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欧洲三十年战争，披着宗教外衣的争权夺利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一】

十字军东征以后的欧洲文艺复兴，导致了整个欧洲的宫廷腐败、道德堕落、军阀混战，以及教皇和欧洲王室对金钱与商业利益的无底线追求，最终导致欧洲各国“国家意识”的觉醒与国家力量的崛起。促成这个“国家意识”崛起的催化剂之一就是爆发在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而“国家意识”一旦崛起，必然会在欧洲国家间爆发一系列由“国家利益”驱动的新的大混战。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以讹传讹的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如何推动了欧洲近代史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的说法，完全是将三十年战争以后爆发的一系列战争置若罔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才爆发的这一系列17世纪大混战，体现了欧洲“工业化战争机器”崛起前的激烈竞争状态，为18世纪的第四次英荷战争、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因此，17世纪初的这场三十年战争不可能是欧洲的最后一场史诗级战争，而是一场对17世纪下半叶和整个18-19世纪以及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和排练。它也是一场在战争烈度、战争规模和残酷程度上仅次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换句话说，三十年战争结束了文艺复兴运动，将这个期间发育形成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之间的微型“国家竞争体系”，破土而出地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终于达到了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代的水平，开启了欧洲未来二三百年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的民族国家兴起运动。

在这场国家争雄的运动中，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将会衰落，法国、瑞典、荷兰、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迈向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将会踩着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奥地利、波西米亚等陆权帝国的血迹与尸体而崛起。

三十年战争被描述为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800万人（主要是德国人）死于刀剑、火炮、饥荒、疾病和报复性屠杀。国家间来回的拉锯战和重新结盟使得欧洲很多城市反复沦陷，各国雇佣军从四面八方朝欧洲腹地战场蜂拥而至，所经之处尸横遍野，部队践踏庄稼、烧毁城镇、强奸和谋杀平民、抢劫和破坏财物。

这场破坏性大战连绵不断持续了三十年，充分再现了十字军东征的“去道德化”后遗症，不过这次大屠杀的刀锋和剑刃是朝向欧洲白人基督徒自己——只不过打着天主教与新教的宗教冲突的旗号而已。而且这场战争是内崁于一场更加漫长的延续了八十年的荷兰-西班牙战争和法国-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而这两场战争都与宗教冲突无关，而与政治和商业利益密切相关。

图：2006年由考古学家在德国莱比锡发现的一个大规模坟墓里面的累累白骨，死者都是15-50岁的军人，经鉴定是三十年战争期间发生的吕岑战役的遗址。多数士兵死于头部枪击，个别死于刀伤。这场战役是三十年战争的转折点之一。

德国18世纪的思想家和大文豪席勒，在其历史专著《三十年战争史》中，对于欧洲进入17世纪后发生的这场三十年战争有如下描述：“由于战争，这些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庄稼被毁，城市和乡村沦为废墟，成千上万士兵牺牲了生命。德意志地区刚发出的微弱的文化火焰被熄灭了半个世纪，尚未完全振兴的社会道德又重新让位于古老的野蛮习俗。”

“德意志兰【指统一前的整个德语地区——作者注】确实到了灭顶之灾的地步。昔日经常云集着欢乐的勤劳人群的地方，昔日大自然曾倾吐它最美妙的祝福，和那曾是最繁荣昌盛的地方，现在已是一片荒芜。土地离开了锄犁耕田者勤劳的双手，抛了荒，杂草丛生；在新种刚要结实或已丰收在望的地方，一次行军就能使整年的辛劳化为乌有，夺走了憔悴不堪的农民们的最后希望；焚毁的宫殿，荒野的土地，烧成灰烬的村庄，触目皆是，一派家破人亡的景象。”

“千万张嘴千万次地在祈求和平，即使最有害的和平也被当成是上天的善举。” 席勒认为表面上是“宗教造成了所有这一切，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宗教而引起的，但所有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全是为了宗教。倘若不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迅速达成了一致，神学家和人民的呼声就不会有那么多热心诸侯来响应，也不会有那么多勇敢和无畏的战士为新的教义而战。”

