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中国将未富先老？生产力提升的空间在哪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钟】

如果要给国内最受关注的社会经济话题进行一个排名，那么“人口出生率下降”肯定会排在前列。

2021年中国新生人口只有1000多万，这条新闻在不久前引发了热烈讨论。讨论中大家最担忧的几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如此之快，如何才能逆转这个趋势？现在新生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这预示着未来年轻人人口数量也会大幅度下降，怎么能养得起未来庞大的的老年退休人口？

如何逆转出生率下降？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分析当前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对此，许多专家学者已经分析得非常多了。

简单总结一下，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很多因素综合造成的。长期因素包括工业化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导致很多人不需要组成家庭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而许多地方男女比例的不平衡和男女对于婚姻期望的不一致也导致结婚人口逐年下降。2013年中国每千人有9.9对新婚夫妻，而2020年中国每千人只有5.8对新婚夫妻。新婚家庭数量下降自然会导致出生率下降。

此外，昂贵的房价、教育、医疗成本以及内卷的教育和就业市场也成为许多夫妻不要小孩的重要原因。最后，新冠疫情的反复则是影响近两年出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前西安抗击疫情时出现的医疗事故虽然是个例，但是这样的风险的确让许多家庭暂时放弃了近期生育的计划。

护理新生儿，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目前，好几项鼓励生育的国家政策已经出台。而各种鼓励生育的宣传更是层出不穷，就连春节晚会也将鼓励生育作为小品主题。部分地方政府也在制定政策来直接鼓励生育，比如在广东省廉江市黄竹根村，在当地籍贯的海外华侨的资金支持下，每一个新生儿将获得9万元的奖励。

类似直接鼓励生育的政策在国外也是有先例的。比如日本在2005年以后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新生儿就进行现金奖励，每个新生儿最多可以获得20多万日元的政府现金补贴。但是从效果来看，这项政策并没有逆转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大趋势。

虽然日本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但是考虑到中国出生率下降背后的各种因素——如疫情风险、男女比例差距、婚姻观念的变化都和经济不直接相关，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也不能让经济补贴成为刺激生育的主要手段。因此，目前可以实施的政策只能是让出生率短期内稳定在当前的水平，尽量防止出生率进一步大幅度下降。

如果出生率下降的趋势短期不太容易出现反转，那么未来中国是否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养老危机？对于这个问题的担忧，实际上是在担忧未来的中国劳动力人口能否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和服务。在宏观经济层面，这是一个供给侧的问题。

以前我们的文章里也曾经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当时提到的一个主要解决方案就是要依靠提高生产力来保证中国经济的总供给持续增长。这里我们可以将生产力分解成人力资本和资本存量这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

人力资本就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资本存量可以看作是生产工具总量，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和机器设备。高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叠加上充分的生产工具如机器设备和控制软件，通常就意味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

下图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合作计算的人均人力资源指数图，用来衡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作为和中国的对比，我选择了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的人均人力资源指数。

中日韩美德人均人力资源指数

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德国、日本作为老牌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均人力资源指数从1950年代开始就相当接近，在过去70年间，他们的指数从2.5左右缓慢上升到3.5以上，保持在世界领先的水平。

中国和韩国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在1950年代都很低，韩国的起点比中国高一些。在70年间，韩国的人均人力资源指数上升到美、德、日这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国人均人力资源指数也大幅增长，从1952年的1.1左右增加到2019年的2.7。

当然，由于中国人口庞大，按照人均计算劳动力教育程度能有这样的增长已经十分出色了。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人均人力资源指数仍然处在美、德、日1960年代初以及韩国1980年代末的水平。

再看资本存量。下图是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对比图。资本存量数据同样来自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中日韩美德人均资本存量

在1960年，韩国人均资本存量是7800美元，日本是18000美元，德国是58000美元，美国是81000美元。而当时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1200美元，不足韩国的六分之一，不足美国的六十分之一。到了2019年，美、日、韩、德的人均资本存量都达到了20万美元以上，其中德国达到了25万美元，而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到72000美元，达到了发达国家近三分之一的水平。

当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从原来的几万美元增加到十几万美元。我们现在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只不过才是美国和德国1960年代初、日本1970年代初和韩国1990年代初的水平。

如果把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源水平和资本存量看做起点，把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水平和资本存量看做目标，我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升自己的生产力。政策目标有了，剩下的就是要寻找一条恰当高效的政策路线来让我们顺利实现生产力提升的目标。

在人力资源方面，过去十几年的大学扩招就是这样一个扩大教育供给的政策思路。但是大学扩招相应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职业技术教育相对发展不足。许多大学毕业生缺乏进入制造业一线的劳动技能，同时也不愿意进入制造业工作。职业技术教育提供的毕业生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培训而无法胜任高端制造业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在这方面，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提供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尤其是让企业尽早介入技术培训和教育，使得学校培训传授的劳动技能更切合实际和企业需求，毕业生未来的就业前景也更加清晰明确。

而美国的社区学院体制也有值得国内借鉴的地方：学费低廉，大量和地方企业合作，这样培训的技能偏向实用，同时学院的学分也被本地的本科大学有条件地承认，社区学院的学生如果愿意转入普通大学也有方便和优惠。

国内有一些地区已经开始考虑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这个政策如果真正实施，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初中以后辍学打工的年轻人就可以继续学业，和当年大学扩招一样，这将大幅度增加国内受教育的人口数量。

但是，这个政策并不能解决另一个问题：不同区域教育质量和教学资源的极大不平衡。有的学校在一流的教学质量之外还可以请到社会名流来做演讲，与学生交流，开拓学生视野，而有的学校很多科目连一个合格的老师都很难找到。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导致很大一部分学生，即使经过三年高中义务教育，他们接受的教育培训水平也远远不如那些富裕地区的优秀学校的学生。

张桂梅和学生们在一起。新华社发（陈欣波 摄）

而从教育政策的投资回报比率的角度分析，提高落后地区学校教育质量对于全社会带来的回报却又是最大的。国内优秀的师资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学区房的价格就是明证。虽然很多城市正在对学区房制度进行改革，但是仍然不能解决跨地区的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大学本科教育水平质量不平衡的问题。

以前我们在文章里多次提到过，利用新的网络技术，推进不同群体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途径。

其次，加大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学习美国、德国值得借鉴的经验，为企业提供政策优惠，促使那些需要高素质员工的企业也参与到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教学实践中来。

在资本存量方面则应该继续鼓励投资，尤其是在机器设备、精密仪器和工业商业软件方面国产化的投资。这里可以采取的措施除了国家已有的基金和补贴之外，也可以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

人口出生率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已知的各种可能的政策手段是否能够迅速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是面临未来人口结构的老年化趋势带来的经济挑战，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政策措施却是相对明确，并有国外先例可以借鉴参照的。

2022年刚刚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希望今年的政策方向可以继续加强在以上这些方面的投资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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