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谎言帝国”如何为西方殖民主义辩护？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上一篇讲了，作为西方文明走向全球的先锋之一，西班牙人完成了该文明进入世界历史中心舞台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将美洲大陆上至少三个已经高度发达的原生文明彻底毁灭，满足了很小一部分西方人的贪欲和西班牙霸业的金融需要。

这是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历史的起点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原罪”。背负着这一巨大的“原罪”，承担脱罪任务的“谎言帝国”不得不如影随形地伴随西方集团的全部余生。

美洲文明灭绝的真正原因

根据斯宾格勒的说法，当时的西方文明相对于美洲大陆的尤卡坦文明、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在演化历程上至少晚了800年。

他的这一评估是有充分依据的。如果采用威尔·杜兰特关于文明的定义——“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及对知识与艺术的追求。”（Will Durant，1935）那么可以说，无论在社会秩序整体的意义上，还是在任何个别因素上，当时的欧洲都远远无法与毁在它手里的美洲文明相比。

被科尔蒂斯夷为平地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已经永远不为世人所见了，但玛雅和印加的古城还保留了一些，尤其是被称为“印加人的失落之城”的马丘比丘，所反映出的社会复杂和精细程度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玛雅文明遗址之一（资料图/维基百科）

斯宾格勒还特别提到了阿兹特克非常成熟的政治组织：

“全部这些国家，包括一个世界强国及不止一个联邦，其疆土与资源远远超过了汉尼拔时代的许多希腊国家与罗马国家，它们全都具有一种综合的政策，一种慎重地整齐有序的财政制度，和一种高度发展的法制；全都具有查理五世的大臣们无法想象到的施政思想和经济传统；全都具有丰富的用几种语言写成的著述，在各大城市还全都具有一种智力杰出而且讲究礼仪的文雅的社会，这是西方无从与之相比的。”（Oswald Spengler，1918）

考虑到美洲大陆上被泛称为印度安人的原住民实际上包含了众多不同的民族，语言上多达300多种，能够产生出阿兹特克和印加这种覆盖了上千万人口的巨型政治组织，绝不是简单的事。一直以来，美洲文明的发达程度是被大大低估的。

古代原生文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现代埃及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刷新人们的认识。由于崛起之后的西方倾向于以自身为人类文明的标准，更容易导致认识上的整体偏差。科学家们越来越相信，由于智人大脑结构的高度相似性，人类各自独立发展出的原生文明之间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如果需要一个更直接一些的参照，有理由认为，被灭亡之前的美洲文明在主要的方面应该与同时期的印度文明不相上下。它们之所以被野蛮的欧洲“浮士德式”民族轻易毁灭，并非如日后“谎言帝国”所解释的是因为文明程度太低，因为没有“进化”到马匹、铁器和火药的使用阶段，恰恰相反，有充分证据证明，它们实际上是在“伦理的传统”这方面太过早熟了，以至于对于野蛮人的残忍和贪婪毫无准备而遭遇了灭顶之灾。

印度这一文明古国，很早就有了铁器的使用和马匹的驯化，甚至还有深厚的武士传统，但即使如此，最终也只能屈服于欧洲人的武力，沦为了英国人的殖民地。由此可见，关于美洲文明灭亡原因的解释，“谎言帝国”编造出的文明论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印度电影《阿育王》截图

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主要死因是对于新型瘟疫缺乏免疫力这个说法，基本上也可以确定同样是“谎言帝国”的编造。

根据一项遗传学研究，在今天哥伦比亚某一地区人口样本的遗传背景是：通过父系继承的Y染色体血统约有94%是欧洲人，5%是非洲人，只有1%是美洲印第安人；而通过母系继承的线粒体DNA血统约有90%是美洲印第安人，8%是非洲人，2%是欧洲人（Luis G. Carvajal-Carmona，2000）。