席勒在书中企图撕去战争双方神圣的宗教外衣，揭露这些战争都是出于皇帝、诸侯和各国君主的“自私自利的”和“不可告人的权力欲”，是一场争夺霸权、土地和财富的大混战。

在谈到为什么瑞典国王阿道夫会带领大军入侵德国时，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入侵德国的目的，一是要保持德意志国家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打击德意志中央皇权的形成；二是要大量掠取德意志国家的丰富的矿藏、财富以及土地。“君主们为自己和扩张而战，而宗教热忱为他们招募了军队，为他们打开人民的财富。大批的参战者并非是抱着在战旗下能获得猎品的希望上阵的，他们认为是在为真理流血，而实际上他们是在为诸侯利益而战。”

“教会分裂导致了德意志长期的政治分裂，使它经历了100多年的混乱，⋯北部的一些强国，如丹麦、瑞典，能首先纳入欧洲国家体系多半由宗教改革所致。⋯正如宗教改革使市民之间、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出现另一种关系那样，国家彼此之间的地位亦发生新的变化，因为必须借助事物的特殊进程达到教会分裂，从而导致国家间集合成为一个紧密的联合。但是一个作用是可怕和有害的，因为这种普遍的政治同情宣告了一场长达30年之久的毁灭战争”

在席勒看来，这场欧洲君主国家争夺霸权的战争之所以在德意志民族的大地上展开，是因为德国在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和欧洲大国之间毫无道德底线的争权夺利，这是造成德意志这场深重灾难的根本原因。

席勒认为，德国内部诸侯间的宗教战争，欧洲外部国家的入侵和在德意志大地上的横行霸道，新兴德意志民族成长的困难，其根源无一不是由于德国在政治上的分崩离析。

因此就像文艺复兴初期伟大诗人但丁和文艺复兴中期伟大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面对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和法国的野蛮入侵时一样，席勒认为凡是有利于德国统一的事情，哪怕加强皇权或者实行绝对君主制度，也会比四分五裂对德国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这其实也是清朝末年和民国时代中国所面临的状况——因此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代背景。

图为“战争大悲剧”组图的一部分。《战争大悲剧》是由法国艺术家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1592–1635）制作的一系列18幅蚀刻版画。该系列出版于1633年，是卡洛特最著名的作品，被称为欧洲艺术中的第一篇“反战声明”。

三十年战争使得整个欧洲彻底耗尽了自己的财力与物力，变得精疲力竭之后，欧洲国家才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三十年战争使得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口从1600年的大约二千万，下降到到1650年的一千万多一点，降幅达到将近一半，以至于直到战争结束一百年之后的1750年才恢复到战前的人口水平。在德国的许多地区，居民人数下降高达60％。从1620年到1650年，奥格斯堡的人口从48,000降至21,000，慕尼黑的人口从22,000降至17,000。在德国其它地区，农村人口也锐减40%， 城市人口锐减三分之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城市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签署的两项和平条约的总称。谈判过程漫长而复杂，谈判在两个城市举行，因为战争双方都想在自己控制的领土上举行会议。共有109个代表团代表交战国，但并非所有代表团都同时出席。谈判会议签署了两项条约以结束每一次重叠的战争：《明斯特和平条约》和《奥斯纳布吕克和平条约》。

这些条约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其中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统治者）及其天主教盟友站在一边，新教强国（瑞典、丹麦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以及天主教法国为另一边。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经常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为对现代国际关系至关重要的原则的起源，包括宗教自由、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和互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等。

但是这其实仅仅是后来英美主导的意识形态历史观一个美好的愿望。决定欧洲历史进程的不是几个假惺惺的和约，也不是所谓西方的契约精神，而是三十年战争以后脱颖而出的新型欧洲大国关系和它们所体现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

这种新型的民族国家利益关系和国家意志将会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感召下，推动欧洲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新一轮殖民主义运动，和对葡萄牙、西班牙通过上一次殖民主义运动所霸占的全球利益的重新瓜分，并在这场新一轮的利益瓜分运动中，通过紧锣密鼓的军备竞赛与商业竞争完成了一场永垂史册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并利用这两场革命所积蓄的巨大能量与破坏力，在二十世纪初引爆两场无论在规模和烈度上都使“三十年战争”相形见绌的世界大战。在三十年战争中饱受煎熬的德意志民族将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对曾经压迫过他们的所有欧洲人进行报仇雪恨。

