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望红：新《职业教育法》释放信号积极，是否取消“强制性普职分流”是关键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雷望红】

一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修订是近26年首次大修，新修订的版本一经发出，就引来了广泛关注。《21世纪经济报道》率先发表《职业教育法大突破：取消普职分流，明确本科职业教育》一文，将修订法中的“普职协调发展”理解为取消中考后普职分流政策，由此引发了社会讨论和群众欢呼。

不过，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很快在新闻发布会上辟谣，说“有媒体和专家把‘普职协调发展’解读为‘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这其实是一个误读，误解”。

“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

这其中确实存在误会！

其中的误会在于，《21世纪经济报道》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将“普职分流”等同于“强制性普职分流”，即当前各地强制实施的普职五五分流政策。而教育部陈子季司长对“普职分流”的理解是一般意义上的“普职分流”，即中考后学生自主选择是进入到中职学校就读，还是进入到普通高中就读。

误会之所以会产生，原因应有二：

一是尽管我国一直存在普职分流，但由于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没有激发社会反映，因此“普职分流”并未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进入到广大民众的视野。近年来，因教育部门大力推动普职五五分流，社会对于普职分流的讨论较多，且都是将之作为强制性的政策进行讨论的，“普职分流”由此就成为了“强制性普职分流”的代名词，指代的是当前各地实施的普职五五分流政策。

2018年，我在读博期间，团队曾经召开过一次非正式的学术研讨会，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在会议上就吐槽过普职分流政策给自己所带来的压力——因为担心自己上初中的儿子成绩达不到前50%而上不了高中，因此要想各种办法提高儿子的成绩，比如自己要去陪读，还要请各种家教补课等等。

当时大家都默认“普职分流”指的就是“强制性的普职五五分流政策”。两会期间，多位专家对普职分流提出政策建言，同样是直接使用“普职分流”指代“强制性的普职分流政策”。

二是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第十四条中规定，“国家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职业教育法》中并未提及“普职分流”四字，而是表述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并强调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

结合两会期间专家们提出的“柔性分流”、“取消中考后的普职分流”等建议，媒体、社会乃至专家自然将这一表述理解为对强制性普职分流政策的反思和纠偏，即不再采取严格的普职五五分流政策，而是能够实行因地制宜的柔性分流和分阶段的多次分流。

二

《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之所以能引起群众欢欣，不无道理。近年来，强制性的普职分流政策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学校、学生、家长和学者等各类群体均期盼着能够改变这一政策，有效解决因强制普职分流带来的问题。

首先，强制分流造成中职学校学位供给不足，导致部分学生失学。

一般情况下，一个县只有1-2所公办中职学校，可供给的学位数量有限。由于普职分流政策推动速度较快，很多地区已经按照五比五的比例进行分流了，但是县政府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导致一些地区公办中职的学位数不够，无法完全解决分流学生的就学问题。

一些学生会选择到外地公办中职就读，一些学生会选择到私立职校就读，但是到外地公办中职或私立中职就读的成本都比较高，有的私立中职学费高达上万元。我的一个表弟，2018年没有考上高中，但是本地的职校教学质量不佳，表叔就将表弟送到外省的一所著名私立职校就读，每年学费高达13000元。而那些没有获得本地公办学校学位，又无法承担高额成本的学生就会选择中断学业。

据我们调研了解，湖南省某县只有1所公办学校，2021年招收了1763名学生，当地有3所民办中职学校因收费过高、技术不硬导致学生寥寥，大约有1000名学生失学；河南省某县2021年应分流的学生约7000人，但当地职校学位不足，公办中职学校只招收了2100多人。

其次，强制将中考后50%的学生分到中职，强化了学校的后进特征，导致学生管理困难。

随着普职分流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各地区纷纷要求普职比达到5:5，按照中考成绩划定分流线，中考成绩位于后50%的学生不能就读普通高中，只能去读中职学校。

强制分流形成事实上的分层，即职校学生普遍认为自己是后进生，不断强化“后进”的身份特征，逐渐形成学习成绩差、厌学情绪重、行为习惯差的集体特征和集体认知，并逐步堕化自身的行为。

由于县城中职学校的学生学业压力轻，晚自习放学早，周末也有假期，这些后进生聚集到中职学校，又拥有较多的自由时间，彼此相互影响，很难安心学习，有些学生还会违规违纪。

我们在中职调研发现，学生普遍不爱学习、爱玩手机，女孩子涂脂抹粉、穿奇装异服，男孩子上课不进教室，三五成群在校园里闲逛；即使留在教室，也是在课堂上睡觉、玩手机、聊天、吃零食，下课后则会抽烟、喝酒、打架。此外，中职学校学生谈恋爱的比例也比较高，老师很难对他们进行有效管理。

虽然部分职业学校为了加强学生校园管理，专门聘请了生活教官负责管教学生，但是生活教官在管教过程中若出现失当行为也易引起矛盾。因此，中职学校的学生管理负担重，安全管理压力大。

再次，教师队伍不专业，教育资源匮乏，在教学上面临两难，隐性辍教问题突出。

我国县域中职学校的教师多非科班出身，大量教师是从中小学转岗而来，没有专业的职业教育经验。他们在教学中面临着两个两难困境：

一是理论知识讲解上的两难。

由于学生的基础薄弱，老师不能讲难度太大的知识，如果难度太大，学生听不懂，但又不能每天讲解粗浅的知识，否则学生学不到东西，上课得不到认可。简言之，老师想提高难度学生接受不了，不提高难度学生又学不到知识。

二是实践操作指导上的两难。

由于大多数中职学校所处的县城产业集聚度不高，缺乏校企之间的深度互动和融合，学校缺乏实操条件和实操氛围，虽然国家为县城中职学校投入了实训设备，但是学生实操的强度同样很低，很难学到系统有用的知识。