考虑到16-17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男子，少有妇女随同，这种极不对称的情况，只有在美洲当地原住民中男子几乎被灭绝殆尽、只留下女人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而常识告诉人们，细菌和病毒对人类的攻击是不分性别的，只有人类对人类的攻击，才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

即使是大量印度安人死于天花这一事实，实质上也是殖民者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北美的英国殖民者曾多次宣称：天花是上帝派来为他的选民清扫居住地的，印第安人弄错了自己的居住地。这些殖民者为了帮助上帝履行使命，多次向印第安人赠送带有天花病菌的毛毯，“这样才能根除这个该遭天谴的种族”。而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北美大陆生存下来的第一批欧洲移民无一不是靠印第安人的同情关心和慷慨帮助才渡过了难关——早已经没有人提了。

西方文明胜利的真正优势

事实上，1500年之后的世界，在军事技术和使用这些技术的残忍和无情程度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非西方民族可以与西方“浮士德式”民族相比了。

用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的话说，西方取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欧洲民族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相对于其他民族保持了稳定优势，在于它“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Geoffrey Parker, 1988）

所谓“军事革命”，具体分析下来应该是包含了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在武器方面的新技术，第二是在战术方面的新知识，第三是运用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新思想和新精神。

将武器方面的新技术标榜为文明上的先进，是“谎言帝国”的杰作之一，正如杜兰特所归纳的，文明主要因素中不可能包括杀人能力这一刺激“零和”竞争的因素，只能包括促进“非零和”合作的经济、政治、伦理、知识和艺术等因素。中国人首先发明了火药，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作为武器技术应用于杀人，这恰恰是文明程度的体现，而不能被简单归纳为落后。

将战术方面的新知识标榜为文明上的先进，同样也是“谎言帝国”的杰作之一。正如彼得·弗兰科潘在他的“全新世界史”中所说：“尽管伽利略·伽利雷、艾萨克·牛顿和莱昂哈德·欧拉这些科学家的名字为一代又一代的学童们所熟知，但人们很容易忘记，他们最重要的一些工作是研究弹丸的轨迹，了解偏差的原因，使火炮更加精确。”（Peter Frankopan，2016）到底是“人们很容易忘记”？还是有些人的“科普”工作使得人们很快忘记？读者们自行判断即可。

据历史记载，在1600年至1750年间，在欧洲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枪支的射击成功率增加了10倍，枪支变得越来越便宜，也越来越致命，与此同时，基于精确射击而发展出的各种杀人战术成为了新的专业。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以外民族遭遇种族灭绝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实际上，“军事革命”最为核心也是最难以被非西方民族学习效仿的部分，就是西方“浮士德式”民族独有的一种在运用军事技术和战术方面的新思想和新精神，说白了，就是一种“杀人不眨眼”所需要的心理素质。

在十六世纪一位安第斯编年史家Waman Poma的记叙中，西班牙人袭击印加帝国时“就像踩死蚂蚁一样”成群屠杀当地印第安人。（引自Niall Ferguson，2011）而斯宾格勒关于阿兹特克的突然灭亡的描写是：

“它并非因枯萎、被压制或被遏抑而死，而是在全盛时期被杀害，就好像一颗向日葵的头被一个过路人打掉那样地被摧毁了。这所有的都不是在某次决战中毁掉的，而是被一小撮匪徒在短短数年中铲除的，而且铲除得十分干净，以至于残存的居民连一点对它的记忆也没能保留下来。”（Oswald Spengler，1918）

根据西班牙人留下的历史记录，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在学习和掌握西班牙人的战术方法方面进展并不慢，也给西班牙人造成了越来越多的重创。但留给他们的时间还是太少了，而且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像踩死蚂蚁和臭虫一样大规模地杀人所必需的心理素质，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养成的。就在美洲发展出大型帝国的同时期，欧洲正处在多达500个自主政体之间昏天黑地混战的时期，美洲人不明白的是，他们某种程度上是欧洲混战外爆的牺牲品。

