外敌对势力可以以极低的成本轻易挑动整个中国的社会情绪。
无疑，我们需要消除或者至少是缓和这种应激反应。
中国社会在对日问题上的应激状态是一个宏观且高度驳杂的社会问题，见子打子地去分析和解剖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成因、经过、结果，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实质性改善。在症状上徒耗精力，疮疤只会越抠越烂，越抠越流脓；治病就该直击本源，从根子上彻底解决问题。
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涉日问题上高度敏感？根本而言，是因为中日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上尚没有形成一个充分、彻底、完整、全面的解决方案。
中日之间有着巨量的重大历史问题未经充分讨论和彻底清算。这些历史问题往往以多种形式存在，长期阴魂不散，萦绕于现实社会生活和一般政治实践，反复发作，在诸多层面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下造成了一系列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事件。
或说得更直白一些，是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得还不够彻底，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得还不够彻底，“两个不彻底”长期发酵，终酿成今日之祸。
·直视几个基本事实
要讨论“两个不彻底”这一问题，必须基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二战结束前后的一些事情。
1945年7月中旬，中国居然丢掉了当时江西省的省会泰和县。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仅仅一个月，日本居然还能夺下中国的一个省会，成了轴心国集团在二战末期一个月唯一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而这次失败，是当时中国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在宏观层面不断失败、退却的一个小小缩影。这是第一个基本事实。
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暴露了重庆当局在抗战中的软弱绥靖和不作为，暴露了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真实的综合国力和战斗意志，这也导致中国在盟国体系内的地位一落千丈，进而导致了盟国在对战后世界体系建设、势力范围划分等问题进行讨论时对中国的蔑视，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密约》中对大量本属于中国的利益进行了慕尼黑阴谋式的瓜分和交易，中国由此失去了外蒙古，失去了对南满铁路、中长铁路等关键交通线的控制权，大连和旅顺被迫“租借”给苏联，成为唯一一个法理领土战后小于战前的“战胜国”。这是第二个基本事实。
各国重要领袖于会议场就《波茨坦公告》相关内容议事（资料图/维基百科）
截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之时，胡焕庸线以东的大部分中国领土几乎尽数沦于敌手，这意味着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几乎所有工业、主要海岸线、绝大部分主要城市、主要交通枢纽几乎都在日军控制之下，东北、华北、华东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一枪不放即告沦陷。这是第三个基本事实。
14年抗战，中国的伤亡人口规模超过3500万人，而日本方面的伤亡人口按日本自己的统计口径大致在300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并非在中国战场发生，而是在太平洋战场，两颗原子弹造成的直接伤亡甚至不到南京大屠杀死伤人数的一半，中日之间的伤亡比例极不对等。这是第四个基本事实。
二战结束后，四个批次共118名甲级战犯嫌疑提名中，只有28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起诉，7人被处死，最大的头号战犯甚至未被提名，而是安居宫殿之中，享尽荣华富贵，终年88岁，成为岁数最大、活得最长的二战领导人。大部分甲级战犯不仅避开了审判，还经历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期，其中一些人在战后日本身居高位，乃至官拜首相。日本保住了大量依据《波茨坦公告》并不属于它的领土，例如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大东群岛等太平洋岛屿。日本在战后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清算，日本在台湾地区的影响力得以长期维持，乃至于深受其影响的岛内政治人物依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掌控岛内政治局势。这是第五个基本事实。
整场战争前后，中国没有哪怕一兵一卒攻占过日本的尺壤寸土，也没有哪怕一枪一弹摧毁过日本片砖半瓦。仅从中日两国的角度来看，整场抗战几乎是中国一直在单方面被屠杀、攻击。占据主要军事和经济资源的重庆当局在抗战的绝大多数时期消极抗战，顽固反共，执行以军事防共为主、政治防共为辅的反动政策。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路抗日武装虽然一直在激烈抵抗并取得了相当成果，但由于实力所限，未能取得美国火焚东京、苏联夷平柏林式的胜利。这是第六个基本事实。
