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福迪：我们不必为布恰暴行辩护，但要警惕西方移花接木

【文/汤姆·福迪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过去几天，西方媒体和政府大肆宣扬乌克兰政府的说法，称在基辅西北部的布恰镇发生了“大屠杀”。互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了数目不详，据称是平民的尸体。这导致外界谴责莫斯科在占领该地区后犯下了战争罪，甚至是犯下了种族灭绝暴行。西方公众对此也强烈抗议。俄罗斯否认了这些指控，声称这些指控是伪造的。

当然，从表面上看，抹杀这些指控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和非常不合适的。外界理应认真看待这些指控并进行公正地调查，尤其是在涉及到受害者时还要保持应有的敏感性。

但与此同时，西方政治叙事所营造出的震惊、愤怒和厌恶情绪也使得外界无法对这些事件进行适当地评估，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指控正被严重政治化，甚至有证据表明这种指控正被用作战争宣传的手段。如果该事件真像表面看到的那样，那这种行为固然不可饶恕，但外界应该时刻小心西方使用的战术。

乌克兰布恰镇惨状

西方公众，尤其是说英语的公众，认为本国文明是一个具有道德优越性的文明，他们之所以能赢得全球政治霸权不是因为他们施行了几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剥削，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完美无瑕的正义性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品质。

在西方哲学中，政治的内涵是与道德和“真理”的本质紧密相连的，人们认为，道德和“真理”是可以与原始的“人类利益”区分开来的。这还与基督教神学的遗产交织在一起，基督教宣扬基督教原则等同于“善意”和“启蒙”。

这导致西方公众开始相信一种世界观，即他们践行外交政策不是为了争夺政经“私利”，而是纯粹出于道德情操，他们会从“善恶对立”和纯粹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地缘政治和人类历史，认为大英帝国此前并没有带来死亡、毁灭和资本主义统治，而是曾恪尽所谓的“白人职守”，给其它种族带来了“文明”。

历史发展本身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世界观。例如，西方联盟（当然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打败了纳粹德国，这使他们的道德优越论叙事合法化，而冷战的结果又强化了这一论调。这些国家实际上一直“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这不仅使它们不可能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负责，而且反过来又将它们对世界的解读呈现为“客观事实”，而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在后冷战时代。

因此，西方政府及其媒体代理人意识到，为了使其谋求外交利益的行为合法化，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道德”字眼来界定这一利益，并使其有助于展现“西方的善意”。诺姆·乔姆斯基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制造同意”。

西方政府强调要针对目标国家和人群展开行动，突出被感知的暴行或弊病，目的是在目标人口中勾起道德感和情绪性，从而为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干预”提供理由。这一过程总是选择性的，例如屠杀也门平民的事件就被忽视了。

在“界定”这场辩论的过程中，西方以“善意”为幌子，成功掩饰了其现实的外交利益，任何反对或质疑此类指控的人都被贴上了“帮凶”或“道德打手”的标签。“道德社死”被当成政治武器去打压任何反对西方外交政策的声音。

这一招被应用在了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战争中。在这些战争中，大屠杀平民的说法被武器化为“道德危机”，与出于政治目的制造出来的政权更迭毫无关系。

同样，对于中国新疆的流行叙事，任何敢于质疑的个人都会被贴上“种族灭绝帮凶”的标签——这种说法的逻辑反映了西方的本体论观点，即被认为“道德上真实”的东西必须优先于“经验上真实”的东西，因此质疑盛行的正统观念是一种“亵渎”行为，即使你以“这种叙事有可能错误”为由提出合理的质疑。

有鉴于此，在乌克兰暴行故事不断涌现之时，人们决不能偏听偏信。当然，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是一场战争，历史明确表明，在战争中此类暴行屡见不鲜，这也是人类要阻止战争爆发的原因。

如果布恰事件真像媒体报道的那样，那它无疑是一次暴行。但除此之外，人们还必须始终牢记，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在歪曲此类指控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此事件而言，我们不必为暴行辩护，但我们也要警惕西方并小心它们进行政治沟通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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