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中国经济破局，必须解决深层次问题
【演讲/魏杰】
一、33条措施刺激作用有限
根据去年年底经济会议和今年3月初的两会，今年国家经济的总体战略叫稳中求进：稳字当头，以稳为主。国家提出2022年的GDP增长目标是5.5%，这个目标和过去相比并不是太高。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指标并未达成，一季度增长率只有4.8%，个人预期第二季度可能更糟糕一些，所以最近我们要保经济大盘、稳定大盘，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提出了33条举措，要保证国家三季度经济增长远超二季度，否则，今年5.5%的预期目标可能很难完成。
33条举措中有两项大家很关注，其中一个就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分三个方面：
1.减免或缓缴税费
通过税费的方式来推动企业的增长，其中减免税费达2.46万亿，是近几年最大额的一次。
但最近我在企业调研，发现企业的反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激烈，因为相关企业反映其两个月都没有开业，没有营业就没有产生税收，减免对这类企业而言没有意义。所以这个政策对一些经营正常的企业是有作用的，但是对疫情期间受损害较大的企业可能作用不大，而且缓缴并不意味着不交，这个政策有作用，但不是想象的那么有力。
2.补贴
通过对企业的补贴让企业进入正常的经营过程，但是因为补贴数量不大，所以对受到重创的企业实际作用并不大，而且补贴的前提是必须复工复产，这些企业现在无法复工复产，就不能享受补贴。
3.加强政府投资
政府投资只能搞公共产品投资，主要集中于交通、能源、水利、新基建、城市化、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体系，但目前这几个要点的投资占比总投资不到30%，如果没有别的投资，仅靠公共产品投资的增长，很难恢复到我们应有的目标。
所以分析下来，我们可以发现财政政策三大刺激实际上是有作用的，但并不是靠它就能恢复整个经济增长，可能背后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除财政政策外，还要想别的办法。
第二个大家关注的举措是货币政策，为了支持企业发展，一是增加货币供给，二是减少经营成本，例如降息。从目前的操作情况来看，效果不是太好，四月份我们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10.5%，但实际货币需求大规模收缩，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9102亿元，比上年同期少9468亿元。
也就是钱拿出来，但是大家不要钱，一方面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之快，一方面实际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度下降，和去年同期相比减了一半，新增货币需求不到一万亿，大家不需要货币。
我们调研发现：企业不敢要钱，因为要投资的话，企业对现阶段投资预期、投资方向、投资结果都不清楚，这些融资借来是要还的，同时消费者因为预期不清楚也不敢消费。所以社会融资规模收缩了一半左右的原因是投资人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消费，你再增加货币供给，也没法启动投资和消费。
为什么？因为深层次的问题必须解决，如果仅靠货币供给增长、货币使用成本降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经过分析我们发现，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对的，但如果不解决深层次问题，经济在三季度恢复的难度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要思考深层次问题如何解决，否则投资者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消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就受到很大的约束和限制。
二、破局要解决深层次问题
什么是深层次问题，可能就是对今年的判断当中：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
第一重压力“预期转弱”，不看好未来，业绩不好就没有信心。信心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信心不足将很难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第二重压力“需求收缩”，整个市场需求大规模收缩，没有需求就没有增长。
第三重压力“供给冲击”，生产体系受到冲击，增长肯定很难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如果要保证经济在第三季度恢复常态增长，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这三重压力，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结局就是投资者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消费，外部政策再怎么起作用，恐怕也难以达到目标。