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和签订后的实际情形则与英美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的解读大不相同。这个条约仅仅确认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相互承认，君主们可以自行选择自己国家的宗教而且不得因宗教理由迫害彼此的信徒。那些所谓国家主权与边界的相互承认根本没有写进条约，完全是后人的解读，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英美学者们出于维护欧洲大陆均衡体系而给出的解读。

而且条约并没有完全结束三十年战争引起的冲突。比如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59年的《比利牛斯条约》才结束。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战争也没有结束，这是一场包含在80年战争中的冲突；西-葡战争直到1663年才结束。而且紧接着三十年战争的还有“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一系列战争和同为新教国家的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四次英荷”战争。这些战争都是挑战欧洲各国国家主权和边界的战争，何来主权与边界的相互尊重和承认？

不过，三十年战争所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欧洲国家君主门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商业利益和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仅仅是皇室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三十年战争产生的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就是王室应该像管理公司那样来管理国家，并且为这个“公司”谋求最大的商业利益。

国家间可以为商业利益而合作，也可以为商业利益而开战，但是战争的目标不是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给对方，而只能是为商业利益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地缘政治利益。

而这样一种商业化的国家利益，才应该是一国君主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国家都接受了“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样的信条和国家相处之道，因为三十年战争本身证明了这一真理，再也不要为宗教感情而两胁插刀了。欧洲唯一需要维护的，不是统一的宗教价值观，而是实力均衡；只有均衡才有欧洲的和平。

因此，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没有黑字白纸地公开承认欧洲的国家关系和国家竞争体系是一个基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理由”的体系，但是，它通过宗教和解强化了一种试图将国家关系建立在一个普遍的达尔文“丛林竞争”规则基础之上的潜意识。

这样一种潜意识是将过去历史上基于宗教理由的战争与征服行动，转变为基于“国家商业利益”这样一种“国家理由”的公司行为，或者类似公司间的竞争关系，只不过更加血腥而已。

这样一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在十字军东征五百年和文艺复兴三百年之后，正式将“国家”实体化和“国家暴力”商业化了。这也真正体现了文艺复兴和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精髓——即国家再也不应该因为宗教信仰或者政治制度的不同而穷兵黩武的理由，以至于为此浪费大量税收资源，但是却可以因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而发动战争，恰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争所证实了的那样。

事实上，三十年战争结束不久，属于同一宗教（新教）阵营的荷兰与英国，便开启了一系列海上战争——但战争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争夺全球贸易和海外殖民资源的控制权，而战争的手段是军事重商主义的，即通过相互摧毁对方的贸易通道和商业利益迫使对方就范，而不是以消灭对方人口为目的的大屠杀。

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各国意识到他们可以共处于一种即相互竞争又相互交流合作的国家竞争体系中，国家间的事务以商业事务为主，但是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才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正如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和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说：“备战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那些希望看到一国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如果依赖的是一支由一流战舰组成的一流舰队，而不是靠聪明人设计出的任何仲裁条约，那才是睿智的。”

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精神体现了法国杰出政治家、路易十三国王的枢机主教与首辅大臣黎塞留的国家观：国家是一个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抽象永恒实体；国家的需求不是由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家族利益或者追求向全世界传播宗教意识形态的目标决定的，而是基于商业原则的国家地缘政治利益决定的，即所谓“国家理由”。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没有站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一边，而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了信奉新教的北欧国家一边，因为法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路易十三国王的宗教偏好，决定了法国的敌人和它的战争立场。

黎塞留把哈布斯堡王朝（中欧）的分裂看作法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一个强大统一的天主教中欧地区（即哈布斯堡王朝）会垄断欧洲大陆的资源，因此阻止中欧（包括西班牙、波西米亚、奥地利、普鲁士、西属荷兰）的统一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

在1632年的备忘录中，黎塞留（Richelieu）阐明了他所看到的法国直接参战对战争的意义：使其能够“完全摧毁奥地利王朝，……从残局中获利，并使法国国王成为基督教世界所有天主教王子的首领，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人物。这个目标将与瑞典一起共同实现，但此后瑞典国王将无法与法国国王匹敌，尤其是因为他“没有法国那样多的资源”。

经过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商业繁荣以后，法国长期以来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

因此，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北欧新教国家集团一边，正是出于它的国家利益。正如基辛格所说，“倘若新教徒一方被彻底打垮，奥地利王室的剑锋就会直指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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