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场不能输的战役，金融委如何给中国市场定调？

（文/观察者网 何处击 编辑/张广凯）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16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提及地产调控、中概股上市、互联网监管、资本市场建设、金融监管模式等相关内容，引发资本市场积极回应，当日沪深股市、香港股市及在美中概股均大幅上涨。

会议的各项议题均直指近期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热点，打消了市场担忧的同时，也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建设奠定了基调。看懂本次会议，也就看懂了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脉络。

3月16日，恒生科技指数奇迹般暴涨22.20%，体现出金融委会议的巨大威力 来源：东方财富

市场在担心什么？

本次会议召开之际，中国资本市场和在美上市中概股正在集体遭遇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最严重的股价下跌。

其中，在美中概股代表指数——纳斯达克金龙指数3月11日下跌10.78%，3月14日下跌11.73%，创下2008年10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知名互联网公司如京东，阿里，拼多多股价均大幅下挫。

有人戏称：中概股集体“二折促销”。话音未落，甚至部分中概股又快速下跌，直接较去年的高点“打一折”。

中概股大幅下跌也影响了内地及香港资本市场表现。

上证指数从月初最高3500.29点跌至最低3023.3点，3月以来最大跌幅达到18.92%。

恒生指数3月跌幅达到18.92%，一度跌破2万点大关，创下2016年3月以来历史新低。

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恒生科技指数下跌32.15%，相比2021年初下跌接近70%。

对于本次资本市场下跌，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是经济增长压力、新冠疫情加剧、外部冲突等多重因素导致，但引发此轮非理性下跌的导火索则是中概股问题。

3月1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5家中概股公司（百胜中国、百济、再鼎、和黄、盛美半导体）被放入“临时被识别名单”。

SEC认为，这些公司发布了未经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审查的审计机构的财报，因此存在无法监管的问题，不符合在美上市规范。

此项制度源于202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并获总统签署实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中概股的审计机构要经PCAOB审查，且可接触到上市公司的财务底稿。

2021年1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发布《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披露和提交实施细则（最终暂行规则），同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发布《外国公司问责方案》认定报告，认定60余家在美注册中国会计事务所“无法完成检查或调查”，至此该法案正式进入执行阶段。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依据《外国公司问责方案》监管中概股。

不过，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违反了我国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早在2009年，证监会、国家保密局和国家档案局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明确提出审计底稿应当存放在境内，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不能以任何方式传递给境外机构或个人。

2019年12月新发布的《证券法》第177条明确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去年通过实施的《数据安全法》也对数据安全做了法律上的鉴定。

尽管中国证监会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应，表示双方正在积极沟通协调，依然无法打消投资者对于中美关系紧张背后的中美金融脱钩的担忧。

除了《外国公司问责法》引发美国是否不再欢迎中国企业上市的顾虑后，滴滴上市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也被市场人士怀疑中国是否存在政策转向。

2021年6月底，滴滴低调赴美上市，随后国家对其进行强力监管，滴滴旗下25款APP全面下架，至今未能恢复。

7月10日，网信办发布消息，《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掌握100万用户以上的运营者如需海外上市，将必须申报审查。

12月3日，滴滴宣布退市，准备回港上市。

综上，市场普遍认为中国监管者对于中概股上市已经从支持态度转向偏负面的态度，从而引发中美金融市场是否会出现脱钩的质疑。

本次会议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答案：关于中概股，目前中美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沟通，已取得积极进展，正在致力于形成具体合作方案。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各类企业到境外上市。

本次表态是滴滴事件后国家第一次明确表态支持中概股上市，也明确了我国对于中国企业借助海外资本市场的态度没有变化。

对于中美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也在积极推动解决，也就是说只要企业符合条件，通过审查，海外上市的道路并没有断绝。

如果说海外资本市场中概股下跌是对中美脱钩的悲观态度，国内资本市场下跌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信心不足的表现。

近期市场下跌是市场对于未来预期的悲观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随着奥密克戎疫情在中国出现传播扩散迹象，引发对于抗疫动态清零和经济发展如何平衡的担忧。

其次是行业监管的问题，随着互联网巨头监管，地产行业的持续调控，教培行业的双减，均让投资者对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和政策的连续性出现了一定的顾虑。

