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雨子：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缅怀秦怡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5月9日，著名演员秦怡女士，以百岁高龄，逝世于上海。

人民艺术家、最美奋斗者、对整部中国电影史的见证和耕耘、无数经典形象的留存，一切褒扬、赞赏、缅怀和致敬，献祭于这位老人灵前，都显得应当应分。

只是，在这个传奇落幕的早晨，我依然有个问题想问，这问题也许很普通，却又很迫切：

当内娱几近被默认作污名化词汇，当“贵圈真乱”的调侃和自嘲入戏日深，当吸睛、热搜和变现成为唯一的“正确”，当畸形的审美、面瘫的演技、弱智的对白、五毛钱的特效和生活中不加收敛的劣迹填充了当下的文化生活，还有多少年轻人知道秦怡，知道曾几何时，有一种演员，曾是理想、信仰、敬业、奉献、优雅、高贵的化身？

再说得通透一些吧，和“顶流”、“头部”、“男神女神”、“我家哥哥”相比，“人民艺术家”这朴实无华的五个字，意味着什么？

秦怡老师（资料图/新华社）

得先做个常识普及：“人民艺术家”，并非泛泛而用的敬语，它是一个国家荣誉称号，用以隆重表彰在文化艺术战线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共和国历史上得此殊荣者，除去1951年的老舍先生、2004年被追授的常香玉老师，也就是2019年9月17日，由习近平亲笔签署主席令授予该称号的王蒙、郭兰英和秦怡。

那天已98岁的秦怡未去现场领奖，她在医院病房中安静地坐着，收看了人民大会堂的实况直播，那张照片当日广为流传：老人手持国旗一面，身着碎花衬衫，脖系薄纱丝巾，面色红润。

都知道秦怡很漂亮，这个被周总理赞为“中国最美丽女性”的人，搁入现在那些千篇一律的网红脸里，好像也缺不少东西：没有韩式半永久眉、没有欧式大双眼皮、鼻梁不够高、下巴也不是锥子型。但那是一种典正、明朗、大方的美，一种有别于绮艳和妖娆的美，一种不需要玻尿酸和肉毒杆菌来填充和包装的美，一种足可穿行过时间的淘洗、岁月的侵袭而具有永恒性的美。

秦怡自己也说过：

“我从来不减肥，还是身体更重要，我是把演员作为终身职业的，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体质可以演很长时间，果然是这样。”

美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概念，它来自太多太多要素的集成，它可以、也理应被太多太多有价值的东西所验证、所加持、所赋能。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谈“人民艺术家”的时候竟先忍不住地去谈“美”，因为前者就是后者的集成要素、是后者的赋能来源、是后者的前提和底气。

“人民性”，才是“美”最内核的支撑。从人民中走出来、又回到人民中去的美，天经地义，正大光明。

出身封建家庭，却在16岁远离家乡来到重庆，加入中华剧艺社和中国电影制片厂，以进步话剧为武器，走上抗日救国道路，也由此找到了热爱、意义、内心的坚定：

“本来嘛，如果是为了‘活命’何必搞文艺，文艺是需要一种内在的强大精神力量的，而且这种力量始终来自观众。所以我们终身追求的理想应该是把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再通过自己的演出给予别人。”

这是人民艺术的起点，与启蒙和救亡共生共行的起点，以人民的解放事业为自身事业的高尚的起点。

从小人物和龙套起步，却永远一心一意地钻在自己的角色里，用上所有真心真情：

“我想，如果每个作品里，群众演员都很认真地把自己作为‘重要一部分’的话，那么这个作品的整体质量肯定是能提高的。”

这是人民艺术的自我要求和自我锻造。

抗战胜利后正式投身电影，并在新中国迎来事业的巅峰期，于是有了《遥远的爱》里脱胎换骨的进步女性余珍，《铁道游击队》里机智勇敢的芳林嫂，《马兰花开》里坚韧倔强的铲运机工人马兰，《女篮5号》中积极乐观的母亲林洁，《林则徐》中朴实忠厚的渔民阿宽嫂，《青春之歌》中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林红……

这些人物就像她自己，也像她身后那千千万万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人民。

这是人民艺术在人民的土壤中结出的甘甜果实，也是人民艺术无保留给予人民的丰厚回馈。

也许，这些人物给了她力量，人民给了她力量，让她得以始终笑对生活的考验和命运不经意的作弄，抚平伤痛、继续前行：无论是当初靠一人拍戏养活一个哥哥和八个姐妹，还是后来，走过两段不算成功的婚姻，独自一人抚养照顾身患精神分裂和尿毒症的儿子，前后四十多年，直到白发人送黑发人。

