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亚：武宁王陵为何被韩国人称为奇迹？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伊斯托利亚】

1971年7月5日，雨季，公州松山里墓正在进行排水工程。然而，挖沟工人的铲子似乎突然被卡住了，当他进一步检查时，发现了零零散散的砖块。当一块块砖被挖掘出来时，一座陵墓突然出现。

移除入口处的砖块后，金元龙博士和时任公州博物馆馆长的金永培发现了一块墓志铭，上书“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年六十二岁、癸卯年五月丙戌朔七日壬辰崩到”，斯麻是武宁王的名字，于是武宁王墓得以自此重见天日。

为何被称为“奇迹”？

武宁王陵建于百济时期，距今约有1500年历史。据韩国考古学家判断，武宁王的陵墓未曾被盗掘，其发现被韩国人称为奇迹，甚至有人将之与图坦卡蒙墓的发现相提并论。但武宁王陵的发掘过程，若细细考来，可算是韩国考古学界一段略带悲剧色彩的历史。

通常，这种王室陵墓发现，除非是抢救性发掘，否则光是调查等前期准备工作就需要相当多时间，然而，武宁王的陵墓并未受到此等待遇。当时，在武宁王陵的发掘毫无章程，记者蜂拥而至围观时，现场更变得一团糟，青铜器等文物遭到破坏。最终，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武宁王陵被迅速处理，只有大件的文物被清理了出来，其余的都被扫在了一个麻绳捆绑的麻袋里。

金元龙博士后来提到这段挖掘过程时，认为自己负有责任，称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韩国考古学界一度将武宁王墓的发掘描述为考古学上的灾难性黑历史。好在这样的灾难性发掘给韩国考古学家上了重要一课，后续的考古发掘过程逐渐走向正轨。

武宁王作为百济的第二十五代君主，其陵墓的建造及出土的相关文物，是了解百济历史的重要资料。

从百济王陵石村洞的墓葬群中可以看出，过去周围地区的墓葬以石冢为主，而在松山里的墓葬中，武宁王墓和松山里6号墓是用砖砌的。砖墓在朝鲜半岛并不流行，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历史上，类似汉墓形制的砖墓似乎只出现在平壤地区，并不是半岛流行的墓葬。

从韩国的地形来看，这里很容易获得石头，就地取材永远是最方便的，所以用石头建造的坟墓更多，而较之选用石材，造砖需要的技术要求更高，烘土制砖的过程复杂，并且成本较高。不难想象，武宁王陵墓和松山里六号墓的砖墓形制应该跟平壤地区一样，受到了当时中原文明的影响，武宁王墓出土的镇墓兽也是中原墓葬的常见陪葬物，亦可作为辅证。

从这个层面来看，武宁王陵的发掘不仅补充了百济历史的讯息，而且还揭示了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中国的墓制、陶瓷、铜镜，日本风格的木棺，以及取材自东南亚的玻璃珠，都表明当时的百济似乎是东亚文化交流的宝库。

“造此是建业人也”

武宁王陵近期为何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要从一则报道说起。

韩国媒体披露，韩国国立扶余文化研究所日前表示，去年（2021年）在忠清南道公州武宁王陵附近出土的墓砖，上书汉字“造此是建业人也”，确认是由中国古代工匠制造。这更说明了百济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29号墓出土的墓砖。图自扶余文化研究所

中国古代的建业工匠似乎曾经漂洋过海，来到百济，所铸之砖成为了第二十五代百济王王陵的一部分，也有可能这位工匠本身就是王陵的设计和建造者。武宁王在位的时间约为公元501年至523年，同时期的中国，北魏与梁（都城建康）对峙。而墓砖所书南京的“建业”之名仅在三国时期被东吴政权期间使用，时间大约是公元212年至280年。

到底是三国时期的匠人就到了百济，两百年后，其后人为武宁王造墓？还是东吴流民流亡域外二百年，于六世纪初期到达百济，铸造此砖？亦或是此砖在三世纪就已经铸造，只不过武宁王建陵墓时加以挪用？这些问题着实引人遐想，当然目前或许还无法彻底“破案”。

百济何时以朝贡国的身份与中国接触？

从文献材料来看，百济的相关历史记录见《三国史记》，该书是高丽宰相金富轼（1075年-1151年）奉高丽仁宗之命所编撰的高丽官修正史，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完整史书，全书包括《新罗本纪》、《高句丽本纪》、《百济本纪》、《年表》、《杂志》和《列传》六部分。其中《百济本纪》共有六卷，按照诸王继位的顺序记录，这也是我们知道武宁王为百济第二十五代王的史料来源。

