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德雷兹纳：焦虑的大国是危险的大国

【文/丹尼尔·德雷兹纳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个深藏的秘密，尽管所有人都认为实力很重要，但对如何定义或衡量实力却莫衷一是。有时候，大家对实力状况没有异议：想想之前时代的美国霸权。但在更多时候，大国的相对实力和影响力并不明朗：想想过去十年的国际政治，各种“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说法争奇斗艳。还有些时候，国际实力面临全面考验：想想大规模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

人们通常认为实力是一个国家强迫别国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能力。专家常通过军事实力或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它。但这些观点充其量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偏见的。它们很少揭示出一个国家会如何行动或按兵不动。专家们在思考实力时忽略了一个关键要素：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国家领导人相信国家的前途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如果领导人认为前景不妙，他们就会在当下采取冒险行动来阻止国家进一步衰落，这可能会引发军备竞赛和在危机期间施行边缘政策（译注：边缘政策是指一方故意推升局势至战争边缘，从而说服对方屈服的战略）。相反，持乐观态度的领导人相信本国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因此更愿抱持战略耐心，这往往会使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载本文

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曾认为俄罗斯会轻松而迅速地赢得乌克兰战争，但战局发展却给了它们一个“惊喜”。不幸的是，这种乐观情绪很可能会转瞬即逝（不用说，莫斯科和北京几乎不会有这种乐观情绪）。事实上，可以想象乌克兰冲突让整个世界都对未来变得更加悲观，这使得在未来爆发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前途未卜

实力是国际政治圈里的硬通货，但学届和政界却对实力的定义莫衷一是。阐述实力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列出所有适用于该术语的形容词，例如“软”（soft）、“锐”（sharp）、“社会”（social）、“结构性”（structural）——这些还仅是以字母s开头的修饰语。从不同的议题到不同的行为者，适用于它们的实力定义都各不相同。

这些定义相互冲突的一个原因是，外交决策者对未来做出了不同的估计，而这些估计反过来又决定了实力的哪些方面至关重要。某些形式的影响力在此时此地是有价值的，包括军事力量和经济胁迫能力。虽然它们在危机中至关重要，但这些形式的实力往往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安全困境。当一个大国增加军费预算时，即使它这么做是出于防御目的，其对手也会被迫做出同样的反应。

其他形式的影响力发挥作用要慢一些。世界经济体系和安全框架不是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订立《核不扩散条约》等全球治理框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能需要耗费数年时间。软实力——即一国说服他国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来培育和践行。但这些形式的实力都有其优势。它们是自我强化型的，即一旦建立起来，对手就很难找到替换它们的方案。目光短浅的领导人不会关心这些影响力手段，因为在这些手段上费心费力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与之相反，那些深谋远虑的领导人则更愿意牺牲眼前利益来获取有长期价值的权力手段。

外交决策者对实力的看法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果领导人认为他们所在的世界是霍布斯式的，人们在这个世界过着“贫穷、肮脏、野蛮和短命”的生活，那他们就无福消受长期视角的奢侈。一个充斥着灾难、瘟疫、有限经济增长和暴力的国际体系迫使人们更关注短期利益。换句话说，在国际关系史上的大部分时段里，短期视角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近些年来，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可能让领导人看到更美好的未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受农业产出限制）的终结和新工业革命的开始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人们有理由相信更美好的日子近在眼前。人类平均预期寿命从1800年的不到30岁增加到2015年的70多岁。在大约同一时期，儿童死亡率下降了十倍。一个人人愈加健康富裕的世界预示着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这些趋势几乎是普世的。但各个国家对其未来实力的消长持有不同看法。在长期出生率高、向外移民最少的国家，国家决策者可能会将这些指标解读为本国正处于上升期。低于更替水平的出生率和向外移民的增加可能预示着相反的趋势。同样，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或长期停滞的国家也可能会用同样的思维方式思考未来。总的来说，人们相信增长强劲、领先群伦的国家会对未来抱持乐观态度。实施重要政策，无论是产生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后果，都可能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赢得战争的国家可能对自己应对未来安全威胁的能力充满信心。输掉战争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建设短期军力，害怕在战场上进一步受挫。

客观数据可以预示国家的近景：经济繁荣通常是一个好兆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未来是不确定的。甚至所谓的客观数据也可能提供相互矛盾令人困惑的信号。例如，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真正意义或美元对全球贸易的重要性至今仍备受争议。换句话说，客观指标在预示未来方面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外交政策精英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方法是形成关于未来有利于或不利于国家的连贯叙事。比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等意识形态以“进步愿景”为其理论基础，它们都声称某些国家必然会兴旺发达。而悲观点的叙事则是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

