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如果地缘政治终结了全球化，那这个反乌托邦未来就太可怕了

【文/丹尼·罗德里克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人们现在普遍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超级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已导致全球市场不如国家目标（尤其是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目标）重要。

但是，所有这些“去全球化”言论都不应该让我们忽视另一种可能性，即当前这场危机有可能带来一个更好的全球化。

事实上，自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超级全球化一直处于衰退之中。2007年后，随着中国出口额在本国GDP中的占比骤降16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额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也开始下降了。

全球价值链停止了扩张。国际资本流动从未恢复到2007年前的高点。公开敌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政治家在发达经济体变得更有影响力。

在自身诸多矛盾的作用下，超级全球化崩溃了。

首先，专业化和生产分散化存在矛盾。比较优势原则认为，各国应该专注于生产它们当下擅长制造的商品。但大量发展经济学观点建议，各国政府应该推动本国经济体生产富国正在生产的商品。其结果是成功经济体施行的干预主义政策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自由”原则产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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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超级全球化恶化了各经济体内的财富分配问题。贸易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财富从输家流向赢家。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现在已不是所有国民都获益，而是财富越来越多地从输家流向赢家。

第三，超级全球化削弱了公职人员对选民的责任心。要求改写全球化规则的呼声遭到了公职人员的反驳，他们称全球化趋势是不可改变和不可抗拒的。正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所言，“经济全球化相当于自然力量，就像风或水一样”。对于那些质疑现行制度的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回应道：“你还不如去争论秋天是否应该紧随夏天。”

第四，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零和博弈原则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双赢逻辑背道而驰。随着中国崛起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战略竞争再次凌驾于经济合作之上。

超级全球化在崩溃，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随之变得愈发难以预料。这让人回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最坏情况，就是各国（或各国家集团）退回到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状态。

一种不那么糟糕但仍然恐怖的可能性是，地缘政治优先意味着贸易战和经济制裁将始终伴随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行为。

第一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世界各经济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彼此，脱钩的经济成本将是巨大的），但我们不能排除第二种情况出现。

然而，我们可以设想一种较好的情况，即在民族国家的特权和开放型经济的要求间实现更好的平衡。这样的再平衡可以使各国在国内实现共同富裕，在国外获得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

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是决策者要修补超级全球化和其他市场优先政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这就需要重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则。当时，全球经济服务于国内经济和社会目标——充分就业、实现繁荣和公平——而不是反过来。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决策者颠倒了这一逻辑，发展全球经济成为目的，而国内社会却要服务于全球经济。

有些人可能担心强调国内经济和社会目标会破坏经济开放。事实上，共同富裕使社会更加稳定，也使民众更有可能支持本国对世界开放。

贸易有利于国家整体，但前提是财富分配问题得到解决。对治理良好井然有序的国家而言，开放经济符合本国的利益。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留下的实际经验教训，当时各国贸易和长期投资都大幅增加了。

第二个重要前提是各国不要将对国家安全的合理追求转化为对他国的侵略。对大国，特别是美国来说，这意味着要承认多极化，放弃对全球霸权的追求。美国倾向于将美国主导全球事务视为自然状态。在此视角下，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无疑就是一大威胁，双边关系沦为零和博弈。

撇开美国是否真的能阻止中国崛起不谈，这种心态本身就既危险又无益。首先，它加剧了安全困境：美国旨在削弱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政策可能会让中国感到威胁，而中国的反应又会坐实美国对中国扩张主义的担忧。

零和前景也使中美两方更难以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合作互利，让双方产生有必要在其他领域一较高低的想法。

简言之，我们的未来世界不一定是一个地缘政治压倒一切、各国（或地区集团）尽量减少经济交流的世界。如果这种反乌托邦场景真的成为现实，那肇因肯定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体制性力量，而是因为我们在应对超级全球化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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