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困境、转型与前景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香港回归25周年，“一国两制”整体上实现了香港繁荣稳定，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战略决策和宪制创新，是和平发展核心价值的政策体现与制度转化。
香港在“五十年不变”的周期内，面对内外挑战和压力，始终能够站稳“一国两制”的基本立场，与国家同心同德，共同维护“一国两制”制度安全与发展利益。
“一国两制”是新事物，在具体实践中必然会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同挑战压力。内部挑战，来自香港反对派、特别是本土激进派的底线挑战与颠覆性抗命，酿成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的社会运动惨剧；外部挑战，来自美西方对华新冷战的结构转向，以及将香港作为颠覆基地的极限利用。
香港青年是这些内外挑战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其展现出来的价值追求具有激进性，行动方式具有破坏性，影响后果具有颠覆性。“修例风波”成为香港青年的一场颠覆性的“颜色革命”运动，暴露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在国家安全范畴的制度缺陷以及国民教育的短板效应，也证明“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还未真正巩固。
即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之际，仍有“七一刺警案”、香港大学学生会“感激”暴徒的荒唐决议等。这又折射出“一国两制”实践中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的薄弱性，凸显出未来治理中，青年国民教育与人心回归工作的根本重要性。
6月23日，随着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临近，香港上环及中环随处可见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横幅、海报等。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
宪制转换与历史观裂变
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具体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的理解、承认与归属。这里面显然存在一个宪制秩序的转换。
1997年回归前，香港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英国殖民地，但实际承受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在香港引入了殖民主义的文化政策和教育体系，割裂了香港社会与香港居民对中国的完整历史认知与政治认同。
1997年香港回归，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殖民主义在宪制意义上被否定和终结。但由于香港回归缺乏一个严谨、完整和系统推进的“去殖民化“过程，香港的文化生态与教育体系大体延续了回归前的体制和价值观，香港青年并未因为回归而转换教育体系、并系统接受国民教育。
1997年回归的“去殖民化”非常初步和表面化，主要涉及“法律适应化”范畴的名称改换与国防、外交等范畴的中央机构显名，但没有深入触及香港社会的文化与教育范畴。
青年教育的阵地，爱国爱港力量有一定的占领和作用，但在反对派劫持和外部势力干预下，爱国爱港力量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在香港国安法下已经解散的“教协”典型代表了香港教育文化的生态与反对派的实力，而以黎智英为代表的“壹传媒”系统则严重侵蚀和把持了香港舆论生态和文化空间。回归25年来，“黄丝教师”和“毒记者”逐步呈现泛滥之势，对香港青年的价值观与政治认同造成严重扭曲和误导。
香港本是法治社会，但部分教师和记者煽动学生“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终于酿成超大规模的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香港本来是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但部分教师和记者教唆学生“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甚至公然宣称“暴力是选项”、“抗命的人生更精彩”，造成香港青年运动走入“勇武黑暴”的本土恐怖主义泥潭。
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在回归以来是存在波动的，在2008年之前曾出现过小幅上升的趋势，但从2008年开始则出现持续下降的逆转。这里面有香港本土主义逐步发展、变异和激进化的因素，也有外部干预势力日益渗透和控制的因素。
2021年，香港教协宣布解散。图自香港文汇报
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面临着三种历史观因素的长期斗争与博弈：其一，殖民史观，这是由英国150余年殖民统治造成的文化与政治后果，在“一国两制”过于宽松的治理秩序下有太多的保留和转化，且在香港文化生态与文化领导权中具有一定的支配性，得到香港教育体系的支持和放大；
其二，爱国爱港史观，这是中国主体的反帝反封建历史观下产生的一种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赞成拥护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并与香港反对派展开政治斗争的具体历史观，在香港长期的反殖民化以及参与内地革命过程中有培育和成长，但遭受港英政府严厉压制和香港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斥；
其三，本土史观，这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本地精英基于本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面对英国殖民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本地化历史观和认同范式，但其具有对殖民史观显著的偏向性和勾连性。历史观的分裂深刻影响到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