（一）第一重压力：预期转弱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不好，因此信心不足，导致经济增长没有内在动力。为什么出现预期转弱？我们做了一个大数据分析，发现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原因一：去年年初，国家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概念
预期转弱，就是指信心不足。
我们研究发现主要是企业家的预期转弱，对未来预期不是太好。我们看了一下，可能与目前的一些结构政策调整有关，比如两个提法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我的感觉是刚提出来以后，好多企业问我是不是要打富济贫，是不是要搞平均主义，有的人问我要不要赶快移民。我很吃惊，因为三次分配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没有打富济贫的意思，也没有搞平均主义的意思。
第一次分配叫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原则，谁的效率高谁就收入高。效率原则贯彻整个市场化过程，企业竞争力强利润就高，个人贡献大收入就高。效率原则实际上不是简单的分配原则，也是创造蛋糕的原则。
第二次分配是所谓的再分配。再分配强调公平原则，就是把太高的收入往下压、太低的收入往上提，靠两个制度，一是税收，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把太高的压一下，社会保障制度把太低的提一下，调节太大的收入差距，实现整个社会的平衡。
第三次分配是对再分配调整之后还非常有钱的人，像有人在企业上市之后，股权变现几十个亿成百亿上千亿，这种人就要进入所谓第三次分配。核心是道德原则，没有强制性，而且背后是以所谓的捐赠为实现形式。这个捐赠的钱不是用来扶贫，是进入国家科技创新基金，通过科技创新来带动整个民族的福祉。
三次分配是三种原则即效率原则、公平原则、道德原则的统一。有人理解上可能有问题，这种三次分配不是打富济贫，更不是搞平均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实际上既是强调高效率地创造蛋糕，也强调更好地分配蛋糕，这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而导致的结果是所有社会阶层收入都会适度增加，叫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大家财富都一样，而是强调所有社会阶层的收入都能使国家的发展相应增长。三次分配理论、共同富裕没有打富济贫的意思，更没有搞平均主义的意思。
这个问题必须要讲清楚，尤其是让企业界知道我们不会打富济贫，更不会搞平均主义，否则大家对未来预期不好，当然就不可能投资、不可能增加消费。
原因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概念引发打击资本的担心
预期转弱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去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提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概念，而且陆续在资本扩张的一些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导致人们以为国家要打击资本。企业界一旦产生了这样的判断，以为我们要打击资本，就会非常紧张，就不可能再去搞投资、增加消费。
实际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不是要打击资本。
首先，资本是逐利的，追求利润的；其次，资本是一种逐利的经济范畴，资本不逐利就不叫资本；再次，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有可能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是相吻合的。
当资本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吻合的时候，叫资本有序运行；也有可能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是对立的、不协调的，这时候一定程度上就叫资本无序扩张。所以判断资本是有序运行还是无序扩张的主要指标，就是看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协调。任何企业在逐利过程中都要注意与国家宏观政策的协调。
我们最近讲“资本无序扩张”，不是指整个经济，而是有所指，指资本在五个领域的无序扩张。
第一个领域是房地产。
房地产资本无序扩张，不断利用高杠杆推动高地价，利用高地价推动高房价。尤其是2015年以后，大量地产商下沉到了四、五、六线城市。从消费属性来讲，这些城市房子已经够了，于是这些房子大量变成投资品，因为可以增值保值，但是基本属性是消费属性。
资本无序扩张极大地扩大了资本属性，改变了房地产的消费属性，导致我们目前困难重重。要三年时间才能解决房地产无序扩张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恒大出问题，还有整个产业的供应商、投资人、购房者等。
第二个领域是教育。主要指义务教育。
我们国家教育分两类，一类是义务教育，一类叫非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拿钱，非义务教育是个人、国家、社会共同完成。
