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真正的理中客不是没有立场，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理中客真的存在吗？
因为最近的俄乌冲突，我在近些天关注了众多国内外的军事博主。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那些不会俄语，总是依靠西方主流媒体，以及推特等西方平台来更新信息的博主，对于事态的判断往往是最容易失准的。
他们即便自述立场理性中立客观，也往往会对局势做出过于偏向乌方的判断，或者随着时间推移，立场也就直接偏向乌方了。当然，这些博主下面的粉丝评论也是同理。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西方主流媒体和平台几乎都被乌克兰方面垄断了，大量俄方在西方世界的发声渠道不是被直接封禁，就是被打上“虚假”的标签。也就是说，在英文世界，占绝对主导的消息来源，是乌克兰方面的外宣（其中既有英文媒体和乌克兰官方直接的英文外宣，也包括推特这些西方平台上的乌克兰语外宣）。
而乌克兰方面控制了英文世界的信息渠道，他们既可以把自己所有的胜利都事无巨细地发到外宣体现乌军的战绩，也可以把所有平民的损失都发到外宣体现俄军的“凶残”。而我们这里还假设了乌克兰的外宣比较讲道理不直接造假，但既然乌克兰的外宣已经垄断了信息，造假也没有什么成本，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比如著名的乌克兰外宣，号称单枪匹马击落了六架俄罗斯战机的“基辅之魂”，即便西方媒体发现这是假消息，也认同这种假消息有助于鼓舞士气
而基于乌方的一手信源，主流西方媒体的二次报道的基调自然也是只能跟着乌方走。且不说西方媒体的立场本身就是偏向乌方的，就算是他们秉持着中立的立场，受限于自身的主要情报来源就是乌方的外宣，那么就必然只会营造出“乌军是战无不胜的正义之师”这样的叙事。
当然，西方也有少数右派媒体出于跟自由派建制派对着干的目的，会放出一些反乌的叙事，但他们的声量显然不如主流媒体。因此，即便有媒体放出了不利于乌方的消息，比如乌方虐待战俘的视频，下面的舆论也大都是质疑消息的真实性，或者直接认同乌方的战争罪行。
乌克兰方面在这种舆论上的垄断甚至让军事专家都感到为难，乌方“专业剪裁出来的”单方面的叙事让他们难以判断战局。比如上图中，美国智库海军分析中心的俄罗斯军事专家考夫曼，就在推特上抱怨他们看到的信息非常的不完整。
那么再到国内，如果一个博主不懂俄文，不去找乌克兰方面的内宣，以及俄罗斯方面的内宣外宣，找不到一手资料，那就只能吃到西方消化过好几手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即便全部是真实的，也仍然是带有偏见的叙事。而长期摄入带有偏见的信息，自然也就会影响自身的立场，即便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打个比方，假如我们今天是在围观二战中的苏德战争。如果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被忽视和屏蔽了，而你每天看到的信息，都是苏军在德国境内劫掠，是苏军在围攻柏林中损失惨重，是德国方面聚拢了欧洲各国和苏联各民族的反苏力量，是德国全民被动员起来拿着武器对抗苏军……当然，还有著名的卡廷惨案。那么你会认为二战中谁是正义的一方，谁是占优势的一方？
顺带一提，当初卡廷惨案最早是被纳粹德国曝出来的，因为他们想要以此离间美英和苏联的关系，但是美英没有信。但是我们假设一下，假如美英信了，你觉得他们又应该怎么做呢？调转枪口帮助纳粹德国吗？
我们再说卡廷惨案。你看到苏联人大规模处决波兰人的历史事件，一定充满了对苏联人的仇恨和对波兰人的同情。但是如果你再看到苏波战争时期波兰人大规模虐待战俘，以及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又会怎么想呢？如果你再知道，俄罗斯政府一直在推动与波兰政府在卡廷惨案上的纪念与和解，普京和波兰总统也前往卡廷进行过悼念，又会怎么想呢？
顺带一提，卡廷惨案不是波兰在二战中遭遇的唯一悲剧。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班德拉带领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沃伦对波兰人施加的暴行同样凶残，并且被波兰官方定义为“种族屠杀”。
直到今天，这位班德拉仍然被当今乌克兰政府视为民族英雄，而乌克兰官方也一直拒绝“种族屠杀”这一帽子，甚至2016年乌克兰议会通过了法令谴责波兰的“单方面历史叙事”。当你知道了这些事情，又会怎么想呢？你认为乌克兰官方淡化自己的纳粹过往，将纳粹分子视为民族英雄，代表了乌克兰官方的什么态度呢？
说到纳粹问题。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乌克兰的新纳粹党只获得了1个席位，而俄罗斯的极右翼党派自由民主党则获得了22个席位，俄罗斯还有光头党等众多新纳粹群体，你会觉得谁是纳粹？
