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为何疫情一严重，居委就常挨骂？

【文/王会】

社区是防疫抗疫第一线，当前面临巨大压力。“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分类管控、动态排查、生活物资保供最终都离不开社区一级去落实。而疫情也暴露出了都市社会社区治理在诸多方面存在难点痛点。

据调研，上海和武汉在疫情之初，社区层面都面临类似的问题。社区防疫、居民团菜、信息发布均一片混乱。疫情的关键时期，社区居委深感无力，要填表上报情况、安抚居民情绪，在众多事务上的力不从心也招致居民的诸多不解乃至骂声。

这些都表明日常的社区组织建设未能通过疫情的检验，社区基层组织高度悬浮，社区常态时期的社会内生组织建设严重不足。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购买公共服务、培育社会组织，而到关键时刻作用甚微。

对于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社区陌生化与内生组织力量缺乏被认为是社区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社区内生组织力量无法生成。无论是上海，还是武汉，疫情暴发不久，很多社区都涌现出大量志愿者，组织居民团菜送菜、楼道消杀、为老服务、涉疫楼管控监督、垃圾处理等。

其实，经过多番调研了解，笔者认为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常态时期，社区居民的普遍需求为何常被忽略？如何发掘居民最大多数的需求并将之作为改善社区治理的途径？

日常时期被忽略的居民需求

笔者在上海和武汉这两个城市都生活多年，发现不少社区都存在一个悖论，就是公共文化活动中心都建得高大上，但是去的居民寥寥无几。当然这不是上海、武汉个别城市的问题，我们去过不少城市社区调研，发现都存在类似情况，一些活动中心偶尔去几个人开一次活动，有的常年门锁紧闭。

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缺乏公共活动空间，只能在小区狭窄的过道活动一下。在一些稍微老旧的小区，经常可见老年人聚集在小区的露天场所，或聊天或打牌，小区稍大一些的空地处就摆满了一些破凳子、破椅子，甚至是丢弃的破床垫、破沙发。还有不少小区老人自发从家里捐助破烂物件自发搭建雨棚，为大家提供一处闲聊的角落，冬季风大，一些老人就裹着厚厚的棉衣毯子。

这些老人为什么不去老人活动中心或居民之家活动？

除了少数老旧小区自身缺乏公共活动用房，多数小区，即使是老旧小区，上面都已经拨付项目资金建了居民之家或老人活动中心。但是，事实表明，这种自上而下供给的服务方式距离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较远。

这些活动中心往往设有文艺活动室、心理咨询室、报纸书刊阅览室等，也有牌桌，不过很少见有居民活动的身影。一些社区居民想申请活动室也觉得十分麻烦，情愿自己想办法解决。大多数老人更是觉得这些高雅的活动室与自己的实际需求相距甚远，他们更多需要的只是一个轻松的闲聊场所。

老年人在活动室打乒乓球（资料图/新华社）

一些社区居民反复反映可以改造社区已有中心花园或者建一个简易活动场所，但自上而下项目化的供给方式通常要求立项必须标准化、规范化，因而，这样的提议在街道层面就不会通过。社区层面缺乏相应的资金，也认为这不是社区的职责范围所在。

无论是街道还是社区居委，都对老人恶劣的活动条件及由此带来的破旧脏乱的小区日常环境视若不见。在上面检查的时候，会临时整顿一下，居委通知把这些东西搬回去藏起来，没过两天又恢复原样。这不仅影响社区居民整体幸福感体验，影响小区整体环境，且与都市社会整体发展实在不相融合。

孩子的活动空间也需重点提及，这也是涉及大多数居民家庭的同样重要却被忽视的需求。

大多数普通小区，孩子缺少一个安全的、公共的活动空间。笔者访谈过很多外地到城市给子女带孩子的老人，他们中不少人都反映在城市社区实在不如在农村，小区里居民互相不认识说不上话，甚至有些连个能带孩子活动的地方都没有。不少年轻人不得不尽力说服老人能够留下来帮忙带孩子。一些大都市的很多社区普遍存在一个情况，即同一个社区的孩子如果不是在学校认识，几乎很难通过在社区公共空间里认识然后成为玩伴。

除了最基本的居民社交需求之外，还有邻里纠纷调解、日常垃圾处理、社区环境等等。可见，并非居民没有需求、没有组织起来的动力，而是这些涉及到社区每个家庭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被忽略，被隐蔽，被习以为常。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指望这些需求都由基层政府来解决，不过这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该进入基层治理的视野。

