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极端天气曾改写中国历史？我们不妨从容看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今年夏天，想必很多南方朋友都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骄阳似火”。据报道，截止8月12日，上海40℃以上的高温天已经刷新了历史记录，并且还将继续创造历史。

高温不止炙烤着城市丛林，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暑期通常是长江流域的汛期，但今年八月中旬长江干流水位竟然降到了历史同期最低值，第一大湖鄱阳湖的水位更是下降了八米多。根据气象报道，未来一段时间超高温会继续笼罩江南，而且会扩大到江淮、中原地区。以至于有人惊呼说：“半个中国的温度都不适合人类生存了！”

事实上，这么说有些夸张了。放眼全球，当前的极端天气并不独存于中国，在亚欧大陆的西端，欧洲也同样在经历高温的炙烤。有人将这些极端天气与“全球变暖”相关联，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偶然事件。

为何会有极端气候？这个问题仍留待气象专家来解释。但就人类文明的经验而言，我们所经历的的寒冬、酷暑可能都还算不上最极端的状况。当前的气象记录，最多不过二百年的时间，而气候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极端天气的历史远远超过人类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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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

我们无需追述到太过古老的地质时期，仅就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而言，气候变化就已经堪称剧烈。

假如你有幸穿越到殷商时代，一定会发现当时的气候环境、生态物种都与今天大不相同。三千年前的中原大地气候更为湿润，温度也远高于今天。甲骨文和出土骨骸都证明，商朝人曾经在都城附近捕捉过野生大象。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今日作为河南省简称的“豫”字，即意为一人牵象。如此言之，当时安阳的气候或许堪比今天的西双版纳。

在大象等物证的加持下，很多学者认为殷商时代可能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湿热的时代，此后气候则趋于转冷，大象也日渐南去。但在秦汉时期，温度又有所回升，黄河流域的水热条件依然胜过今日。《史记》、《汉书》都记载当时中原、山东大量种植桑树、竹子等亚热带植物。汉武帝时黄河决口，朝廷曾命令砍伐河南淇县竹林，用于编筐盛石，堵塞决口。

不过，到了三百多年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再度转寒，当时的冬天比今日更冷。曹魏时淮河曾大面积封冻，以至于阻碍了曹丕视察扬州。在南朝都城建康，冬季能够制作天然大冰块用以建造“冰房”。在淮河干流极少结冰、南京只是偶有零下的今天，这种情景几乎很难见到。

寒冷持续了约三百年，到公元六世纪末，即隋唐时代，气候重归温热。由于热量充足、温度适宜，柑橘竟然在长安扎根结果。天宝十年唐玄宗品尝到了皇宫里生长的柑橘，据说味道不逊于江南的贡品。

在温暖与寒冷、湿润与干旱交替变化的过程中，千年来中国最寒冷的时代出现于晚明至清初，也就是所谓的“明清小冰期”。有学者估计，明末北京的冬季气温比今天平均低2摄氏度。由于温度降低，当时冰雪范围比今天要大得多，明代中后期的广东、广西，甚至海南都出现过降雪天气。如今常年不冻的汉江、淮河、洞庭湖、鄱阳湖，也都在明清之际出现了封冻的情况。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规律，自竺可桢院士起，学界已经开展了深入的探讨，成果极为丰富。尽管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历史上中华大地的气候在寒冷与温暖之间摇摆变动已是普遍的共识。大体上殷商、西汉、隋唐处于温暖期，而南北朝、南宋和明末清初则处于寒冷期。

图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刊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古人经历的极端天气

根据竺可桢等学者的估计，最温暖的殷商平均温度比今天高2到3摄氏度，最寒冷的明清小冰期的平均温度比今天低1到2摄氏度。乍一看，这一点温度变化似乎不算什么。但事实上，在人为加速全球变暖的今天，一百年的工业化也没能让平均气温升高1摄氏度。而且，既然是平均值，就意味着有波动起伏，在特定时段或局部地区，很有可能发生幅度更大的气候变化。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确实看到过许多真正的极端天气。比如《竹书纪年》记载，在气候从暖转冷的西周中期，曾经出现过“江汉俱冻”的极寒天气。如今几乎不可能结冰的长江干流，竟然出现了大块的浮冰，气候之寒冷可想而知。

中古以来，缘于历史资料的增加，关于极端气候的记载也更为丰富。宋徽宗政和元年冬，风雪封冻了太湖，冰面坚硬足以行走马车。四十多年后的冬天，金朝使臣出使南宋，途径苏州时也遇上了冰封河道，船夫被迫以铁锤破冰，方才得以前行。当时临安的降雪频率也远高于今日，据记载，在公元十二世纪的杭州，至迟到农历四月还有过降雪。想来在当时，因为太过常见，“断桥残雪”恐怕也就算不上网红景点了。