但是有人再告诉你，乌克兰的新纳粹党是光明正大地用着纳粹标志宣扬纳粹思想，而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从未尊崇纳粹，而且俄罗斯的新纳粹团体近些年一直被政府打击，很多人跑到了乌克兰境内反对俄罗斯，你觉得那种性质更严重？
如果你发现，只有乌克兰政府将亚速营这样公开的纳粹组织纳入军事力量，放任这些新纳粹分子拥有武器，你会觉得乌克兰政府是个什么性质呢？
这就是叙事的作用。即便不去造假，即便貌似公正地呈现两方立场，即便时不时地给你来个辟谣，只要选择性地阐述和编排事实，也会让人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上的言论，貌似中立地复读“俄罗斯光头党”啊，“卡廷惨案”啊，本质上还是在为某一方某一种叙事来服务。
当然，国内舆论在这场冲突中也有自己的创新，比如什么“ai人脸识别无人机”、“滴滴接单式打游击”、“马斯克星链瘫痪俄罗斯核武器”这样的消息，是我在西方平台的乌克兰外宣中都没见过的科幻故事。
说到底，现实是复杂的，叙事是简单的。对于乌克兰纳粹问题，你如果只从1个月前俄乌冲突爆发的历史开始看，而不去看之前8年从乌克兰颜色革命开始的历史，不去看之前30年从苏联解体开始的历史，不去看之前100多年从苏联成立开始的历史……你是无法了解俄乌之间的复杂关系的。
如果你只从乌克兰和俄罗斯两方的视角来看，不去看全世界各国各地区势力在其中的利益牵涉，仅仅截取当前的一些时点和事件，你就很容易被一些叙事牵着走。
我就说一个历史细节，乌克兰的班德拉纳粹流亡者在冷战后流亡到美国，为了反苏反共，和美国政界合作，确定了“被奴役国家周”的节日，还成立了“美国被奴役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aptive Nations Committee in the United States）”。这个委员会在冷战后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而我们很熟悉的天天黑我国新疆的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就是这个基金会的研究员。而拜登去年在美国“被奴役国家周”的活动中发表演讲，就新疆和香港问题指责中国，其历史渊源也就是这群乌克兰纳粹流亡者。
当然乌克兰自己和港台某些势力的关系也不用多说
所以就算我们今天说不偏任何一方，就作为中国人在俄乌冲突中保持自己的立场，也该对乌克兰和其背后的西方保持警惕吧？
当然，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自然也是一种叙事，表明了在乌克兰纳粹这个历史问题上，我偏向反对乌方的立场。而这一立场来自于我多年来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认知与研究，毕竟自己就是吃这口饭的。
今天肯定有人要问了：你就不能不带立场吗？你就不能做个理性中立客观的叙述者，把事实都列出来，交给读者来评判吗？
可是问题来了，这世上浩如烟海的事实，我怎么可能都列出来呢？什么样的事实相关，什么样的事实不相关，各项事实我应该花多少笔墨，按什么顺序排列……即便我就是写个流水账，我也必须要选择列出什么样的事实，选择把怎么把这些事实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一切仍然要取决于我的立场。
在叙述中，所谓的理性中立客观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告诉你他能做到，那他要么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立场，要么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在用表面的理中客来带节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近期俄乌冲突中，很多貌似中立的言论背后，实际上仍然反映的是西方主流自由派的舆论导向。而很多中国人，即便一开始没有立场，但在这种貌似中立的叙事下，也就逐渐偏向西方。
事实真的无关立场吗？
但是有人可能会说了，偏向西方又如何呢，大家用事实说话，无关立场啊？如果不造假的话，叙事总归要以事实为基础，总不能太过离谱吧？也就是说，以事实为准绳，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偏向，但总归可以更加地接近中立客观。只要信息公开透明自由，那么大家总能够接近一个有关于事实的共识。
这个思路看似有道理，但绝大部分人们想要达成共识的事实，都不是科学上的1+1=2这样没有争议的表述，本质上仍是掺杂了无数定义和立场的，“对事实的叙事”。而所谓的信息公开透明自由，不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
就好像大量的美国人，虽然似乎能够自由获取信息，但他们连“谁是美国总统”这个基本事实都无法达成共识，认为拜登不是合法上台的，你又怎么指望他们在别的事情上达成共识？