大多数居民日常需求为何常被忽略？

在都市社会，大多数居民的日常迫切的需求为何常被忽略？或者说，都市社会掩盖了什么？

就笔者浅显的观察来看，一方面，与较为发达的市场供给体系有关；另一方面，与可及性的社区公共空间被居民选择性忽视有关。

从市场供给层面来看，都市社会市场化高度发达。以上海为例，这次疫情各类问题集中爆发，其实，如果不是疫情之初菜场和网购等市场渠道被直接简单切断，各类民生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市场社会不仅是都市社会的特点，也形成了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即认为只要支付成本，居民的大多数需求都可以在市场上获得解决。

市场化也带来了个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都市人的一种路径依赖，即并未把社区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活空间对待。有一项调研甚至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人仅仅将社区看作每天睡觉的地方。此外，都市社会中一些大型公共空间的存在，也降低了他们对身边社区的关注。

都市社会的公共服务一直在不断进步，城市建设的理念也在不断完善。大型的公共场所，如各种展馆、图书馆、郊野公园，日渐成为都市居民经常接触的空间。这些“巨型公共空间”的存在能够弥补很多人在社交、精神等层面的需求，进而降低大家对身边社区的建设需求的迫切性，乃至造成一种依赖和选择性忽视。

去郊外露营野餐（资料图/东方网）

基层治理，如何更好地从大多数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

一些大都市作为外来人口聚集的超大城市，流动性强，陌生化程度高，社区内信任远远不如其它城市。政府在加强基层社区治理方面面临更大更多的压力，也进行了各种尝试和探索。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购买专业社会服务，二是培育内生型的社会组织。不过就现实来看，如何从大多数居民的需求出发去真正契合大多数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就购买专业社会服务来看，社区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已成普遍做法。但从城市的社区实践来看，当前，专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通常是为特定群体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比如开展针对特殊需求的儿童、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贫困家庭等弱势群体的特殊服务。其服务在普惠层面的需求效率很低。

就拿这次疫情来看，封控期上海有8个罕见病儿童奶粉吃光了，需要一种特制奶粉，国内只有一家奶粉厂有，且只有北京有10罐库存。一家专门救助此类疾病的基金会迅速响应，联系物流走各种流程，从响应到送达，全程2天，这些都是靠微信群和发朋友圈实现。这是基层治理中非常人性化的一面，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疫情期间有很多普通的有婴儿的家庭都反映买不到奶粉。

视频截图

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前不少大城市基层治理存在的根本问题之一，可能正是管理过于看重精细。

基层治理过于集中在一些特殊化的群体和服务上，对群众最为普遍的需求反而关注不够。而对特殊群体精细化的关注和处理方式，又带来很高的群众期待；到特殊时期普遍性的问题集中爆发，政府一时难以解决，群众就难以接受。

换言之，政府在日常时期并非不作为，很可能是基层社会治理在方向上存在偏差。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原本应当属于锦上添花的精细化的治理很容易“经验化”，成为实践效仿和学习推广的“创新”“典范”，也可能耗散基层治理资源。

行政力量具备集中力量做大事的优势，但也有一刀切的劣势，在细微处会显得力量不足或照顾不到，这就需要社会组织去补充。但不应该指望让这种补充性的力量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大多数社区普遍存在的需求还是离不开基层在搜集全面信息的基础上，由政府统一调配供给，这样才能保证公平性和普惠性。

这也涉及到第二个层面，即培育社区内生社会组织的实际成效。

社区基层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社区基层治理离开社区内生组织的参与配合，仅仅指望极少数的几个居委干部，干群关系就会水油分离，不仅社区治理难以取得实效，很可能连社区基本信息都难以搜集，甚至社区存在多少老、弱、病、残可能都难以摸清。因而，近年来，培育内生社会组织、提升居民参与积极性一直是基层工作的重点方向，也是难点所在。

实践来看，社区层面为改善此类问题，的确开展了不少丰富多彩的活动，不过主要是各类兴趣类、文娱类活动，发展出了一些社区型的文娱类社会组织，政府也注入了大量的资源、资金。

就居民参与来看，一些社区层面的活动，如果没有物质激励，根本难找到人参加；同时，各类社区参与在人员结构上有很大的重叠性，甚至在一些社区形成了社区活动参加专业户。

因而，表面上开展了很多活动，但对于增加社区内生组织力量、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几乎没有丝毫作用。