作为千年来最为寒冷的时代，16至17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多次严重的极寒事件。明武宗正德元年，海南万州出现降雪天气，这是我国记载的发生在最南方的降雪。三年后，一场大寒潮席卷南下，江南的竹柏大量冻死、柑橘绝种，黄浦江封冻，冰面厚度达到二尺有余，并且持续一个多月。从公元1650年到1700年，在五十年之间，太湖、淮河、汉江至少出现了四次结冰时间，洞庭湖也有三次结冰。

直到清代中后期，极寒天气仍时有发生。以当下正经历酷暑的上海为例，继明代出现黄浦江封冻之后，清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六年、咸丰十一年、光绪十八年又出现了冬季奇寒、江面封冻的事件。光绪十八年时上海已有近代气象统计，据记录，当时出现了零下12.1度的极端低温，徐家汇积雪深度达到29厘米。

有极端寒冷，就必然有极端高温。而且在气候冷热大波动的曲线中，也存在着小区间的波动。比如在清中叶乾隆年间，就数次发生了大范围的极端酷热天气。乾隆八年，山西、直隶、山东遭遇极端酷暑，各地官府纷纷报告本地“土石皆焦”、“大旱千里”，大量百姓因暑热而死。

普通百姓因为没有对抗极端高温的手段，面临着生存危机。乾隆皇帝虽然外有避暑山庄，内有冰块降温，不至于受此苦难，但也燥热心急。面对各地进呈的急报，此时还很年强的乾隆帝写下了“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的御制诗。据当时在清廷供职的传教士测量，乾隆八年北京的最高温度达到了44度以上，而且温度长期超过40度，可能比当前江南的高温还要凶猛。

单就气象数据而言，无论是寒冷还是酷热，在全球气候总体由寒转热的大环境下，如今我们经历的极端气候可能大多都算不上“史无前例”。早在几百年，甚至二、三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遭遇过类似的极端气候。

故宫雪景，图自故宫发布视频。

天气改变历史

有一种声音认为，既然历史上有过比今天更热的时期，也有过比今天更冷的时期，我们又何必焦虑呢？这种看法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至少忽略了气候波动对历史的影响。

气候带来的影响通常直观表现于动植物的迁徙变动，比如西方学者关注的“大象的退却”。但事实上，因气候而“退却”的从来都不止是大象。孟子曾说过，周公辅佐武王、成王，驱赶虎、豹、犀、象，于是天下百姓大悦。但结合商周之际转寒的气候，这些大型动物的南迁，真的是当时的人力能够驱赶的吗？恐怕更多还是中原水、热环境改变所致。

由此，有人提出了大胆的想法，武王伐纣的胜利与商朝此前的内耗有很大关系，而商纣王之所以耗费人力、武力讨伐东南的淮河流域，正是出于对气候变化的应对。由于商朝的统治核心区连遭寒冷、干旱的打击，商人迫切想要夺取水热条件更好的土地，这才有了亡国之前的远征。

在极端气候引发的的连环打击下，王侯贵族身死国除，普通百姓也不会好受。比如在东汉到南北朝的六百年里，寒冷、干燥的气候促使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争，还加剧了饥荒和瘟疫。张仲景、华佗等名医之所以在这个时代大放异彩，恐怕也与这一时期惨淡的民生、波动的极端气候有关联。

就宏观的国运、国势而言，明朝的灭亡可谓是天气改变历史的经典案例。天启、崇祯年间北方连年干旱、气候寒冷，即便明王朝免除了陕北的赋税，农民依然生计无着，只能揭竿而起。明末连年灾荒、起义此起彼伏，而内忧外患的明朝既无赈灾之粮，也缺镇压之饷，即便皇帝有心，亦无能为之。

就微观的历史过程而言，极端天气对历史的影响更为常见，各国历史皆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莫斯科的寒潮，曾经不止一次帮助过俄国人击败入侵者。还有太平洋的台风，毁灭了元朝进攻日本的舰队。假如那日和今年相似，台风稀少、降水不丰，日本列岛恐怕就要凶多吉少了。

对于如今身处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应对气候波动的手段更多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也更强了，但与此同时，需要做好的准备也更多了。事物总是相互影响的，气候亦是如此。

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河湖水位的升降势必影响到农作物的灌溉，粮食的生产情况显然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空调房或暖气房是逃避酷暑和严寒的好地方，使我们的生活比古人更为从容。但要有可持续的冷气、暖气可用，却需要远比古人更复杂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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