根据民调，即便是在拜登就职后，也有一半的共和党人，也就是四分之一的美国选民，相信特朗普才是真正的美国总统。而直到今天，也有将近半数的美国人不相信拜登合法地赢得了2020年大选。
在科学上，当理论跟现实不相符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修正理论；但在现实社会中，当叙事和事实不相符的时候，人们完全可以扭曲对事实的解读，那么就没有什么叙事会跟事实冲突了。
比如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大量的政客媒体在宣传新冠只是流感，甚至认为新冠疫情不存在。而美国上百万因为新冠死亡的人，因为疫情爆满的医院，因为疫情造成的萧条，似乎都在从事实上否定这样的叙事。可是为什么一直有人信这样的叙事呢？因为这不是他们眼中的事实。
他们眼中的事实就是他们没感染新冠，或者他们感染了但症状很轻微，或者他们眼中新冠的死者都是因为其它疾病死的……反正归根结底死的不是自己，落下后遗症的也不是自己。那么认为是流感，就当流感来对待，不也好好的？
而基于这样的对事实的理解，他们反而会怀疑那些提醒新冠危害的人，是危言耸听散播焦虑，是阴谋夺走他们的自由。
可是他们就是能这样一直相信下去，一直正常生活着，你能说他们眼中的事实不对吗？这个对与不对，又是谁来评判呢？
甚至有些人即便因为新冠而死，在死前也在否认新冠的真实性
如果说，人们对于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实，都可以活在不同的叙事中，那么更加遥远的事实，就更容易活在平行世界里了。
比如美国不分左右，从上到下，几乎都在传播一种叙事，把中国当成对美国和人类的极大威胁。右派认为中国从经济和军事上有威胁，左派认为中国在民主和人权上有威胁，而美国的责任就是保卫人类文明免受中国毒害，所以要干涉香港和台湾保住自由民主之火，要通过贸易和军事手段阻止中国发展……
当然，你要问他们为什么中国是威胁，他们看不到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只会认为这是中国在用廉价商品抢走美国的工作；他们也看不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只会认为这是中国在用债务陷阱绑架他国……
你当然可以摆事实讲道理说这些叙事是有问题的，但这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事实永远可以有别样的解读，而他们的生活也并不会因为相信或者不相信这些叙事而有任何的改变。你越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只会越觉得你是被洗脑的“CCP bot（中共机器人）”。
至于这些叙事是怎么喂给美国人的，怎么喂给所谓中立客观理性的自由派的，我们看看这些天来，乌克兰外宣和西方叙事是怎么间接喂给中国人的，就可以理解了。
那我们该信什么？
但是问题来了，有人又要问了，既然这世上的一切信息都是带有立场的叙事，我们还相信什么呢？很简单，兼听则明，但也要识别立场。
比如我写了这么一大堆，我不能保证自己的认知就是全面客观不出错的，毕竟我也没开着上帝视角。但是很多东西你也可以从与我无关的来源中去查找，交叉比对。如果立场各不相同的信源都在说同一件事，那么这件事自然会更靠谱一些。所谓兼听则明。
但这是理想化的情况。一是大部分人没有足够的精力，每看一条消息都像查史料一样追根溯源验证可信度；二是很多事情可能就是很难有定论，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在当下被找出来。
比如当前很多人在争议的新冠疫情问题，讨论中国大陆如果放弃清零政策，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就很难找出标准答案。毕竟没人能准确地预言未来，只能去根据现有的证据去推测。而现有的证据就给了很多解读空间。
比如今天有人拿上海公布的数据，说你看上海感染了15万人，就1例重症，占确诊人数0.023%，是不是说明新冠疫情不危险，放弃防控也不过如此？
可如果我们再看吉林的情况，感染者2.5万人，重症和危重症有80多人，比例比上海高很多，是不是又说明这个疫情还是需要警惕呢？
当然了，即便是吉林的情况，疫情看起来还是不太危险，似乎就是个流感嘛。但前提条件是，我国出于对新冠的重视，将大量医疗资源用于了新冠的防治。一旦放开防控，指数级增长的新冠患者，会享受到和现在一样的医疗资源吗？
那我们再来看看几乎放弃防控的香港地区，110多万感染者，死亡8000多例，病死率0.7%，这个病死率可就远超流感了。把这个比例代入到中国大陆的人口，就是百万级的死亡了。
但是也有人会指出，香港死亡病例中，绝大部分是没打疫苗的老人。疫情对于打了三针疫苗的年轻人，影响非常轻微的，无需恐慌。
所以上海、香港、吉林……哪个数字是事实？都是事实。但所有这些事实背后都有前提条件。如果疫情防控放开，你更需要关心哪个事实呢？
