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很多警察感叹：“说调解是和稀泥，真冤！”

2022-05-25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左玮】

说到基层调解，不少网友会立马联想到“和稀泥”，谴责“泥瓦匠”们“是非不分”、“推诿拖沓”甚至背离了“依法治国”精神。

固然，基层工作中无原则的“和稀泥”、不作为应该得到批判和纠正。但有时候，兼顾情与理也是基层调解工作的硬通货。笔者采写的故事，即与此相关。

“谁不想处警就按章办事、重拳出击呢？但现实中遇到的情况哪有那么多黑白立判？”阿锦告诉我。

警校毕业后，阿锦成为了派出所一名基层民警，如今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骨干。和直面犯罪分子的惊险万分相比，他更多面对的是群众间鸡毛蒜皮的琐碎庸常。

初出茅庐时，一个核桃纠纷令阿锦印象深刻。

某次在公交站附近，两名素不相识的路人因买卖核桃争执不下、险些动手，围观群众劝阻并报了110。老民警董哥带着阿锦赶赴现场处理。买家指责卖家不讲诚信、结账时临时加价，卖家则认为大家买核桃都是一把一把抓，对方却一个个挑拣自然该加价。卖家说：“我说那这个生意我不做了，喊他把核桃还我，我换个地方卖。他又死活不干，拉着我筐子不放，不准我走，就要买。”

民警的出现使双方冷静了下来，董哥先安抚双方情绪，了解情况后，首先指出了买家的不妥之处，告诉他若引发严重后果，“寻衅滋事”足以祸害全家一辈子。随后，他又自掏腰包把差价补给了卖家，两人满意地各自离去。

阿锦对这种“装孙子”的行为感到疑惑：“为什么要自己掏钱解决纠纷？明明是这个买家胡搅蛮缠。”

老董说：“他们争得不是钱，是一口气。我掏的也不是钱，而是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给双方一个台阶下。围观群众们觉得此事已了，公交站马上也能恢复正常秩序。”

有时候，没有“泥瓦匠”给的台阶下，小事也会成了大事。近年来，路人从口角演变为伤害斗殴甚至致人死亡的案件并不少。

近日，成都某区一案件宣判：两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舒某、叶某因变道琐事产生口角，为泄一时之愤，在高架桥上恶意驱车追逐、别车斗气，最终酿成6车连撞、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

更让人痛心的是，叶某的幼子也成了“事实孤儿”。孩子本在全家驱车前往游乐园的途中，却因父亲意气用事，亲眼目睹了母亲丧生的惨状，而父亲也随之锒铛入狱。

资料图

在采写中，当我问起其他省市县镇的基层民警时，他们告诉我，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都遇到过。

对于很多民警和基层工作者来说，调解绝不意味着玩忽职守，而是解决群众细微矛盾最普遍、最有效、最低成本的手段。在双方当事人互不相让时，调解工作能让双方先冷静下来，考虑之后所消耗的成本是否值得。

“打架是占比超过 1/3 的警情类型，体量大，要处理好也不容易。法律法规虽对此有着严格的程序和界定，可在现实处理尤其是家庭内部纠纷时，真不顶用。”某位所长告诉我，“有时候刚性执法，其负面影响远比调解大。”

一次，辖区内的一对表兄弟，因琐事打架，闹到了派出所，民警小刘依法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二人拘留。

矛盾并没有因此结束，反而升级。在两兄弟拘留期间，两人之间的纷争激化为两个家庭的群殴——甚至连两家70多岁的老人都下了场。

“两家人都说拘留会在孩子档案上记下不光彩的一笔，以后前途大受影响，互相怪罪对方。新仇加旧恨，越想越气，就演变为斗殴事件。”

后来记笔录时，两家人都十分后悔，就连小刘也有些自责——长辈们在调解室中将怨气合盘托出时，才知多年前的旧恨竟是误会使然！老人互相拥抱痛哭流涕、泯了恩仇——但亲人之间的聚众斗殴案底，却泯不了。

群众纠纷中，当事人的固执冲动和民警调解的作用，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而成功调解和圆满解决之后，各地派出所收到的诸多锦旗和感谢信，很多人也看不到。

“大多数调解，当事人和调解人，追求的都是事情怎么去解决。”老杨感叹,“有些网民一听调解就反感，一定要分出个‘是非对错’或者追求‘真相’，甚至比当事人更在意来龙去脉、细枝末节。可一些‘真相’的细枝末节出来后，对很多当事人及家庭又是二次伤害。”