第三则是对经济增长的担忧，在后新冠时代，随着单项措施的边际效用递减，中国经济如何实现5.5%目标。

金融委会议恰逢其时

但是理性分析，市场上述担忧都过度聚焦于各类消极因素，选择性忽视了积极因素。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日前就指出，中国当前仍然拥有45%的高储蓄率，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只占到GDP的60%，从全世界来看都是非常好的水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具有较大空间，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也仍有巨大潜力，这都是中国经济的底气所在。

林毅夫教授认为，到2035年之前，中国经济仍然具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一年的增长都要达到8%，但即使考虑到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5.5%也是一个合理的、实事求是的目标。

中国总储蓄率变化 来源：CEIC

本次两会及金融委会议恰逢其时，打消了市场的多个顾虑。

对于政策面的顾虑，本次金融委会议专门提到：“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回应。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国务院金融委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大协调和沟通力度，必要时进行问责。”

结合央行在1月18日的表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要抓紧做事，前瞻操作，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

央行和金融委连续表态及时回应，代表着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呵护之情，在当下的环境中，任何的政策变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不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很容易引发谣言四起，导致蝴蝶效应。

而市场为何会胡乱猜测政策，也是基于我国近年的政策存在一些不连续和不透明的情况。

最典型的如我国去年教培双减一刀切政策，力度之大远远超出了此前市场的一致预期，打破了投资者的思维惯性。

在此，我们坚决拥护有关部门作出的“双减”政策的大方向，但如果在政策出台时，能更多考虑投资者的心态波动，采用金融委会议中提出的“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的方案，则无疑会取得更佳的效果。

对于地产和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也是加剧了市场的恐慌。随着头部互联网企业纷纷遭遇强监管，地产行业出现大量违约事件，投资者担心政策会持续加码，信心严重不足。

这个信心不足的“雪球”越滚越大，到了3月13日晚间几乎到达了顶峰，一则“阿里大幅裁员，腾讯可能遭遇强监管并也将大幅裁员”的消息惊爆了市场。作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成长的代表型头部企业，它们的裁员发出的信号，无疑是对经济活力的巨大杀伤。

16日会议的意义重大，其重点就是明确：慎出收缩性政策，并在最后措辞严厉的提出了“必要时进行问责”，给投资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意义超出资本市场

如果将视角放到全球宏观经济视角，更可以看到本次金融委会议的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也好，中概股也好，均已经不再是单独受中国经济影响，而是诸多国际因素综合的结果。

可以看到，随着美联储在3月16日进行了四年来第一次加息，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亟需将超发的货币回收至美国，而这势必将影响包括我国在内的资本市场，尤其是港股存在一定的外资抛售压力。

而如今随着我国防疫压力加大，俄乌冲突引发全球动荡，目前就是一个狙击中国的最好时机。

近期外媒密集披露各类信息，如中国即将拆分某互联网巨头，中国将对某企业进行罚款，刻意片面解读共同富裕政策，意图营造中国投资不安全的幻觉，打击投资者投资中国的信心。

一套组合拳下来，中国企业，尤其是大量中国优质企业已经明显出现了价值背离的情况。

以搜狐为例，如今搜狐账上现金数量是其市值的约两倍，也就是说市价买下搜狐后立马宣布破产清算，都能有一倍的利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估值水平，反映了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的过度悲观。

如果放任优质企业股价下跌，那么中国不仅将丧失金融定价权，这些带血的筹码可能就被外资廉价收购，满盘皆输。

而且，资本市场的涨跌，绝不仅仅关乎市场参与者的盈亏，更关乎整个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向观察者网指出，中国股市无论对稳投资，还是稳消费，都有重要意义。只有合理的估值才能帮助企业融资，进而促进企业不断投资、扩建和收购产能，而股市非理性下跌所带来的负财富效应，也会打击消费，对当前稳增长是十分不利的。

面对这样一场不能输的战役，金融委及时出击，对于资本市场的非理性因素进行了厘清。

这个会议的重要意义，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数年的中国金融格局，是一个综合性蓝图的描绘。

中国在走向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道路中，有两个被“卡脖子”的难题必须被解决。一是以“芯片制造”为代表的硬科技短板，二是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全球化建设。这次会议是一个开始，股市暂时的涨跌不是它的目的，对资本和平台既合理有度地控制，又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是中国道路的又一块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