这就取决于你的立场了。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完全接种了疫苗，或者家里即便得了病也能享受到足够多的医疗资源，那也许你会认为上海的疫情数据让你放心。但假如你家里有老人，有病人，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或者不能接种疫苗的亲人，那么是不是就得再想想了？
科学和事实是讨论一切的基础，但落到最后，绕不开每个人的立场。
所以无论我们在创造叙事，还是去接受叙事，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我是谁，我代表谁的利益，我为谁发声？
我们不能期待人人都是科学家和侦探，看到任何叙事都有精力去分辨查证，看看里面哪些说得有道理哪些又是瞎扯。那么退而求其次，自然就是希望自己看到的信息，代表自己的立场，符合自己的利益。
但分辨一个叙事背后的立场，也并不比分辨信息本身更容易。毕竟所有人都会说自己代表的是大众利益，体现的是科学和文明，而我们也不能真去搞腹诽怀疑别人的动机。
好在这个世上除了言语的叙事，还有实际的行动。听其言，观其行。谁做的事情到底有利于谁，什么叙事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总归是可以在长期看清楚的。
说到最后，我就想起了这样一个例子。今年三月份在《自然》刊物上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在系统回顾和评估瑞典政府的抗疫思路。
我们知道，瑞典政府当初在新冠毒性极为强烈的时候就采取了完全放任，拒绝封城的抗疫策略，即便在西方国家中也是独树一帜，被很多人视为一种创新性的实验。
瑞典政府当时给的理由听起来非常合理：“宪法规定了民众有自由流动和受教育的权力”，因此封城封校都是违法的，抗疫只能依靠政府建议和民众自觉，不能有强制措施。而且封城付出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用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抗疫政策的设计师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的著名形容就是，“用锤子打苍蝇”。
但是瑞典政府的政策不止于此。根据《自然》刊物的这篇论文调查，从事后披露的文件来看，虽然瑞典官方从未承认“群体免疫”策略，但瑞典政府实际上在利用政策鼓励民众主动感染新冠，甚至考虑过使用儿童作为传播媒介——即便政府在当时公开声称儿童不会生病也几乎不会传播病毒。
所以瑞典的新冠抗疫是什么结果呢？跟其它北欧邻国相比，瑞典2020年上半年的经济只比丹麦略好，衰退幅度大于挪威和芬兰，但是死亡人数却是邻国的数倍。以至于2020年底，瑞典国王和首相都不得不承认了抗疫失败。
事后来看，为什么瑞典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自然》论文的作者们是这么总结的，我就翻译其中一段：
“瑞典本来有着很好的基础，可以避免新冠疫情变得严重。280年来，瑞典政治实体、权威部门、科学社区的合作取得了众多预防医疗的成果。瑞典民众文化程度很高而且信任权威。然而，在2020年，瑞典在疫情中的死亡人数比邻国挪威高了10倍。我们评估瑞典的新冠抗疫政策，以及科学证据和科学道德在其中的作用，试图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瑞典的权威部门的主要领导，或者负责的政客，并没有遵循科学的方法——他们采纳了相反的叙事，做出了专断的决策。2014年，公共卫生局和疾控机构合并，其新领导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6名教授解职并转移到别的部门。在这一背景下，该部门缺乏专业人士并且可以无视科学事实。瑞典的疾控策略目标似乎是自然群体免疫并且避免社会停摆。公共卫生局将科学家和国际权威的建议视为极端，而让媒体和政治实体接受他们自己的政策。瑞典人民被隐瞒了基本事实：比如新冠的空气传播，无症状感染者可以传播，以及口罩可以保护病毒携带者及他人。强制性法规很少被使用，建议的实施取决于个人，而且一般没有惩罚。很多老人死于被注射了吗啡而非提供氧气，即便氧气供应足够。如果瑞典想要在下一次疫情中做得更好，就必须重新建立科学的方法，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局……”
简而言之，以瑞典公共卫生局为首的瑞典政客、官僚、专家，罔顾科学，相信了群体免疫的叙事，绑架了抗疫政策，欺骗了瑞典民众，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而无论瑞典相关部门说着什么冠冕堂皇的叙事，最终受害的仍然是普通瑞典民众。
而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官僚和专家，这种表面上强调文明先进，实际上罔顾民众利益的叙事，又何止瑞典一家，又何止“群体免疫”一种叙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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