义务教育本来是国家拿钱的领域，而各种培训班的无序扩张导致个人负担非常重——初中生每年一个家庭支付的教育费用在10万左右，据说还不是准确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到处兴风作浪，造成了整个社会焦虑，我们不得不清理它。
第三个领域是娱乐圈。
资本的娱乐圈不断扩张，不断包装各种所谓的偶像、饭圈、粉丝圈，导致一系列问题爆发。
第四个领域是互联网。
互联网领域无序扩张非常明显。一些资本利用互联网平台不断推动垄断，使得中小企业实在活不下去，不断被盘剥。最近不得不提出要重视线下零售。这样搞下去，中小企业没法生存，导致整个营销成本太高。
第五个领域是互联网金融。
一些资本变相地利用科技，叫所谓的金融科技。科技就是科技，不能把金融利用科技也叫科技，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金融利用科技不是科技创新，还是金融，不能混淆。甚至把所谓的高利贷包装成普惠金融，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消费者融资不断上升。金融领域无序扩张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目前大家讲的所谓资本无序扩张主要集中在这五个领域，不是指整个社会都是资本无序扩张。
这五大领域的资本无序扩张导致中国的宏观经济很难持续运行，我们提出来要解决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目的不是打击资本，是希望更多的资本进入和国家宏观政策相吻合的轨道，希望更多资本能够解决我们中国经济目前的短板。
原因三：人们担心中国是否会进入金融风险持续爆发的阶段
预期转弱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从2020年开始，金融方面不断“暴雷”，不断产生一些有重大影响的金融问题。例如房地产流动性问题，房地产暴雷；还有信托，去年差不多每个月接近100亿不能正常兑付，一年达到了1000多亿左右。人们感到中国金融风险可能要持续爆发，所以预期不好，不敢投资，更不敢消费。
在中国怎么化解金融风险呢？
第一个层面是财政。化解金融风险为什么讨论财政呢？因为财政有两个数据涉及到金融风险：一个是赤字率，赤字率是政府当年的负债率。赤字率如果高得不能再高的话，就有可能成债务风险，也没准成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从债务风险演变而来的。
第二个数据是宏观负债率。政府、个人、企业共同负债，我们叫宏观负债；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借这个钱占整个GDP总量的比例，叫宏观负债率。这两个数据一旦冲破了上限，就会从债务风险演变成金融风险。
因为新冠病毒的原因，收入大幅度减少，支出大幅度增加。后来疫情陆续暴发，免费核酸检测都是国家拿钱。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导致不得不借债。去年赤字率飙升到3.6%，严重超过了上限。今年我们就提出来要解决问题，把赤字率压到了3.2%。我估计明年差不多就会压到3%以下，让这个指标达到一个正常状态。
另外一个宏观负债率，我们去年是279%，这个指标也超标了——我们国家的宏观负债率上限是250%，一旦超过上线，可能会带来未来的风险，因此一旦超过250%，就会调整。比如说2016年年底，我们宏观负债率上了270%，所以2017年中央提出来“去杠杆”，也就是去负债。2018年“结构性去杠杆”，2019年叫“稳杠杆”，这些和这个指标有关。
结果2020年底，宏观负债率飙升到279%，远远超过了250%的上限，所以去年提出来“稳杠杆”，“稳负债率”。“稳杠杆”的同时，GDP上升就会降低负债率，降到270%以上，一季度回落三个百分点；今年继续努力，可能差不多到明年这个指标就能达到一个常态。
财政这个领域目前就是这两条，一个是把赤字率压到3%，明年恢复常态，一个是把宏观负债率压到250%，争取明后年恢复常态，这样可以适当地化解金融风险的产生。
最近有人告诉我，“虽然你们说不会爆发系统金融风险，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一旦撞上就是系统性的危机”。所以，我们对相关政策应该有清晰的导向，树立基本的概念，建立快速的信息通道帮助判断，否则大家都不敢投资也不敢消费。对于预期转弱的三个原因，我们做了一个大致分析，应该将这三条因素讲清楚，才能提升人们的预期，推动整个经济增长，解决预期转弱问题。
（二）第二重压力：需求收缩
没有需求就没有增长。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原因做分析，目前来看也是三个原因。
原因一：地方不合理的抗疫政策
新冠疫情暴发后直接冲击的就是第三产业，如餐饮商贸、旅游休闲、娱乐出行等。第三产业去年第四季度增长只有4.1%——一、二产业还在两位数上，而它只有4.1%，所以受损害最大的就是第三产业。结果今年从三月底开始冲击第二产业。
下一步如何解决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疫情在中国已经暴发接近三年时间，我们要做一点分析了。我认为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和抗疫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影响要分开来论述。
首先，我们对于许多抗疫政策的作用做一个分析，如果不分析的话，可能有些抗疫政策对经济的冲击远远比疫情还要大。
尤其是地方在抗疫过程中科学性、精准性要更强，恐怕不能简单地使用隔离这个办法；隔离本身也是有各种方式的，是集中隔离还是居家隔离也要做分析，要强调科学性和精准性。如果不强调科学性和精准性，某些层层加码的抗疫政策对经济的冲击甚至比疫情本身还要大。
