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保罗·戈德曼：中美文明起点不同，但应该互相理解
【文/大卫·保罗·戈德曼 译/李碧琪】
文扬教授最近写了一本新书：《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该书指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理解，也不能用西方的标准去评判。相反，它是一种自成一格的现象，有自己的历史、逻辑和自我理解。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西方人很难理解。对西方人来说，文明专指西方文明，是希腊哲学、罗马法和希伯来启示录的产物。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直到18世纪末也是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在孟德斯鸠、黑格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马克思等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家所宣扬的一种观点看来，它被看作是一潭反常的死水，从来不变的实行“东方专制”的地区。
20世纪的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带有基督教传教士的印记，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需要救赎的灵魂聚集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在全世界宣传美国民主的计划，在主导美国东亚政策制定的基督教传教士身上找到了向中国宣传的办法。在俗世中，这种新教对中国的看法转变为美国人的共识，即随着中国在21世纪初变得更加繁荣，其政治制度将演变为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国未能达到美国的期望，让美国的期望落空，这是如今中美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中国顶级的文明理论家，文教授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文明首先是一个中国问题，而不是一个西方问题。中国文明已经延续了5000年；相比之下，1000多年前入侵的蛮族与罗马帝国的残余相遇时，西方的民族国家才刚开始形成胚胎。直到500年前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西方民族国家的法律基础才得以形成。文教授写道，将文明史与西方历史等同起来，忽略了中华文明在更长时间内的持久性和延续性。
西方人会发现文教授的论述具有挑战性。自从西方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产生以来，它自身的生成原则是普遍主义的，那种存在着根本上不同的文明模式的说法与西方的自我理解是相悖的。从某个十分不同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文明也是普遍主义的。
中国还有两个特点使其庞大而多样的人口融合在一起：考试制度的择优录取，以及国家基础设施。对此，莱布尼茨非常敬仰。
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来源：人民网）
中国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可或缺。美国的建国文件从“自然和自然之神”所赋予的个人权利出发，将国家视为个人为相互保护和利益而自由同意的契约，并以每个人自己追求幸福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及在公共实体的最低限度干预下生活的权利为限。而在中国，有国才有家，国家是所有人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
正如文教授所强调的那样，中国浓缩了几千年的定居经验；中国人是一个定居的农耕民族，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而今天西方人的祖先——哥特人、匈奴人、维京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来到欧洲的人，仍然是移民。如果说中国是定居文化的缩影，那么美国则是迁徙文化的典范。
我们的文化充斥着这种经验，从我们的民族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及其只能重新开始的旅程，或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关于边疆的文章，或斯蒂芬·文森特·贝内特1943年的史诗《西部之星》及其开头的格言“美国人总是在移动”，都可以看出我们文化的这一特征。好莱坞使向西部的迁移成为救赎的隐喻，如约翰·福特1939年的电影《驿站》。在美国的旅程中，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旅程，而这一旅程从本质上讲是无法到达目的地的，因为在地球上找不到天堂之城。
文教授对西方代表一种文明规范的观点进行了抨击。他是完全正确的：文明的规范，如果我们所说的“规范”是指最常见的结果，那就是灭亡。语言学家估计，自人类诞生以来，地球上有近15万种语言；其中有几千种语言仍在使用，这个数字在一个世纪左右就会减少到几百种。但中国甚至违背了这种规范性的定义；它的定义不是口语，而是一种书面语言，它传达的意义不是通过声音—意义的关联，而是通过视觉表现。
文明必须找到方法来同化讲不同语言的无数部落。美国在过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将移民同化为具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化，这样一来，祖辈生活在波兰或越南的美国人仍然分享林肯所说的“记忆的神秘和弦，从每一个战场，每一个爱国者的坟墓，延伸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和家庭”。它是否会继续这样做还有待观察，现在美国正受到理论家的攻击，他们声称美国的建立是为了促进非洲奴隶制和其他形式的帝国压迫。
中国从黄河流域的小文明发展到包括整个领土，囊括从西部的沙漠和喜马拉雅山，南部的丛林，北部的冰冻荒原，到东部的海洋。它吸收了使用六种主要语言和三百种小众语言的人民。
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的共同点比其他任何两个国家都多。它们找到了将不同民族融入一个共同政体的解决方案，尽管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手段。但是，这些解决方案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产生了两种文化，并导致了沟通上有很大的困难。
文教授在“定居”的中国文明和“游居”的西方文明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线。他写道：“当使用‘定居’和‘游居’来对不同文明进行概括，指的是这些文明在整个文明史的尺度上看的一个总的性质。举个例子，比如概括两个人的不同人生，说一个人是‘流浪者’的一生，另一个人是‘坐地户’的一生，意思就是前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流浪，后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未离开过本地……‘流浪者’的一生与‘坐地户’的一生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两个人的人生经验和感悟，各自的性格、气质、举止甚至相貌，都会有显著差别。若‘流浪者’的流浪生涯主要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霸占他人家园，那就更是如此了。”
文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定居文明”，而“西方、东正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是游牧文明或移民文明”。“在中华文明方面，从5000年的尺度上和这个文明的主体部分来看，都是连续定居在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近乎圆形的地理范围内的。而今天所说的西方文明则完全不同，这个文明实际上是在旧文明的废墟上重新滋生出来的一个第三代文明，而它的起源、生长和壮大无不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大规模迁徙和入侵，所对应的重大历史事件分别就是公元5世纪前后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侵’和15世纪之后的大航海和新世界大殖民。在这个文明从诞生至今的整个文明历史上，这三次大迁徙就是它的主线，被利奥波德·兰克概括为‘三次深呼吸’，这也是它区别于中华文明从来没有整体上离开过原居地这个定居历史的最显著之处。”
他总结道：“除了中华文明，占据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几大文明都不是在连续的、大规模的定居农耕历史中形成的，都在文明出现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仍然延续着史前人类游居采猎生产生活方式；从古代中国人的角度看，都是周代时期‘四夷’的同类。因为关于蛮族的定义正是由最早发育出社会复杂性和成熟文字系统的定居社会给出的，从连续的定居农耕社会的角度看，居无定所、长期迁徙的游居社会，无论是骑马民族还是海上民族，都是蛮族。古代中国人将这类社会统称为‘行国’，属于‘夷狄’，区别于中国‘华夏’这样的‘居国’。”
文教授认为，“定居”的中国文明和“迁徙”的西方文明在与周围世界的接触方面存在根本差异。西方人应该读读《文明的逻辑》这本书，仔细听文教授的话，努力用他的眼光看中国。
（本文发表于2022年3月1日《中国日报》网站）
《文明的逻辑》，文扬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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