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张海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型不可逆，应破除过时“投资抓手论”
【文/滕泰、张海冰】
2022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4.8%，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9.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投资和消费增速失衡现象越发显著，而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明显不可持续。
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正在由投资向消费转型，就像一台火车头从以蒸汽为动力，转换到以电能为动力，必须有相应的宏观管理观念和机制来配合。但无论是经济决策机构，还是相当多的学术界人士，至今仍然在强调基建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而对于消费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消费对经济的持久拉动力，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政策战略转向的开始，只有切实转变观念，尽快将稳增长重点调整到以消费为主的方向上来，并对相应的机制和政策进行深度转型，稳增长政策才能取得实效。
01
为长期投资规模下降1/3以上做好准备
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的“特殊现象”。只有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阶段，才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建设基础设施、工业生产能力和城镇住宅，使得投资成为相当长时间内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动力。这一阶段过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这三大类投资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维护性投入阶段，不可能维持高速城镇化和工业化阶段的巨大增长规模，这是一个十分浅显但是又被大多数人忽略的道理。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历史上首次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城镇居住和生活，标志着中国城镇化的高峰阶段已过，到2021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64.72%；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到2021年，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3.3%，标志着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高峰阶段已过，中国增长的动力结构开始深度转型。
例如，中国高铁里程、高速公路里程全球第一，未来还有多大空间去建桥修路？中国14亿人，过去30年间房产建设量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超过40平方米，未来还有多少新建住房空间？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新增产能未来还有多大空间？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推进时期，也曾主要由投资驱动，然而当基本完成州际公路网等建设后，大规模基建投资基本就结束了。
有学者引用官方和人均数据认为，目前“基建投资项目储备充足”，但根据我们和专业机构的调研，这一说法可能与现实有较大差距。目前各地方普遍缺少有市场回报的优质项目，在申报专项债项目时往往需要拼凑、“注水”，甚至出现了不少弄虚作假的现象。从已经建成的项目运行状况来看，普遍存在回报现金流不及预期，项目投入运营即亏损的情况。而从地方财力来看，尽管地方债风险整体可控，但部分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债务风险仍然在上升，2021年，城投非标违约事件由上年的28起增至31起，涉及城投企业由38家增至42家。因此，现阶段如果继续依靠投资稳增长，留下的可能不再是当期的需求和未来的供给，而是当下的虚假繁荣和未来的亏损和坏账。
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2020年GDP的比重来看，美国、欧元区、日本、加拿大和印度分别为21.38%、21.89%、25.30%、23.26%和27.09%，同期中国这一比值为42.88%。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向发达国家的比值靠拢。
2021年，中国GDP规模为114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额为55.2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8.34%。如果未来10年中国GDP增长为4%~5%，则10年后中国GDP增长将到150万亿~180万亿元，而投资占比极有可能降到与欧美相当的20%左右，则对应的每年新增投资规模只有30万亿~40万亿元，未来投资增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零增长、负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可能阶段性为负，我们的统计部门、决策部门，对此有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有没有与这样的增长动力结构切换相匹配的经济决策和管理机制调整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含农户）为55.15万亿元，比2018年的63.56万亿元下降13.2%；2020年为51.89万亿元，比2019年下降5.9%。2019和202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总额增速已是负数，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再次实现了4.9%的同比增长。这是统计部门调整可比统计口径对数据的修正来实现的，但如果今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降到50万亿元以下甚至更低，还要靠调整统计口径来实现正增长吗？
02
从50%到80%，消费成主要增长动力
从中国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8年，最终消费的GDP增长贡献率为44%，而资本形成总额的GDP贡献率为53.3%；到2021年，最终消费的GDP增长贡献率已经升至65.4%，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贡献率降至20.9%，中国经济悄然进入以消费为主要需求动力的时代。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后期，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普遍的经济规律。以美国为例，2021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美国GDP的92.98%，私人投资的贡献率为29.65%，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的贡献率只有1.58%，净出口贡献率为-24.39%。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这是中国短期稳增长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需求动力。
从最终消费在GDP占的比重来看，2020年最终消费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81.73%，德国达到73.13%，加拿大达到79.81%，日本达到74.48%，印度达到71.08%。整体来看，后工业阶段的经济体大多是以消费为主的增长动力结构，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82%，未来必然逐步提高到70%~80%之间。
03
为破除过时“投资抓手论”，转变观念稳消费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形成了与之高度适配的决策观念、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这种“路径依赖”是适应形势变化，调整稳增长决策方向的主要障碍。从决策观念来看，投资抓手论——只有形成投资项目才看得见、摸得着；稳投资既方便考核，又体现政绩；既形成短期需求，又形成长期供给——已经约定俗成，根深蒂固。