上述三种历史观要素中，存在殖民史观和本土史观相互勾连并夹击爱国爱港史观的长期趋势，香港青年由“殖民臣民”被误导转向一种“世界公民”的定位，缺乏获得国民教育的机会，缺乏成长为“国家公民”的本地文化与教育基础。
国家形象与爱国者治港
国家认同，不仅是对国家人格与制度的认知，更是一种具有内在情感共鸣与价值归属感的热爱。在广义上，香港回归及其宪制秩序推定了香港所有合法居民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与认同，而“一国”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绝不是其他选项。
吊诡的是，香港回归以来，爱国主义与爱国者在香港遭受了很大程度的污名化：其一，泛民主派将“爱国”与“民主”对立起来，塑造了一种具有很强误导性和煽动性的民主话语体系，似乎追求民主就不能爱国，而一旦爱国就站在了民主对立面，这种扭曲的民主观及其民主运动路线是香港的政治乱源之一，也是青年国家认同发生错乱的根源之一；
其二，“爱国者治港”未能在“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实施中被严肃且规范地对待和实践，这既包括了“爱国者治港”的具体制度化严重不足，也包括了大量反中乱港势力和两面派借助几乎“不设防”的资格审查与宣誓机制，而混入管治体系内部从事颠覆性活动。爱国与民主的畸形对立以及“爱国者治港”的长期虚置，造成香港青年无法将民主价值观与爱国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也造成香港管治体系和社会运动对爱国基本价值和制度原则的长期无视甚至践踏。
十八大以来，中央治港在检讨既往政策与应对香港内外挑战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法理自觉和国家认同的范式转换。在“一国两制”的法理体系层面，中央痛感“一国”的具体法理权威与管治角色不清晰、不完整，甚至被有意虚化和污名化，从而在2014年发布了回归以来的第一份治港白皮书即《“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出了拨乱反正、一锤定音的“全面管治权”概念及其法理论述。全面管治权是中央对港主权的治权化，解决了中央管治权在“一国两制”体系中的具体地位与作用。这一概念具有“一国两制”法治启蒙的价值与功效。
在此法理基础和前提下，中央开始更加自信地针对香港乱局引入人大释法、人大决定乃至于直接制定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国家是具体、有形、有权威和有保护能力的，这一法理及其制度的自觉建构，给香港青年带来了具体的国家权威感和存在形象，客观上推动了香港青年对国家的立体理解和互动。
但对于“全面管治权”及其预设的国家主权形象和权威可及性的理解认同，香港社会和香港青年显然不可能短期完成，而是经历了较长时段的激进抗争，走上了抗命歧途。2014年的治港白皮书讲明了法理，给出了道理，但未能阻止香港青年投身非法“占中”，也未能阻止后续的修例黑暴运动。在连番社会运动冲击与自治局限的共同刺激下，中央于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进一步将全面管治权法理具体运用到治港实践之中，打出了“拨乱反正”的组合拳。
“一国两制”从法理自觉到制度体系的建构，特别是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引入，彻底扭转了国家权威及香港自治权在面对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时的制度困境，决定性地推动香港由乱返治、由治及兴。
“爱国者治港”在中央拨乱反正的制度纠偏中被确认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则，在完善选举制度、政府管治体系改革与社会治理等诸领域的改良方面，发挥价值之锚的重大作用。“爱国者治港”不仅结构性化解了“爱国”与“民主”的畸形对立，而且给香港社会的补课式“去殖民化”提供了强大且正当的价值基础，对“殖民史观”和“本土史观”在文化领导权上造成压倒性优势。
资料图来自香港文汇报
香港青年的认同重构之路
全面管治权刷新“一国两制”法理体系，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江，新选举法塑造香港民主新秩序，而“爱国者治港”则逐步深入修复和巩固“一国两制”的制度认同。法治环境的改良，民主秩序的更新，以及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重塑，为香港青年补上国民教育缺环及牢固树立国家认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和社会条件。
展望香港青年未来的国家认同重构之路，需要从以下方面聚焦发力，耐心而智慧地予以推进：
其一，本地国民教育的法治化和政策体系的配置。特区政府需检讨现有教育体系中不合乎“一国两制”与国民教育需求的相关法规、政策、监管机制与课程体系，通过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国民教育条例》为香港青年提供国民教育的完整课程与知识体系，帮助香港青年在政治心路和价值观上融入国家体系。
其二，在融合发展的具体政策设计中凸显对香港青年的同等待遇和公民平权吸纳。这要求一方面对香港青年在内地享受同等待遇提供更完整的制度与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则需要以国家治理体系（公务员、外交官甚至兵役制度等）对香港青年同等开放，使其得以通过担任国家公职及为国家服务而催生出具体、有机而牢固的国家认同。
其三，在全球化范畴更加积极主动支持和帮助香港青年参与全球治理及获得国际发展机遇。我们需要尊重和运用好香港的国际地位以及香港青年的全球化禀赋与优势，以国家力量培养和支持香港青年成长为全球化时代的治理精英、专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并在这一开阔进程中推动香港青年与国家形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与牢固的政治认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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