中职学生在学校不想学、学不会或学不到知识、能力和技术，以至于中职学生极其容易流失。贵州一所中职学校的汽修班，高一时40多人，高二时30多人，高三就只剩下20多人了；广西一所中职学校全校3600人，除去高三实习学生外，实际在校生仅1000人，学校也分不清哪些学生是流失了的，哪些是还会偶尔来上学的。而学生流失，又会进一步打击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对于中职学校的老师而言，他们在学校的主要任务不是教会学生知识和技术，而是看管好他们不出事，这种工作性质和工作状态让中职教师感到挫败，由此出现了教师“隐性辍教”的现象，比如广西某中职学校大约有30%的老师隐性辍教。

最后，学生基础差，学校管理松散，学生培养质量得不到保障，无法适应产业升级的职业人才需求。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已经开始逐步实行“机器换人”和建立黑灯工厂，智能制造的大力推行意味着我国职业人才的培养也要相应地进行转型升级，培养出知识密集型、技能密集型并具有终生学习能力的现代产业工人。然而，我国中职学校却无法培养出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现代产业工人。

成都某职业中学电子专业电汽控制实训室学生在训练（资料图/新华社）

中职学校的学生有两方面的特性使得他们无法适应产业发展的变化：

一是中职学生初中理论基础差、底子薄，缺乏学习系统知识和操作复杂机器的基础和能力，也难以习得终生学习的习惯，比如很多中职生不会基本的数学运算，不懂简单的光电原理。

二是中职学生缺乏学习压力，他们本身在初中时期就处于边缘状态，任由自生自灭，在进入职校之后，学校对他们只是底线要求，没有排名，没有竞争，缺乏严格考核和竞争激励的学习生活，使得他们在职校的学习没有压力，缺乏积极上进和学习技能知识的主动性。

然而，智能制造时代所需要的现代产业工人，必须要拥有专业而系统的知识储备，同时具有精湛的技术能力，才能胜任现代工厂的需求。显然，我国中职学校的学生培养状况和培养要求，与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严重不符。

从政策设计的角度来看，推动普职分流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将初中生分流以减轻学生的升学压力，但是政策推进的结果却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及其家长的焦虑情绪。

原因在于，我国中职学校的办学水平低，学生得不到有效培养，毕业的学生就业状况不理想，且在强制分流之后，中职学校后进生的规模变大，学生入读之后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因此，绝大部分家长不愿意将子女送到中职学校就读。

这一代年轻家长普遍接受过初高中及其以上教育，深知教育对于劳动力素质提升和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性，普遍希望子女能够读高中、考大学。为了避免自家孩子在中考中落入后50%，家长们提前采取各种方式推动子女进行教育竞争。

比如，在中小学阶段加大对子女培训的力度，虽然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双减”政策，但是仍然有很多家长采取隐蔽的方式为子女补课；还有的家长会强化对子女的陪读，很多地区的陪读已经从高中陪读转向了中小学陪读。甚至还出现了中考移民，将子女从中考竞争激烈的地区移民到对于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比如从省城移民到周边地市县。

三

客观而言，国家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不为过。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国家亟需培养一批适应产业发展的职业人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具有预见性和必要性；但是，通过强制性普职分流不仅无法有效培养人才，反而还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有必要理清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

从学生培养和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我国职业教育的主阵地应在高职阶段而非中职阶段。

之所以很多人反对在中考阶段进行强制性普职分流，原因在于初中毕业生心性不成熟，还无法确定自己的兴趣和职业发展方向，过早分流会扼杀他们的兴趣，剥夺他们进行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发展。更何况大量中职学校的教师队伍、管理模式、校企合作等方面不如人意，无法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培养环境。

此外，在企业中调研了解到，企业也更希望招收高中生或经过高中训练的高职生，而不愿意招收中职生。中职生一是缺乏高中组织化的规则训练，会更加散漫，心性不稳定，二是基础不扎实，知识接受能力更差，很容易遭遇职业发展天花板。

虽然市场的需求主体更加倾向于高职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职教育应该被彻底取消。职业教育中的技术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经验积累型的技术，这类技术进入门槛低，但是要学专学精，需要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然后才能形成较强的技术。

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规范化的社会，一些曾以传统师徒制教授的技能逐渐学校化，比如美发、烹饪、缝纫（服装设计）、汽修等。这类经验积累型的职业人才，就可以在中职阶段开始培养，学生毕业后既可以选择直接就业，在工作岗位上历练技术，也可以选择深造，到高职学校继续学习技术。

中职学生在进行焊接训练（资料图/新华社）

还有一种是知识密集型的技术，这类技术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支撑，进入门槛较高，只有在学懂学通理论之后，才能通盘了解和把握技术，并需要持续地更新知识以适应技术的变革，有些技术还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才能做好。

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对知识密集型的技术有了更多的需求，比如计算机、汽车维修、机械加工、交通运营、电子商务、动画制作等。这类知识密集型的职业人才培养，需要依靠高强度的学习，否则很难培养出来。这部分职业人才可以在高考阶段分流，重点放在高职阶段进行培养。

此次修订《职业教育法》，提出“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改革”，表明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发展决心，同时特别提出要“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也着实给了社会一股信心，有助于缓解家长焦虑，并将职业教育推向良性发展的方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教育发展和职业教育地位提升有一个社会适应的过程，教育等级化思想由来已久，“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观念不可能依靠强制性政策瞬间消除，政策实施不当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

因此，教育部门要理解社会对于强制性普职分流政策的不满，满足群众对于“取消普职分流”（实际上是“取消强制性普职分流”）的期待，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升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上，通过培养效果建立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目标和社会需求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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