战后中国未能行使作为一个战胜国理应享有的对日权益，未能在日本派兵驻军，甚至未能从日本获取战争赔偿，仅有的一点补偿是美国将从日本拆卸的工业设备分出了一点点交付给国民党当局；日本在事实上没有因为对中国的入侵和屠杀而付出任何像样的代价。这是第七个基本事实。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成了未竟之功，日本对华的失败也并不彻底，这造成了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并不认为自己输给了中国，他们认为自己只是输给了美国，而中国只不过是搭了美国的便车。他们在中国社会面前长期抱持着一种战争中的优势方的居高临下的态度，而中国社会由于以上原因，在谈及自己是二战战胜国时，底气多少是有那么点不足的。
此外，战后东亚的区域秩序完全由美国一手主导，美国界定并塑造了东亚地区的基本政治格局，日本更是成为了美国事实上的海外领，日本政府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服从程度，恐怕要高于美国很多州政府对联邦政府的服从程度。
拜登和岸田（资料图/NHK）
而这也导致，每当美国与中国在东亚地区产生地缘冲突时，日本总是充当美国的前沿阵地和急先锋；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构建对华包围网，日本总是积极配合，主动融入，为美军做铺垫、打下手、搞助攻，并且出面处理一些美国自身不便出面的问题。
甚至于在美国长期把持世界舆论主导权的环境下，关于日本在二战期间行为性质的评判问题，中国的声音长期以来是被忽视、被掩盖、被屏蔽的。由美国核打击日本引发的所谓“日本受害论”在国际层面大行其道，日本方面也借此卖乖摆好，极力宣扬自己也是二战的受害者，掩盖自己在战争中的累累罪行。而中国在南京大屠杀等相关问题上的声音，恐怕还没有同样遭受日本侵略殖民的韩国大。
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得以主导东亚的区域秩序，是与近代中国的衰落密不可分的。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落造成的诸多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东亚的区域秩序主导权落于他人之手，中国实际上一百多年来都身处一个无法掌控且对自身不利的周边环境中，中国在东亚的政治活动往往必须支付比其他人更高的行动成本，却只能获得比其他人更小的行动自由。而导致中国陷入这种不利境地的原因，又与日本有着莫大关系，以台湾问题为例，台湾问题真正的起源实际上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上述历史塑造政治、政治反作用于历史的现实环境，成了中日两国间打不破的死结，它成了中国社会在对待涉日问题时长期保持应激和准动员状态的根本原因，日本的得便宜卖乖和对美国国际战略的积极配合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题有待彻底解决
要知道，这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和历史认知的问题，而是已经对中华文明形成了深层次的损害——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之大，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日本以中华文明圈中一个次生文明的身份，对中华文明圈的主体也就是中国造成了远超域外强权的损害，这种损害持续了近百年，且没有付出过任何像样的代价，这导致中国社会陷入了长期的自我怀疑和自我认知错位中，这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运转和中华文明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就过往经历来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疗方法无法解决或缓解中国社会的对日应激状态；要想让中国社会能以一个更平和、更释然的态度去面对日本，必须要有一个充分、彻底、完整的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可以是和平的，或许也可以是不那么和平的，但它必须是足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
因为在笔者看来，“迦太基式的和平”并非真正的和平，而是一种胁迫、一种绑架。而当下的东亚区域秩序所划分的地缘格局明显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一个中国被封锁、围堵的周边环境，一个由二战后诸列强以私相授受和密室外交所形成并在冷战期间逐渐固定下来的势力范围，已经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负面政治资产，成为最大的潜在不安定因素，成为吞噬社会财富和政治资源的无底洞。
换言之，如果维系区域和平稳定的代价是中国的利益必须受到常态化的损害，那么这种和平就是一种虚伪的和平，而这种和平是无法长久维持下去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重新挑起钓鱼岛争端后的近十来年，日本国内朝野上下对华态度日渐强硬，右翼声量渐隆，与中国再来一场“甲午战争”的设想屡见报端，而安倍“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观点在其身亡之后仍流转于日本政坛之中。
希望日本方面在中日关系乃至中日战争之事上能有清醒的认知与预判。否则，若最后战火真真重启，笔者相信，中国社会有望完全走出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自我内耗的怪圈，在对日问题上的长期应激问题也将得以缓解，乃至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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