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和印度，对于16-18世纪发生在美洲和澳大利亚大陆的人间惨剧茫然不知，但是距离欧洲更近的阿拉伯人，却是伊比利亚野蛮人凶残本性的最早的见证者之一。在原本是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和平共处的印度洋贸易航线上，自从被葡萄牙人达·伽马的海盗船队入侵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葡萄牙第二任印度总督曾向皇室报告：“一听到我们要来的传闻，本地的船只都消失了，甚至连鸟儿都不再掠过水面了。”因为这些葡萄牙人具有一些以往在这片海洋上穿行的人们都不具有的品质，来自里斯本的人有一种无情的倾向，事实上，就是彻头彻尾的残暴，而郑和却很少如此表现。”“在他（达·伽马）第二次前往印度的航行中，他率领15艘船轰击了卡利卡特，并可怕地残害了被俘船只的船员。还有一次，据说他把一艘开往麦加的船上的乘客锁起来，并放火烧船。”（Niall Ferguson，2011）

可以说，仅仅凭着欧洲“浮士德式”民族不断进行“军事革命”这一点，他们就已经有能力像彻底毁灭掉美洲文明那样彻底毁灭掉所有非西方文明了。

之所以他们没有这样做，之所以大多数有色民族躲过了这一劫，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随着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新一代“浮士德式”民族的崛起，欧洲人之间为争夺海外殖民地利益的混战也开始了，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把他们在海外的杀人经验和杀人习惯带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进一步增加了本土宗教战争和民族战争的烈度。这一被称为“西方的野蛮化”历史进程，作为“世界的西方化”进程的反进程，终于在20世纪初引爆了欧洲自身的全面内战，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是在大英帝国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霸主地位成为了世界殖民帝国之后，西方殖民主义的形式和内容也都发生了变化；不同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种只要金银财宝不要其他的“愚蠢的帝国”，大英帝国发现了殖民地土地和人民本身巨大的经济价值。所谓的“经济学”理论被发明了出来，野蛮的奴隶制被解释成了“合同制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通过殖民地人民在土地上的繁重劳动，烟草、棉花、甘蔗、橡胶等等都成了不同形式的黄金白银。

“1886年大英帝国世界地图”

三是“谎言帝国”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了。西方殖民者们发现，通过谎言和欺骗，在殖民地国家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按照他们的心愿进行重新解释和说明。

在当时欧洲只读圣经不懂其他的一般公众的认知中，撒旦被赶出欧洲后，在美洲找到了藏身之所，“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着畜牲一般的生灵”，所以征服美洲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驱魔事业；“印第安人看上去是虔诚地跪拜在圣母面前，事实上他们是在膜拜圣母踩在脚下的毒蛇”；征服者们不是侵略者和杀人狂，而是“完成了把魔鬼私自掠走的金、银等财宝交还给上帝的任务”。（Eduardo Galeano，2009）

在发生了大量背信弃义、集体屠杀和夺取土地的事件之后，卡罗来纳一位总督这样解释：“我们显然可以看见上帝的手，他削减了印第安人的人数，从而为英国人腾出了地方。”（引自Niall Ferguson，2011）

在这种情况下，谎言就逐步取代了枪炮的功能独当一面了，或者说西方继“军事革命”之后又有了“谎言革命”这个最新的制胜法宝了。结果就是，在“世界历史”的很多重要领域，在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上，“谎言帝国”实际上是唯一的作者和出版者，人们即使怀疑事实真相被谎言掩盖了，也常常无可奈何。

庞大的受骗群体中少数的清醒者因此而倍感痛苦。南美著名的左翼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少年时在课堂里听女教师讲解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沃阿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后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的第一人，他举手发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被女教师喝令“出去！”

被驱逐出教室的他从此走上了教导人们“颠倒看世界”的写作道路，31岁那年凭一本《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震惊了世界，也揭开了“谎言帝国”的一角。

推翻“谎言帝国”任重而道远，需要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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