查了资料才知道，她先后生过4次大病、动过7次大刀，患过脂肪瘤、甲状腺瘤，摘除了胆囊，1960年代就得了直肠癌，2008年还做了肠道大手术。

手术后，她留下容易腹泻的后遗症。为了拍戏，她总是严格控制进食和饮水，常空着肚子候场，等自己的戏份拍完再吃饭喝水，以免影响拍摄进度。

但好像在大家的印象里，她从来就与痛苦、创伤、多愁多病无关，她永远是那么端庄从容、刚毅又温柔，没有畏惧和软弱。

“我儿子去世的时候，心里实在难受得不行。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孤儿院里的一个年轻孩子生了骨髓癌，死前，决定把自己的眼角膜捐出来。他对国家、对父母、对周围孤儿的爱，真的不得了。所以我告诉自己，怎么样也得振作起来。我给了儿子全部的爱，我还可以演戏，我还可以继续工作，我不能就这样就认为活不下去。”

你看，在失亲之痛的至暗时刻里，支撑她走下去的依然是工作、演戏，为人民工作、为人民演戏。四川汶川地震后，秦怡先后捐款20余万元，青海玉树地震后，又捐款3万元。她说，这些钱原本是给儿子用的，儿子不在了，做母亲的就把这些钱给最需要的人民。

晚年早已荣誉等身，却依旧对电影艺术倾尽全力、精益求精，各种纪念、庆典、慈善、义演都能听到她的声音。

《妖猫传》里惊鸿一瞥的客串是多少年功底的厚积薄发，更勿论2014年92岁主演《青海湖畔》，冒着缺氧对身体的损伤，亲自走上海拔4300米的高原（想想那些连片场都懒得去、靠一块绿幕和一堆扣像就把戏演完的爱豆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将剧本手写出来（再想想那些台词都懒得背，对着镜头动动嘴念个数字全指望后期配音的爱豆们）。

电影《青海湖畔》由秦怡亲任编剧并担任主演。图为电影剧照

哦对了，《青海湖畔》这电影讲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一群气象工作者，为青藏铁路修建提供气象保障工作的事。怎么看都不是有商业卖点的故事、怎么看都不是能成为爆款的故事，但是能打动她的故事、是她相信自己应该去诠释的故事，因为，那是人民的故事。

在人民的故事里，她奉献了一辈子，直到自己，也成为被人民传诵的故事。

她为中国电影、为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所做过的最不朽的塑造，原来是她自己。

也许应该在这里复述一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文字：

“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

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当然，也许同样该在这里复述几句秦怡老师的夫子自道：

“拍戏的人没有季节，零下30摄氏度可以穿着单衣，还扇扇子；零上40摄氏度，也可以穿着棉衣，围着围巾。可是无论吃多少苦，电影工作者服务人民，就该吃得起苦。”

“离生活近些再近些，扎进人民的根深点再深点。”

“我就是希望作品里有一些精神可以得到弘扬，给人心灵以启迪。”

放眼今日娱乐圈，花团锦簇的繁荣假象比比皆是，媒体不厌其烦地接棒炒出一轮轮收视神话，每个偶像都被自家粉丝尊为电与光，但实际上，所有这一切如同泡沫一戳就破，揭开假面，背后是急功近利的资本、邪火横溢的造星、互撕成瘾的饭圈、低级趣味的宣发、肆无忌惮的逃税、心照不宣的抄袭，还有接二连三的丑闻和“塌房”。

何以如此？该当如何？

答案就在上面的引文中，更在秦怡老师的一生里。

答案甚至就在每一个艺人、每一位文艺从业者的选择里：把自己作为人民的艺术家来要求，还是在感官刺激、欲望至上、娱乐至死的幻梦里，在普通人一生都难以想象的财富和资源里，理直气壮地轻佻、傲慢、自我放任与陶醉，最终，远离了人民、背弃了人民。

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必然会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空前高涨的时代，也必然要是文艺工作者大有作为的时代，所以，就必然得是呼唤和渴求人民艺术家的时代。

把自己的事业交给人民，让自己的艺术贴近人民，将自己的心灵安放于、共振于、共情人民，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凝聚人民的精神力量，构筑人民的精神家园，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做人民尊重和热爱的艺术家。

这，才是秦怡老师留给我们最大的、不竭的精神财富。这也是整个影视文化界在悼念和哀思的同时，最该从秦怡老师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言传身教里汲取的东西。

秦怡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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