企业界最担心的也是抗疫政策的变动，企业复工复产，就要搞清楚下一步怎么做，产品要发的地方，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突然暴发疫情、当地的抗疫政策如何。如果产品运过去无法进入当地，或者零部件运输途中就遇到疫情和政策问题，就完全没办法做。
如果说各地在抗疫政策方面层层加码谁比谁厉害，经济就会遭到重创。如果我们不尽快简化，使抗疫政策更加精准和科学，需求收缩的问题就还会持续——这些不合理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需求的收缩。
资料图：新华社
原因二：房地产产业收缩
短期来看，房地产可能是影响我们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房地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原因就是它的产品房子有两重属性，一个是消费属性，用来住的，另外投资属性确实能够增值保值。房子的这两重属性导致这个产业政策跟一般产业不同。
原则上来讲，这两个属性以消费属性为基础，在消费属性基础上才有所谓的资本属性。这两种属性中，不能让资本属性过渡扩张，尤其不能让资本属性脱离消费属性，一旦资本属性脱离消费属性，必然形成泡沫，甚至导致整个经营风险的压力。
所以去年开始，中央对于这种过度的资本属性做了大致调整，推出了四条对策：
一是要求所有房地产商的杠杆率必须保证在要求的水平上，而且这个杠杆率划了三道红线，要求必须降到三道红线以下。
二是所谓金融机构给个人购房放贷以及房地产贷款要守住一个上线，不能超过所规定的上线。
三是提出来房地产税将要开始所谓试点推行。前天看到了人大关于这个问题的两个文件已经出台了，这是个信号，告诉大家房地产不仅是投资的，还要交税，不要光思考资本属性。
四是房地产商的资金全面监控，防止引发太多的烂尾，影响消费者的权益。
这四条对策的核心内容是抑制房地产的资本属性。四个对策没有错，但是做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过度，损害了房地产消费属性。因此中央明确提出，我们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还要注意房地产消费属性的问题；因为它影响了我们整个需求，所以给房地产提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加大保障住房和租赁住房的建设。这是消费属性，既能够解决新城市人和年轻人的住房问题，又能够推动建筑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是有意义的。
第二句话：商品房市场满足消费者的合理需求。什么叫合理需求？有两个，一个是刚需，一个是改善性需求，这个边界跟内涵还是需要讨论的。
第三句话：房地产要健康发展跟良性循环。那就是从消费的属性来讲，我们强调它的健康跟良性循环。
我估计有四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就是高杠杆、高周转的发展模式将成为过去，未来将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所有的所谓房地产商必须尊重房地产经济规律。也就是消费属性和资本属性这两种属性中间，以消费属性为基础，不要在没有消费属性的地方盖房子了，避免出现泡沫跟浪费。
第三件事，就是我们对于已经出现了这种风险的房地产商，要加快解决风险问题，坚持的原则就是市场化原则和所谓的法治化原则。
第四件事，就是一城一策。看房地产和一个城市的价值跟人口状况关系，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出现很大的差别，房地产管控政策如果统一施行，一定会损害消费型的需求，应该一城一策。
我想如果这四件事情能够做好，房地产大致上可以实现所谓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因此，目前中央强调的房地产三句话，是从需求消费型房地产来讲讨论问题，讨论消费属性，而不是强调资本属性。
最近有人讲房地产风声变了，实际上大家理解错了，没有变，去年没有错，今年也没有错——去年抑制房地产过度的资本属性，现在三条主要推动房地产的消费属性。房地产产业的办法就是抑制过热的资本属性，推动有效的消费属性，这个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我们短期内可以把房地产问题处理好，我估计需求收缩的情况会大大改观，这是第一个消费需求收缩。
原因三：投资从去年3月份开始处于下降状态
投资增速开始出现下降。投资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占比很高，而投资收缩导致了需求收缩，到今年四月份，数据就更难看了。所以要解决需求收缩的问题，就必须想办法启动投资，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如何启动投资？投资分两部分，一个是政府投资，一个是企业投资。政府投资的重点是公共产品投资——政府原则上不搞产业投资，主要是公共产品投资。政府投资目前主要是八个要点：①交通类基础设施；②能源类基础设施；③水利类基础设施；④新基建；⑤城市化；⑥节能环保；⑦公共卫生体系；⑧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
目前公共产品投资，要点已经非常清晰了。例如水利类，今年投入8000亿左右；新基建，今年的启动力度也非常大；城市化，“十四五”结束时我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65%，所以城市化要持续推动，最近关于县域性的城市化方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要全面启动，推动城市化发展。