在群众心中，警察是秉公执法的化身，理应为自己主持公平正义。诚然，面对犯罪分子时，他们是出鞘的利刃。但更多时候，基层面对的不是“黑白分明”的“大是大非”，而是众生百态的大情小事、纷繁复杂的“罗生门”，是依靠公序良俗、道德判定的柔性空间。

大多数群众矛盾在调解后解决了，事情已毕，他们自然不会再发声。因此，幸存者偏差使得一些调解未能解决或恶化的事件霸占了公众的视线，从而影响人们对于基层调解的作用形成理性客观的评判。

“打架斗殴如果简单把双方都拘留，办案时间就个把小时，但进行调解，往往需要耗费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和精力。调解纠纷，成本其实更高、负担更重。”

一桩亲戚之间的纠纷，前后耗费了马所长半年的闲暇时间及春节。

“2020年2月，吴兵准备新建一条入户路到家门口，但需要经过伯父吴学的田地。亲戚们协商后，吴兵动工修建完成了入户毛坯路工程，还履行了一个《土地调换协议》。”马所长说，“但修路的过程中，土地权属使用等纠纷很复杂，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矛盾。”

巧的是某次口角后，吴学家的耕牛不知何故死了，吴学怀疑是吴兵家人所害。民警第一时间把牛的胃内容物送至物证鉴定中心搞鉴定，鉴定出来其中不含农药。但吴学还认定是吴兵所为，一气之下，将吴兵修建的入户路挖毁。

此后两家人互不相让，矛盾不断升级，甚至到了宁可不外出工作和劳作，也要互相使绊子的程度。

村子里大家都沾亲带故，两家均不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生怕“把亲戚送进去后，在村里没法做人”。村民、村委会及警察曾多次调解，但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吴学妻子到区政府去上访，举报警察办案不公。吴兵则以公安机关不作为为由，先后多次向“省长信箱”、“市长热线”投诉，在网络论坛、社交平台提出诉求。吴学更扬言要以暴力手段解决。

《信访工作条例》部分内容

类似吴家纠纷的案例多不胜数，矛盾双方均认为自己更占理，不断发声要求“公平正义”。去年此时，成都“49中事件”发生。读者朋友们或许还记得当时网络上众多“当事人”、“知情者”的小作文互相矛盾、众说纷纭的情况。

对此，一位政工民警无奈地对我说：

“这是一个全民发声的时代，舆情随时在发生。当自己涉事时，一些人要求民警对对方依法执行、重拳出击，又要求民警执法同情自己这个弱者、给予人性关怀；要求民警执法不要被他人舆论裹挟，又要求民警看到民意、符合自己的呼声……中国人口太多了，事情一旦扭曲发酵，哪怕只是一小戳声音也是惊人的压力，最后通通给到了基层，说真的他们太难了！”

2020年12月，马所长调任当地处理纠纷时，正处在这种当事人互不相让、据理力争的舆论压力下。他多次实地查看土地情况，到双方家中听取当事人意见，分别进行恳切劝说。就连春节期间，马所长也频频出现再当事人家中，给他们讲法律、摆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做思想工作。

吴兵、吴学以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被马所长的诚意打动，当事人表示愿意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签订调解协议书，两家人握手言和。村主任连连称赞：“终于都满意了，给我们村上化解了一大难题。”

一场纠纷化解的背后，警察面对的情况，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警察付出了如马所长一般的精力、苦力，却没能获得多少战绩——因为“和稀泥”，本身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社会阅历甚至个人魅力。因此，很多警察感叹：“说警察调解是为了‘躲麻烦’、‘不作为’，真冤。”

而让民警们感到更“冤”且“忧”的是：群众之间很多纠纷调解，本就不属于警务工作。

常被“12345”政务部门或联席会议其他单位甩来一堆“无效警情”的老尧说：

“多年来，各级政府建立了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检察机关的司法所和政府各职能部门是纠纷调解的主体单位。我们公安部门是参与者和协作者，但搞着搞着公安变成主导单位了，哪个部门的职责都让公安来。”

另一位青年民警补充：

“比如，噪音扰民，这本该找城管。小区扯皮该找社区和居委会。最离谱的是欠钱纠纷，要账的希望警察给他制服老赖，结果老赖报警更快——因为经济纠纷不属警务范畴，应该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老赖反称：‘非法催账的堵我门，警察快来维护小区秩序把他赶走’。”

在警力严重不足的当下，政务部门若不积极履行职能，将无效警情和海量纠纷调解都压在公安部门身上，公安部门的大把大揽，不仅事倍功半，既难处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群众诉求，也将逐渐扼杀基层组织、政务部门与群众之间的凝聚力、生命力。