而在各种考核压力任务下，这些活动往往还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案例——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手工小组、舞蹈队、读报小组，这些都作为基层治理的成果或进行展览，或装订成册留痕应付上级检查。

也就是说，居民最普遍、最日常的需求被这些形式多样、花样翻新的治理“创新”、“服务”所遮蔽，而且社区在这个层面还互相攀比和内卷，使得基层治理的方向离居民的日常需求越来越远。

在这个层面，多数城市社区都存在此类问题，不过还是有一些城市相对较好，比如北京基层社区的活跃度就比较高。就我们的调研和观察，北京基层社区中，服务型的社会组织(民非)和社区内生社会组织较多，能够与基层社区治理形成较好的融合。北京社区体制内退休人员也比较多，这些都构成了小区里“负担不重的人”，他们不仅政治素养高，为民服务的积极性也高。党员社区报道、街巷吹哨也是北京社区的治理真经验。

街巷长与街巷居民、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在街巷内巡视了解情况（资料图/新华）

总之，就多个城市社区的实地调研来看，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方向有偏差，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糟糕的是，随着城镇化推进以及国家各种项目、资源的下乡，这个问题还被包装成各种治理“经验”、“创新”不断输出，在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学习，农村向城市学习的浪潮下不断蔓延。

基层治理应当回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上来

疫情的惨痛教训让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的反思。其中基层社区治理需作出反思调整，生活于都市社区中的居民也应当积极反省，在日常时期多关注“身边的社区”。

首先，当前社区居民最基本的普惠性需求应当纳入社区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范畴，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警惕各种基层治理中的特殊主义逻辑扩张乃至主导公共资源分配方向和方式。

社区公共服务要对接大多数居民的普遍化基础性需求，赋予居民以某些公共服务供给自主权，让社区有自主权来解决本社区急需解决的、与大多数居民直接相关的内部事务，调动社区群众参与热情。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打赢防疫持久战的同时，切实改善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其次，基层社区及其治理事务有着复杂性、多样性、多变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基层治理需要具有灵活性，这离不开社区内生自组织的作用。

笔者及团队在不少社区调研都发现，社区层面提供某些基本公共服务反而具有一定的优势，只是多数社区缺乏这笔为数不多的灵活资金。

实践操作上，社区所在街道层面可引入议事规则，给社区提供议事指导、培训。这笔公共服务自主支配资金的使用由社区居民监督，居民也可以自发捐款。这部分资金被规定用于社区公共活动及基本公共服务，具体用来做什么、怎么做，完全由社区居民议事代表决定。议事代表通过向居民征求意见，提出项目方案，社区议事大会对居民代表的提案进行讨论表决，每位代表都可提出项目论证和实施方案，充分表达个人意见，最后由全体代表投票决定。

调研发现，上海疫情中，一些社区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自主支配资金。疫情期间，这笔为数不多的资金被迅速用来购买防疫物资、为老服务等等，居民也能够迅速组织起来议事、提出项目方案。

资料图：央视新闻

居民在利益诉求表达的过程中有效地凝聚了共识，在此过程中也学会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因此，不妨多给社区层面一些探索实践的机会。

最后，不仅要让居民有参与意识、参与途径，在此过程中也要让居民不但懂得争取权利，更要懂得承担责任和义务。这其中，识别群众、教育群众也非常关键。

有记者报道在疫情肆虐，国家的防控政策愈加严格的情况下，上海一些社区还有不少确诊病例坚持居家隔离反对去方舱，但居家隔离又不服从要求，每天在小区内遛狗，像日常一样外出、丢垃圾，丝毫不顾及社区居民及志愿者若干次的劝告。

笔者长期观察的一个小区也有一个类似病例。该病例已经造成本楼栋数十个居民被传染，引起居民极大意见，但因患者是老人，社区、志愿者无法强行对其进行隔离。小区居民对此极大恐慌，反映到街道、12345等各种渠道。最后上级出台文件对这些拒不服从居家隔离的人员强行安装门磁、围栏，而这一规定又引起市民的极大反对和不解，网上舆论哗然。

可以说，“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基础是群众有真正的公民意识，在一个不懂得承担责任和义务的社会要求提高自治能力，是几乎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社区治理的改善，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在基层治理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调整完善，进一步探索从普通群众的日常需求出发的可行性治理方案，同时也需要社区居民关注自身社区发展，提升自治能力。

疫情后的这两年，武汉对基层治理积极反思，并进行了极大的改善。期待其他一些城市也能“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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