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特·玉莱克：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都开始施行产业政策？
【文/穆拉特·玉莱克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为什么各国的经济成就和福利水平差异很大？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而另一些国家富有？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发展经济学专家和决策者。
虽然没有单独一项理论能够解释所有这些情况，但不断积累的学术证据表明，工业化是各国攀登发展阶梯的必要条件。唯一的例外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以及可以通过旅游、赌场或天然环境创造财富的小型经济体。
制造业和产业政策当然不是发展经济的新方法。两个世纪前，当时的北美还是一个土地过剩的农业社会，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制造业报告》中详细论述了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然而，到了20世纪末，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产业政策已经过时且效率低下。根据这一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第四产业”为基础的服务经济时代：强大的制造能力既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然而，在过去十年，产业政策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都令人震惊地卷土重来。
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想想人工智能、3D打印、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将在既有知识竞争力又有制造业能力的国家蓬勃发展。现在的辩题已不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如何制定产业政策”——几乎每个国家，从英国和德国到印度和中国，都有自己的计划。
实现工业化与拥有大量厂房并不是一码事。正如跨国电脑公司宏碁（Acer）的联合创始人施振荣所说，为了获得足够多的价值，一个公司（或国家）应该通过研发、产品开发、品牌建设、设计、营销和销售活动来完善制造业务。
这就是为什么苹果（一家没有工厂的制造业公司）能够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
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已变得模糊
这种价值捕获现象被称为“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和工业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例如，类人机器人由硬件和软件组成，两者同等重要。那么，机器人供应商是制造公司还是服务公司呢？
政府在经济中怎么做才合适是另一个古老的问题。不幸的是，它已变成了一场意识形态辩论，人们并没有采用注重实效的实用主义态度来关注这一问题。
观察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一个简单的道理浮现了出来：政府政策有可能失败，但市场也有可能失效。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施行的新政（1933年）恢复了经济增长并修正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现象。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严重的滞胀，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总需求的传统药方失效了。因此，以供给侧改革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为特点的一场反动风暴在20世纪80年代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施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即放松市场管制，鼓吹自由贸易，并认为产业政策无效。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钟摆再次发生了摆动。只有向市场大规模注入流动性（另一种类型的政府政策）才能维持住全球经济。
由于是政府设计和实施了产业政策，因此对政府的常规批评也适用于产业政策。巴西、印度、土耳其、日本和加纳等国都有许多产业政策制定不力的例子，薄弱的国家治理水平和有限的国家能力往往是罪魁祸首。
尽管如此，历史上所有重要成功的经济转型都有产业政策相伴，这些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
例如，分别起始于14世纪和17世纪的英法产业政策为这些国家发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德美日等第二代发展国也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取得了积极的发展成就。东亚的第三代发展国家则是产业政策补充市场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最新例子。
即便是当今的富裕国家也采取了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不论是官方的还是其他形式的。成功的例子包括欧洲空中客车项目、韩国和日本的汽车和造船业、台湾的芯片产业以及中国科技业的快速崛起。
国家产业政策的表现有好有坏并不令人惊讶。政府是由人组成的，通过决策资源分配来发挥职能。政策等式的另一边则是私营部门。
在产业政策取得成功的案例中，实施产业政策是为了振兴制造业，配套的则是对教育、卫生和可持续使用的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只要政府在实践中学习，并进行必要的投资以提高制度质量水平，那么施行产业政策就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私营部门不仅包括工业公司，还包括由工业企业家（如史蒂夫·乔布斯）、工业劳工和工业金融组成的工业层。
尼古拉斯·卡尔多男爵（Lord Nicholas Kaldor）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现在这一主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始于制造业，然后再渗透到其他行业。
历史表明，成功的工业化并不是偶然发生的。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战略行业的技术差距越拉越大，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制造业和产业政策。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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