从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来看，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一整套决策和执行机制，从中央决策部门，到国家发改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固定资产投资司、基础设施发展司，财政部预算司、经济建设司，再到地方政府也有一套围绕选项目、报项目、批项目和投项目的决策机制和执行团队。在这样的决策观念和决策体制下，以投资项目为核心的稳增长计划，不但在中央层面决策毫无障碍、容易通过，而且也能够获得实施的机制和财力保证。
当前，中国经济由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增长动力转型已经不可逆转，决策观念和机制的转变也迫在眉睫。但增长动力结构往往是在反复波动中悄然切换，如果不能前瞻性地发现变化，甚至意识到这种变化却不愿意面对，那么就像是蒸汽机车司机按照过去的经验和做法来开动电力机车，其效果可想而知。
假定有这样一个提案：发行6万亿元的特别国债，用来给6亿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中低收入者发钱或发消费券，平均每人1万元，三口之家3万元，五口之家5万元，用来刺激消费、稳增长，稳增长会不会迅速取得明显成效？当然会，不过这在决策层面，显然观念冲击太大。
从决策部门到学术界，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把资金发给消费者并不能带来持续的正向影响，要么沉淀、“打水漂”，要么一次性消费完，人为刺激消费是“无水之源、无根之木”，而且其影响和效应不好考核。实际上，在新的发展阶段，那些既不形成最终消费，又不形成现实供给，而是挖空心思编造出来的投资项目，才是所谓“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资金进入居民手中、形成最终消费不但不是“打水漂”，而且是“乘数效应”的开始：在那个大家都熟悉的“萧条的小镇”案例中，一个旅人拿100元去旅馆住宿，店主把赚来的100元给了屠夫买猪肉，屠夫把赚来的100元用来理发，理发师又把这100元买了衣服……萧条的小镇复活了，消费复苏才能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另外，传统政策观念也许会认为6万亿元简直是狮子大开口，是不严肃的笑话，而事实上，即便真的发6万亿人民币，也只相当于美国给本国居民发放补贴的1/3——疫情期间的2020年至2021年上半年，美国政府三轮主要财政刺激计划总额达5万亿美元，其中直接发放进入消费者账户的金额就达2.93万亿美元，低收入者平均每人1万美元，三口之家3万美元，美国消费能不扩张吗？谁说消费是不能被影响的所谓“内生变量”？如果觉得6万亿稳消费规模太大，不妨与中国政府搞投资的规模比一比，也可以设想下发3万亿——略低于每年专项债的规模。总之，提出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转变决策观念。
如果面对着已经转变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我们手中却只有传统的决策观念、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那就会像谚语所说的，“手里有一把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像钉子”，结果必然会拿起过时的稳增长工具——基建投资，来应对后基建时代的问题，这就如同用烧锅炉的思路来应对电机的故障，可能旧问题没有解决，又持续带来新的问题。
上海疫情封控期间，马路上的物流快递人员。图自AP
04
促消费稳增长，有抓手有办法
要实现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是不是应该像前些年促进投资那样，设置专门的消费促进司、收入增长司、消费升级委员会呢？恐怕还是要掌握消费增长的规律，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和新的经济杠杆来促消费。消费变化取决于收入、利率和消费倾向等变量，制定政策也应当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针对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补贴等措施越早实施越主动。消费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和预期正相关，在疫情防控压力骤然加大的情况下，应当及时研究对低收入居民大规模发放消费补贴的问题，越早实施越主动，规模要尽量大，可适当压缩投资预算。同时，继续扩大个人所得税退税力度，放宽公积金支取条件等措施，也可在短期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消费信心。另外，中国资本市场多年来均未形成持续的财富效应，对扩大居民消费十分不利，近期的剧烈波动更是进一步压制了居民在疫情期间本已降低的消费意愿。因此，重视股市的稳定发展也是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
其次，要解放思想，用好利率杠杆促消费。面对疫情的冲击，中国的降息幅度远远小于欧美，即使2021年中央经济会议定调稳增长之后，降息力度也远远不够。由于储蓄利率偏高，中国在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家庭储蓄还在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储蓄倾向的提高，意味着居民消费倾向的降低。因此应当考虑大幅降息，必要的情况下降息到零利率。这样才能大幅降低居民储蓄倾向，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目前中国主要的收入群体是中低收入的劳动者群体，而不像日本上世纪90年代那样以老龄化的富裕储蓄人口为主，因此目前也不必担忧降息导致储蓄倾向进一步上升的情况。
当前居民住房按揭贷款规模达到40万亿元，贷款利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为居民减轻4000亿元的利息支出用于增加消费，同样，政府债务负担约为50万亿元，贷款利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为财政减轻5000亿元的利息支出用于扩大内需，节省的费用也可以用来促进消费。
再次，强化新城镇化人口和灵活就业人群社会保障，引导预期，提升居民消费倾向。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重要变量除了利率之外，还包括社保覆盖的广度和深度、收入和储蓄在生命周期中的安排等。当前，相当多的新城镇化人口社会保险和公共服务的覆盖仍然严重不足，导致他们不得不压低消费率、提升储蓄率来实现自我保障，由此导致城镇化率的提升没有拉动消费率提升。同时，在灵活就业已经达到2亿人的情况下，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合理的社保覆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稳步提升新城镇化人口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和公共服务覆盖程度，也是提升消费倾向的重要措施。
最后，稳住老消费，重视新消费。油盐酱醋、服装、家电等传统消费，需求有刚性，增长空间有限，而以新能源汽车、电子消费品、文化娱乐、信息传媒、高端服务等为代表的新消费，需求弹性大，增长空间广阔，政府出台稳消费的政策重点，应该在稳住老消费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促进新消费增长。例如在疫情防控对线下服务消费冲击加重的情况下，应适当放松对电子网络游戏等线上消费的政策限制，推动元宇宙等线上新消费场景发展，同时在疫情可控的区域，探索鼓励线下消费的消费券等政策措施。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动力由投资向消费转移，既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是一次重大机遇。中国有着全球第二，即将成为第一的巨大消费市场，这是中国打造以消费为主要动力的增长结构的最大底气和优势。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个转变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及时转变宏观经济管理观念，顺势而为地改变相关政策和机制，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协同发力、远近兼顾，努力稳定当前消费，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稳增长政策才能真正取得实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形成。
（本文源于经济转型研究，首发于第一财经；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