关于未来的宏大叙事各不相同，但它们往往采取两种粗略形式中的一种。抱持积极预期的行为者认为未来的权力分配将比现在的分配更有利于他们的国家。换句话说，未来是有利于己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会对其战略耐心给予回报。相反，持有悲观预期的行为者则认为未来的权力分配将比现在的分配更不利于他的国家。这些行为者看到了不祥的未来，可能觉得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来阻止国家的衰落。

从长计议

悲观的政府无法专注于遥远的未来，因为他们坚信必须在当下采取行动，以避开一个更加危险的未来世界。在这种形势下，所谓的随机应变能力就很重要，即可以立即用来改变当下形势的治国方略。因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会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现有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上以及如何增加这些资源。其他国家增强软实力，发展替代经济体系或机制的举措可能会引起这些领导人的注意，但却不会使他们太过忧心。专注于当下的领导人不会优先考虑此类长期威胁。

而对未来抱有积极期望的政府则坚信国家会持续崛起。这就使得决策者有了更长远的眼光，能够投资于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获得回报的实力形式：全球治理、文化外交、长期联盟和伙伴关系、天马行空般的技术创新等等。这些实力形式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来发展，但回报也是巨大的。乐观的预期还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用宽泛的实力定义来评估其他国家的能力。他们会注意到其他大国在发展多方面的实力，而不是仅发展军事实力。正如社会学家史蒂文•卢克斯所解释的，“在一个人的概念框架里，对实力的定义越宽泛，他在人世间看到的实力形式就越多。”

大国对未来保持多大程度的乐观或悲观态度会深刻影响它们当下采取的战略。一个由乐观大国组成的世界会偶有对抗却鲜有战争。这些自信的大国将投资建设吸引别国或胁迫别国的手段，这意味着整个世界会充满竞争但也相对太平。而在一个由悲观大国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会注重军事实力并总忍不住想先下手为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悲观世界，最有可能发生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情况。

考虑一下新兴大国和老牌大国之间的互动。对这两者来说，相信美好的日子即将到来会改变它们对威胁的看法。对新兴大国来说，这种乐观态度使得它们貌似没必要立即投资建设军事能力，这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任何引起老牌大国先发制人反应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在未来权力分配更有利于本国的时候采取修正主义措施更容易，那新兴大国为什么要在当下冒险颠覆可以忍受的现状呢？

乐观主义还能降低老牌大国动用武力对付修正主义对手的可能性，后者挑战现有安全秩序的行为更像是一种自残行为，而非真正的威胁。因此，乐观的霸权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确保修正主义大国不会威胁其核心安全利益，但他们的主要手段是诱使小国接受现有的游戏规则。具有长远眼光的老牌大国更关注新兴大国发展非军事实力的行为，比如发展软实力的行为，这种行为才更可能在遥远的未来真正威胁到它们。

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就是极好的例子。当时的美国决策者接受了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为再不会有任何全面的意识形态理论挑战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民主制。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拥有大量软实力，这更使美国的前景一片光明。对民主化的信念和建立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也增强了美国的信心。出于这种乐观主义，美国选择与中国等潜在对手接触而不是对抗，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欢迎这种接触也不足为奇。通过拥抱全球化，中国看到本国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对未来的期望也是积极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本国的谆谆教导就体现了这一点：“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 因为北京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所以在此期间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低调。直接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无法获取到其他利益。因此，北京和华盛顿都加大了对全球治理长期目标和软实力的投资。两个大国都没有停止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但这已不是两大国的优先事项。

如果一个世界里的大国都对未来抱有悲观预期，那这个世界就会危险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会优先发展军力。毕竟，与其他形式的实力不同，军事实力可以在危机期间迅速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担心其实力上升期有限，就可能选择获取军事资源，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暂时优势并预防本国再次落后。而一个老牌霸主也担心本国会在未来衰落，所以有可能做出负面反应。老牌霸主会认为自己的实力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因而仓促采用军事手段解决外交争端。对两个悲观的国家来说，犹豫不决更可能引发灾难。

此种困境的经典实例是一战前的国际局势。在一战爆发前，英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英国决策者却对德意志帝国的快速崛起忧心忡忡，并尤其担心德国海军实力的增长。而在柏林看来，面对国力发展更为迅猛的俄罗斯，德国的前景也不大妙。到了1912年，普鲁士总参谋部开始担心，不出五年，俄罗斯的实力将强大到无法对抗的程度。这导致德国战略家们主张，在德国主宰欧洲大陆的机会窗口关闭前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简而言之，欧洲被悲观情绪所吞噬。所有大国都采取了狂热的重整军备策略，而且大多数大国还打起了贸易战。这种环境就像一片杂草丛生的森林，遍布着有火就着的干柴。此时所需的就是一个随机出现的火花——一位大公被暗杀——整片森林就会立即熊熊燃烧起来。

