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俄乌战争与世界政治之意识形态驱动力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光斌】

俄乌战争无疑会对中国大战略和世界秩序的走向构成深远的影响，因而学术界和智库研究都在忙于政策性研讨。政策性的大战略挑战无疑是最为迫切的，同时，俄乌战争这个“经验”还挑战了既有的智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传统的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只能部分地理解俄乌关系，但是地缘政治这个恒定的变量并不能解释俄乌关系为什么是在2014年之后变得越发紧张、直至兵戎相见。在我看来，俄乌战争是检验、也是推动世界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契机。

我给世界政治学的一个简单定义是：世界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塑造的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显然，政治思潮而不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或者经济利益，是研究世界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单元。有了这样一个研究单元，我们就会对俄乌战争有了更深层结构的认识，不但为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如何打理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间关系提供教益。

2014年2月20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独立广场附近，示威者在冲突过后休息。（新华社记者刘红霞 摄）

政治思潮深刻地改变了乌克兰，而政治上尚未成熟的乌克兰民族也因此把自己推向悲剧、直至深渊。脱离了前苏联而独立后的乌克兰自然也走上了西式代议制民主之路，政党林立，政党竞争白热化，长此以往，原来能和睦共处的两大民族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逐渐成为宿敌，民族主义为国家分裂埋下种子。

何以如此？党争背后其实是民族斗争，因为政党的社会基础不但有阶级阶层，更有民族和教派，这样，以政党竞争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这样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就为民族分裂提供了合法的制度化平台。在政党竞争中，以民族为基础的政党为了吸引选票，可以制造身份认同，形成“敌”“我”的认同政治。这个来自众多历史和现实的政治逻辑很残酷，远不是书本知识传授的政治浪漫主义所能理解的。

在美国的策动下，2014年发动所谓的“颜色革命”，其实是武装夺权，赶走了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来自乌克兰东部的亚努科维奇总统。至此，乌克兰境内的两大民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敌友”之辩成为乌克兰政治的主题。

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资料图）

2014年“颜色革命”是乌克兰命运的转折点，政治思潮由所谓的“民主-威权”之争演变为不可调和的族群对决。克里米亚半岛以公投的方式脱乌入俄，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州宣布自治，从此内战战火燃烧不停。乌克兰人为了去俄罗斯化，炸毁了境内的红军纪念碑，学校教育去俄语化；更有甚者，为了剿灭东部俄罗斯人的“独立”，乌克兰政府军大开杀戒，至今已有1.4万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人被杀害。

乌克兰的内战、分裂、尤其是经济上被国内外寡头掏空的状况，让乌克兰人处于绝望之中。政权本来是一个国家的头号大事，选民以游戏心理把政权交给一个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总统又把权力与一帮演员朋友分享。从百姓到总统，都没有认真对待过政权这个国之大事。

正是在一片绝望之中，乌克兰修改宪法，放弃中立国地位而以加入北约为建国目标，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甘当美国、北约威胁俄罗斯的桥头堡和马前卒，最终把自己送上不归路。

且不论最终的战争结局如何，也不用大谈俄罗斯会有什么样的战略失败，最大的输家首先还是乌克兰。那么多人死于战火，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数个城市被炸成废墟，社会经济倒退数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政治思潮引发的念想恶化了民族关系，而政治不成熟的乌克兰人又被“念想”牵着鼻子走，跌入深渊。这就是中国人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

世界政治学探讨的是诱发国家关系的国内政治进程，是一种历时性进程分析，还原的是现状性国际关系的因果机制——这也是最有助于总结如何处理好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国际关系的因果机制分析，就容易被既有的观念、理论所套牢，容易情绪化，不能客观地、理性地认识国际关系发生的根源，更不能为建构和谐的国际关系提供教益。

这次俄乌战争中突显的所谓“反战不反美”现象，决不是学者应有的立场：一个简单的数字是，冷战以后美国才是战争的策源地。但是，美国建构的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强大的观念战垄断着世界的“认知域”，居然让很多人以为美国战争行为有正义性，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鼓动的叙利亚战争、对伊朗人的定点清除、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经济封锁都是正义的。真可谓指鹿为马的荒诞不经。

塞尔维亚球迷拉横幅列美国入侵史（视频截图）

这是中国人研究世界政治不得不面对的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意识形态之于国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说冷战起源于意识形态之争，从而把世界划分为两极阵营，“新冷战”并不是有无问题，而是程度问题。此次俄乌战争清晰地展现了冷战政治，制裁俄罗斯的几十个国家（地区）说到底还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美国更是努力乘机将中国的中立立场塑造为意识形态上的对手。

以经济利益处理国家关系，国际关系必然是理性的，因为大家追求的是双赢；以地缘政治处理国家关系，国际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确定性，毕竟邻里关系是搬不走挪不动的，彼此必须相互尊重；但以意识形态去处理国家关系，国际关系就很可能陷于非理性之中，意识形态往往让人冲动，冲动是魔鬼，比如乌克兰的悲剧、以小博大的立陶宛自愿充当美国反俄反华的急先锋。

遗憾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冲击并不会因为乌克兰悲剧而结束，那些在“历史终结论”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并不会轻易地因乌克兰悲剧而明智地汲取教训，他们把自己的念想看的比百姓的饭碗乃至生命更重要，甚至把自己的念想视为国家的根本利益。

这样的国际关系不但是在重复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西方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宗教战争的再现。这种现象不是西方的一路向前的进步史观所能理解的，中国的道家的循环论史观才能给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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