还有能源类。能源分为新能源和传统能源，我们去年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但不是马上都转向新能源。新能源代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随着新能源增长多少，传统能源才能减少多少，不可能一下子都转型，像去年出现的拉闸限电情况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要建立一些大型的煤炭煤矿企业，煤未来要实现煤制油、煤制气，这些都是投资的重点，能源需要大规模持续增长。
现在公共产品投资这部分已经启动起来了，我查了一下数据，目前投资中唯一没有受到太多影响的就是公共产品投资这一部分。例如交通类基础设施如公路、机场、港口、高铁等，1-4月份是持续上升的，呈现正增长；电网、天然气石油管道、信息宽带的投资还在上升。
公共产品投资部分数据还不错，但是这部分投资占比整个投资比重不到30%，即使全面启动起来，也只占投资的30%左右。所以，我们不仅要启动公共产品投资，关键还要启动企业投资。
企业投资的重点是产业投资。从目前来看，中国企业投资当中有四大产业在未来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可以增加投资：第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是现代制造业，第三是服务业，第四是消费类的产业投资。
服务业这点与民生息息相关，我重点展开讲一下。
服务业目前在中国仍然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因为我们要解决就业问题。主要靠两种方式解决，过去是靠GDP增长速度，GDP增速在中国每增加1%，可以提供10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我们过去“保GDP 8%“，其实是为了保就业，但是今年5.5%都危险。
靠GDP增长速度解决就业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是规律，增长速度和GDP总量成反比，经济总量盘子越大，增长速度越低。我们从破8%、破7%，到破6.7%，再到今年5.5%，我预计当我们的经济总量和美国一样的时候，每年GDP能增长3%就不错了。
所以靠增长速度很难解决就业了；要靠产业解决就业，就是服务业，总体来看服务业目前仍然有巨大的空间。
例如，养老销售服务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否则老龄化到来之后我们将无法应对。
养老分三种模式：居家养老、社会保障养老、养老销售服务业。有的人不适合居家养老，比如一些患有疾病的老年人；有的人不愿意搞社会保障养老，因为社会保障养老档次相对较低，一间房子两个人，一天给你供吃供喝就行了；有的人想过个精彩的晚年，那就只能进入养老销售服务业，这是市场化的做法，这种服务业的需求量就很大。
现在我们如何满足已经富起来的一帮人进入养老阶段的需求是个大问题。目前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基本进入退休年龄了，离开一线进入养老状态，他们很有钱，也不愿意把钱随便留给后代，想要过精彩的晚年，谁来提供服务呢？
养老金销售服务业，不怕你价格高，而是看你是否能满足我的享受，提供我所需要的服务。目前这方面机构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只要你能发展起来，就能够吸纳很多就业，不仅是房地产，还有服务团队的组建。所以服务业是下一步企业投资的重点。
至于消费类的产业投资，满足人们直接消费需求的相关产业，也是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市场规模非常大，消费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为消费服务的相关产业也很庞大。例如，基础性消费是指“吃穿用”，而“用”包括五种内容，家电、家具、家居、日用品、信息用品都叫“用”。
对于“吃穿用”，我们的提法是：吃出健康、穿出时尚、用出现代。只要在“用”的五个方面稍微一提升，就会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以上就是从企业投资来讲。目前四大产业空间仍然巨大，所以我们希望企业能够想办法加快投资。如果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都起来的话，我估计第三季度的投资会进一步上升，需求萎缩的状况会得以缓解。
（三）第三重压力：供给冲击
供给冲击，我看了一下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近几年来所谓逆全球化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中国进入世贸、大量融入世界工业产业链当中来，结果出现了逆全球化，而逆全球化状况当然对中国供给带来很强的冲击。
第二，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给我们的供给体系带来冲击。
第三，我们国家在世界产业供应链中间处于中下游，国际情况变动直接冲击中国的供给体系
三、经济破局的几个重点方向
最近，我们调研组深深感觉到中国供给受冲击的压力较大，原因是经济存在短板。
最害怕海外断供，一断供整个产业就停产了，没法运转。为什么？因为我们存在巨大的短板，其中有五个短板非常明显。
