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过度投资会演变成经济病，不用害怕给老百姓发现金

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一些经济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在当下的关键时间节点，我们应该如何提振信心，迎难而上？

昨日（5月31日），百度财经和北大国发院举办“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如何稳增长、提信心？”主题论坛。在当天的活动中，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以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刘元春等经济学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姚洋表示，4月份的经济下行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与2020年的情况不同，我们现在正面临房地产严重下滑、财政压力巨大和就业压力空前等问题。从目前的保市场、保主体、保增长的角度来看，对经济的刺激主要还是集中在基建上。

姚洋认为，基建对经济可以产生托底作用，但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今越来越小。现在保市场主体，最关键的还是保需求、保消费信心。在疫情影响减弱的情况下，出台消费刺激政策是恰逢其时的，比如发放一次性现金。

刘元春表示，中国经济的症结是内需不足，其核心问题是消费不足而不是投资不足。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家庭收入依赖于就业，通过保企业来保就业是有效的。必须要对受疫情冲击的企业进行大规模救助，不仅仅是减税退税、降费，更重要的给予它们直接的疫情补贴，实现保岗、扩岗。

消费就是把钱花掉，等于浪费？经济学家：观念得改变一下

在当天的论坛活动中，两位专家同意，保就业是当下经济最重要的任务，必须对中小企业、对服务业、对受疫情冲击极其严重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大规模救助。但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保就业应该通过基建还是消费来拉动？

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表示，这一轮保市场主体、保经济增长，主要还是过去的办法，对经济的刺激依然集中在基建上。事实上从5月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数据也能看出来，的确基建方面起来了，这大概能够对经济产生一个托底作用。

但是，现在基建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基建带来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它在一定的行业里才有需求；第二，它对就业的刺激不是很大，基建很多都是工程机械作业，不需要太多人，对就业没有太大作用。老百姓的收入没法提升，也就没法拉动消费。

“我国一般来说都是重生产、轻消费，”，姚洋指出，有这样一个传统的主导思想：哪怕是拉动需求，也要通过基建，不能通过消费。因为钱花在建房子上，房子留下来了；但是拉动消费，就是老百姓把钱花掉了、大家把钱给浪费掉了，“这哪行？”

姚洋表示，我们要改变这种想法。事实上，中国很多基建都是消费性的。高铁不赚钱、地铁不赚钱，但都提升了老百姓的消费，这就是一种福利，而且每年我们还要往里面贴很多钱去维护它们。说到最后，老百姓的即时消费，和乘坐高铁这样的（基建相关）消费，性质是一样的。

姚洋表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消费不足，这是关键。整个生产面是过剩的，开工不足，基建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长期来说，基建的后遗症太大了：一方面，搞基建会转换成生产力；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搞基建，又会背上沉重的商业性债务。

在姚洋看来，对于大规模基建而言，中央给的3.65万亿地方债根本是不够的。如今地方政策融资平台上，40%融来的钱都是借新还旧。“现在可能对经济有用，但是到明年就会发现地方债务膨胀，问题又回来了。搞消费至少不会有后遗症，它是一次性的。”

姚洋认为，保市场主体，最关键的是要有需求，没有需求市场主体就活不下来。如果有需求，制造出来的市场主体能够保住，有些消退的市场主体会回来，新的市场主体能够产生，这就会产生一个正向循环。“所以，在疫情慢慢地、明显减弱的情况下，出台一个消费刺激政策是恰逢其时的。”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刘元春也表示，消费是各种增长的最后落脚点，一个国家增长的质量，最重要的就取决于消费质量，以及服务于消费质量。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面临了一个结症性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核心问题在于消费不足，而不是投资不足。”**刘元春指出，投资这种内需扩张的本质特性是在当期是需求，但是形成固定资产之后，就会演变成供给。**从一种宏观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如果过度依赖投资来进行扩大内需，那么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出口，就一定会演变为消费不足的经济病。

“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重投资，不重消费？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投资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参数，更重要的是投资有抓手。我们在过去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很擅长于抓投资，它有一整套的体系和利益链条来抓投资。但是消费却没有抓手。”

“发钱”的一大难题：公平问题如何解决？

两位学者也谈到了刺激消费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刘元春指出，其一是，消费支出如果一旦通过分配体系进行扩大，它会是一个棘轮效应（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易于上调且难于下调），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会害怕“今年发了钱，明年怎么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二是，我们还会看到，扩大消费可能会面临引起一些不公平问题。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给予一定量的消费补贴，在不同区域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可能比消费不足带来的问题还要麻烦。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是用消费券发，还是用现金发？用消费券发，就会发现它可能产生一个消费替代，（民众使用消费券购物）把钱存起来了；发现金，有些人也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在美国最近可能就发现了：美国私人帐户在过去两年增加了2万美金，在疫情期间消费没有下降，但最近发现消费下降得很厉害，所以跨期协调也有很多问题。当然，还有政绩工程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重投资、不重消费，和我们的制度有很深的关联。”

为应对上述问题，姚洋指出，发现金这个事不能中央政府去干，因为各地收入不平衡：有些地方收入高、有些地方收入低。如果中央政府去干，每个人发1000块钱，那么对于比较落后的地方而言，1000块钱很多；但对于发达的地方，1000块钱又很少。“这说得也有道理，但是我们可以发地方债，中央批准地方债，让地方自己去决定发多少。”

此外，姚洋认为，不用担心老百姓觉得今年给了现金，明年还要接着给。“老百姓不会这么想的。”那么一次性发放现金，会不会增加储蓄呢？他认为，对于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的老百姓而言不太可能。收入本就很低，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恐怕都是月光族，给1000块钱很快就会花掉了。“这根本没有必要去担心。”

姚洋表示，发现金反而有另外一个好处：中国央行推广数字人民币，但是据估计，恐怕目前下载央行APP的人还很少。如果趁现在发放现金的机会，让大家通过这1000块钱，把APP下载下来，数字人民币就开始使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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