悲观时代

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中国仍然是一个乐观的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安全环境不断改善，公民的受教育水平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即使在今天，民意调查也显示，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国民相比，中国人对未来更乐观，也更相信自己的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种自信培育出了战略耐心和高瞻远瞩。中国在海外投建孔子学院以提升自身形象和软实力，还采用长期的外交策略以减少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承认。它一边努力赢得发展中国家的好感，一边似乎试图分离美欧。中国已开始创建可能挑战自由国际秩序的全球治理结构，包括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发起“一带一路”倡议。

与此同时，美国对未来的预期变得悲观。9/11恐怖袭击、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都削弱了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提供的数据，上一次大多数美国受访者相信他们的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还是在2004年1月。回顾最近几次总统就职演说，这种愈发悲观的情绪已露出苗头。2009年，在经济危机和战争的双重压力下，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强调要“开始重塑美国这项工作”。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的言辞更加夸张，他谴责过去八年的“美国浩劫”，并承诺“保护我国免受其他国家的蹂躏，不让它们制造我们的产品、窃取我们的公司和摧毁我们的就业机会。”乔•拜登总统在2021年的就职演说中承认，“在我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比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更具挑战性。”

尽管美国的悲观情绪日益加剧，但中国基本上成功避免了对抗。通过加入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国得以崛起，而美国则继续关注更直接的威胁。中国还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去打造全球治理结构，而很少有美国官员认为这些治理结构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北京的未来看起来很光明，所以它觉得没有必要立即挑战美国的霸权。中国只需要等待时机。

然而，这种乐观情绪似乎在开始减弱。30年来，中国的出生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刚刚录得几十年来最慢的年增长率，农民工人口数在2020年出现自数据采集以来的首次下降。与美国相比，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收缩形势。这个国家可能会未富先老。

资料图/新华社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势头也在放缓。尽管中国经济在2000年至2010年间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增长，但它在过去十年也经历了同样的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峰值14%下降到2020年的近2%。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总生产率增速下降了一半，这使得政治学家丹尼•罗伊称中国是“低生产率超级大国”。此外，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几乎是美国的三倍。

这些趋势令人担忧。当所有主要大国都抱有悲观预期时，国际关系最不稳定——这种情况有塑造未来十年大国政治形势的危险。如果中国和美国都变得消极，外界有理由担心前景会进一步恶化。两国都在变老。移民是充实美国人口的传统办法，但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的移民数量已经见底。据估计，如果2020年前的移民趋势得以延续，目前美国的适龄工作移民数量应比现在实际移民数量多180万人。更令人不安的是，持续的系统性冲击——2019年的新冠疫情、金融动荡、全球供应链瓶颈、政治两极分化——只会助长饮鸩止渴的危机心态。

柳暗花明

悲观也是引发乌克兰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在谈论重塑俄罗斯的辉煌，但他的世界观是悲观的，这也解释了他为何要发动战争。俄罗斯2014年干预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局势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乌克兰没有回到俄罗斯的怀抱，而是通过加强本国军事能力和向北约、欧盟靠拢来应对这种局面。随着乌克兰加速西化，普京认为他必须在基辅完全脱离俄罗斯掌控前迅速采取行动，而且要动用军事力量。正如一位匿名西方情报官员向英国广播公司解释的那样，普京“觉得他的机会窗口正在关闭。”

被炸毁的乌克兰建筑

出人意料的战争进程可能会进一步助长普京的悲观情绪，而且也会助长北京的悲观情绪，数月的俄乌战争让其他亚洲国家的警惕心更强。此外，为了援助乌克兰，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军事和情报措施，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的能力。中国官员在思考台湾问题时，恐怕不可能不考虑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面临的窘境。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乌克兰冲突是否会让美国对其未来抱有更积极的期望。在过去二十年中，恐怖袭击、金融危机和政治极化摧毁了美国的乐观主义。通胀上升和商品短缺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悲观主义。如果决策者担心本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正在衰落，那么爆发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然而，美国对乌克兰的成功支持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多年来，美国第一次在全球危机中展示了本国的政策执行能力。乌克兰的顽强抵抗及其对欧美的认同提醒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美国的软实力和结构性权力（译注：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依然存在。在讨论了几十年美国衰落和民主衰退之后，美国决策者现在可以放言恢复联盟体系和有决心加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美国霸权的看法可能开始朝着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

如果美国官员认为未来会比现在更有利于美国，那么也许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关注重点放在加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上，这种秩序几十年来一直在促进美国的利益。在不那么担心眼前的威胁后，华盛顿也许可以重新强调本国的长期目标，比如扭转民主衰退的趋势，为21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建立一套弹性规则。而一个对本国未来和国际角色抱有信心的强大美国却可以重拾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乐观的美国将巩固国际体系，并为那些有志于以负责任态度加入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提供便利。然而，如果大国屈服于悲观主义，那么所有希望就会丧尽，整个世界也将迎来危险的十年。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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