第一，高端发动机不行。发动机涉及到高端两字我们都不行，大到飞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航母柴油发动机，小到其他一些发动机，一断供我们就趴下了。
第二，材料不行。基本上我们50%的材料靠进口，大到飞机轮胎轴承钢，小到热水器烧100度把电断开的传感器，我们都不行。材料是我们的一大短板，材料导致我们的压力非常大，一断供我们就没法正常运转了。
第三，数控机床不行。制造生产的很多零部件，人生产不出来，靠数控机床完成，而我们在数控机床上恰恰不行，人家一旦“卡脖子”，我们就趴下了。
第四，生物医药不行。许多治疗癌症、常见病的基础药，我们是靠进口的，我们在生物医药上存在严重的短缺。
第五，信息的硬件不行。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一旦“卡脖子”，我们就趴下了。今年中国汽车生产量突然之间下滑的原因是没有芯片了。现在智能化即所谓的数字化非常快，而我们在芯片上恰恰不行。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五大短板，受逆全球化影响，人家一断供，我们的整个产业就会受到巨大影响。我估计从中长期来看，要解决供给冲击问题，我们要做的一个重大事情就是推动科技创新。明年我觉得可以牺牲一点增长的速度以保证科技创新不能停下来。
要加快科技创新，有这样几件事必须做：
一是提高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实验性经济，没有庞大的实验性经济，没法搞科技创新。
二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关于知识产权和物质产权的收入方式不一样，物质产权有个人的，但知识产权都是国家的，参与创造的人不能享受这个经济收益，因此人们没有积极性去践行科技创新。最近我看院士的收入很低，为什么？好多人贡献巨大，为什么那么穷？因为你不能享受你所创造的知识产权的经济收益，也因此很多人没有积极性。
三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我们的体制要活才行，体制活了才有对抗内外部风险的能力。而要继续深化改革，最起码要坚持三个中心重点不能动摇——
1.市场经济
中国必须坚持市场经济这个目标，绝对不能动摇，千万不能走回头路，要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因为市场经济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一大法宝。
2.混合经济
既要发展公有经济，也要发展非公有经济，混合经济是我们的方向。我们不搞单一的国有经济，也不搞单一的民营经济，所有经济成分在中国都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调动所有经济成分的比较优势叫混合经济。
3.法治经济
中国必须走法治经济道路，法治经济是我们未来必须要走的一个方向。法治经济不是有法律就叫法治经济，法治有三条基本原则：
1）尊重权利，必须尊重权利，个人叫人权，企业叫独立法人权；
2）尊重契约，有合同、有契约都要遵守，契约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3）保护尊重财产财产，在财产问题上不能搞民主集中制。例如，咱们讨论一下投个票，把这个人的钱分了去——对不起，那是不行的，那叫多数人暴政。必须保护财产，保护财产是法治经济的重要内容。
法治经济的这三条原则必须坚持，现在已经按照这三条原则形成了宪法、刑法、民法，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健全了，下一步就是如何执行的问题。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清理政法委体系，因为必须要保证和提倡法治经济的形成，实行公正的法治体系是我们的方向。
所以深化改革，市场经济、混合经济、法治经济这三个中心要点不能动摇。这三点如果能做到的话，我认为中国经济能够经得起内外的冲击，供给体系不会因为冲击而出现崩溃或者崩盘。要增强我们抵抗供给冲击的能力，就必须要推动国家经济改革深化。
总体来看，面对供给冲击，我们要做的重点中长期对策就是这两条：如果能够在三、五年甚至五到十年内，中国真正实现科技创新，就会打破美国对我们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如果能够推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企业经济更加灵活，就能打破美国试图让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占领中国中低端市场的企图，才能进一步保证供给稳定发展，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要在目前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辅助下，认真解决好预期转弱、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这三重压力。从第三季度开始，经济增长应该会有一个较好的亮点，到第四季度能基本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就能保证经济增长实现预期5.5%的目标。想要做好的话，一方面要靠那33条政策扶持，同时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经济面对的三重压力必须要消除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