但在本次采写中，笔者发现，比起很多地区基层民警谈及处理“民间纠纷”的疲惫，有2个地区的受访警察显得“别具一格”——织里和成都。

织里民警阿乐说：

“很多基层派出所70—80%的精力被牵扯在鸡毛蒜皮的群众内部矛盾上，我们以前也是。但这几年警务改革，现在有了一个调解中心，会把非警务类的警情分到调解中心去，极大的减轻了我们的压力。”

阿乐口中的调解中心，全称是“织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是警务改革试点中，织里基层社会治理“亮眼成绩单”背后的进阶秘籍。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作为40万左右人口的特大镇，织里调解中心1+9+N的“信访超市”，将分散的各部门功能协调在同一个地方，接单后分类处理、对症下药。又借助社会组织、专业领域对口的调解力量，组织了“老兵驿站”、“平安大姐”等特色队伍进行帮扶及关怀，使群众矛盾在短时间内就地化解。试点近三年，中心共化解调处各类矛盾纠纷数千件，成功率极高。

同样进行警务改革和纠纷调解试点的还有成都。天府新区“一站式”纠纷调解服务中心在2021年接待讨薪民工2082人次，调解事件涉及民工工资7600多万元，在“国家民生示范工程”中获奖。我就此事询问成都司法专家，他回答：“现在诉源治理，一站式纠纷处理搞得如火如荼。每个区都有不少司法所/人民诉讼法院/适老法院/调解中心。”

M市另一位此前几乎只同材料打交道的高级别机关干部，则对这种变化颇有感触：“（走基层）才明白了好多民众和基层民警、社工的生活百态。为了化解群众矛盾，现在我做了很多以前没想象过、也做不来的工作。”

当我把此类感慨告诉民警们时，他们感触颇深，有位民警更是笑出了声：“真该把大法系专家们也派到最基层，调解几桩群众矛盾试试，免得想些法规草案不接地气！”

专业调解力量的介入和民众力量的唤醒，有效防止了矛盾激化，有利于维护基层谐与稳定，但调解工作并不意味着“各打五十大板”和姑息违法犯罪。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法规对罪恶重拳出击的同时，通过调解工作普法律、讲道理，把公序良俗立起来，让社会保持对法律与道德的遵守，工作开展才能高效有力。

矛盾纠纷要实现就地化解，单靠部门力量是无法满足的。“枫桥经验”之所以历经数十载风雨洗礼和实践检验，正是因为这一经验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本文中，啃下硬骨头的马所长曾感叹：“最后能够调解成功，离不开大家。”在马所长多次贴近乡镇村组的过程中，不仅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摸清了村委会、村组群众们的具体情况。将工作触角扎根到群众之中，才终于“化解了大难题”。

毛泽东主席批示手迹翻拍。项菁摄（图自中新网浙江新闻）

而众多难题中，若矛盾当事人是老人等特殊群体时，要想解决问题、党政干部更离不开群众。

某年夏季，某派出所频频接到来自同一个新建小区的报警电话——清晨，小区中央的绿化小公园里，出现一群老人集体“撞树”，吐纳大吼或载歌载舞，而小公园依托围成一圈的密集高楼，形成了天然的聚音和回声效应。小区居民不堪其扰，纷纷向物业、社区、城管及派出所反映。

面对头发花白、执意撞树的老人们，民警也只能以劝导为主，警车一走，老人们又开始了“养身活动”。如此反复，不是个办法，于是业主开动脑筋、群策群力，寻找并集结了周边数个小区酷爱练太极的老人们，组建了太极养生团并为他们推荐自己小区中的小公园。

之后数天，在两拨老人争夺“地盘”的时候，执法大队出面给“撞树团”普法规、讲道理，业主们或去现场支持“太极团”或在楼上怒斥“撞树团”扰民。没过多久，“撞树团”便仓皇而逃，而小公园也逐渐成为周围居民们“上午太极-下午喝茶/麻将”的“团建”基地。

资料图

这个几年前智斗“撞树团”的小事，以及近三年疫情中数不清的案例，使人不由得想起：60年代，毛泽东主席批示各地效仿、试点、推广“枫桥经验”，并指出“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群众纠纷调解和社会稳定，仅仅依靠公安部门必将独木难支，政府部门各司其职也非高效之举。基层需要“手艺高超”的“金牌调解人”而非无原则“和稀泥”的“泥水匠”。

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在国内外巨变之期打开新局面、拓出新天地。纠纷调解如此，防控疫情如此，整个社会治理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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