不过，《三国史记》主要参考了朝鲜半岛曾经流传的其它史籍，比如《旧三国史记》、《新罗古记》、《花郎世记》、《海东古记》、《高丽古记》、《百济古记》、《三韩古记》等，由于编纂之时也参考了中国的史籍，包括《魏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故而可以说它是朝鲜半岛第一部将本土史料与中国史料结合起来编纂的史书，具有一定可信度，但是在两国史料记载有冲突时，金富轼却选择更信任朝鲜本土的史料。

据《晋书•简文帝纪》记载，东晋咸安二年正月（372年），百济“遣使贡方物”，这是百济首次以朝贡主体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史籍中。而按《三国史记》的记载，百济早在汉成帝时期（公元前18年）便已建国，但是《百济本纪》有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也就是说，早期的百济并没有文字记事，直到在一位高兴博士帮助之下，才开始有文字以记国事，根据学者推算，此事应该发生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因为在公元前372年，根据《晋书》的记载，百济首次朝贡东晋，当时的晋制博士有太常博士、太学博士、国子学博士、律博士等，很有可能这位高兴博士便是来自东晋。

《三国史记》资料图

换言之，百济修史始于372年，之前的历史几乎都是追溯的。百济以朝贡国的身份明确与中国接触是在372年，也就是说，此前百济与同时期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交流与互动不应该只看朝鲜半岛地区流行的材料，还应该参考外部史料。

马韩，是公元前100年至300年间位于古代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忠清、全罗两道）的部落联盟， 与“辰韩”和“弁韩”（弁辰）合称“三韩”。从中国方面的史料来看，《三国志•东夷传》条列马韩五十余国的名单中有“伯济国”，可能就是百济的前身。公元1世纪，百济击败马韩部落的首领目支国后赢得汉江流域。到3世纪末期马韩仅剩下20个部落。之后，百济在4世纪最终征服了马韩所有部落成为朝鲜半岛三国之一。

在此之前，中国早就有了与三韩的交往、联系。秦统一六国之后，由于秦始皇大兴徭役，秦朝的百姓或以暴动反抗，或偷偷逃亡，其中就有一些人逃到了马韩地区，马韩“割东界地与之”。不过这样的流亡人数并不多，且大多被同化，没有形成一定的秦亡人集体。

西汉初，战国时期燕国人卫满率众东渡浿水进入朝鲜半岛，投靠箕子朝鲜，后自立为王，驱逐原先的君主箕准，其君主率人南逃，攻马韩，相持不下之际，三韩在内的族群欲“上书见天子”。这里的天子指的就是西汉皇帝，可见当时的三韩希望与经济文化发达的西汉地区保持着联络。

根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新罗、百济先后建国，上文已经提到，百济372年才以朝贡国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史料中，虽然在此之前百济已经建国，但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仍旧以韩代称朝鲜半岛的几个政权，提到东汉“桓灵之末，民多流入韩国”。

值得注意的是，百济、新罗等国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未被征服的三韩诸部积极寻求与曹魏政权的合作，甚至建立了臣属关系，286年，未被百济彻底征服的马韩遗民还曾“遣使来献”。

河南洛阳曹魏皇家大墓（新华网资料图）

到了3世纪中期，百济曾经趁着曹魏幽州刺史与高句丽爆发战事的时候劫掠乐浪，但是后因畏惧更大的战事归还所掠人口。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的分歧与战事势必导致他们寻求外部强大势力的支持，与中国的交往势在必行。但是由于后来中国长期陷入战争之中，中原王朝与百济的官方交往记录并不多，我们无法悉知其中的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秦以降，战乱流民北上或南下的情况时有发生，民间的交流也未曾断绝。

逐渐增多的交往

4世纪，百济与中国的交往逐步增多，不断向南方政权朝贡，宗藩关系逐步确立。不光东晋，后来刘宋政权建立，武帝刘裕曾经封当时的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督百济诸军事。大明南齐亦延续了这种传统。尽管这样的传统断断续续一直流传下来，但是同阶段的百济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并算不上频繁。

隋唐时期，百济与中国的交往日益密切，隋炀帝征讨高句丽的时候，百济还曾为隋提供支持。唐朝时期，原本就已经建立的宗藩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唐太宗时期，在礼法上进一步明确了唐与百济的宗藩关系，百济不得按照自己的年号记事，在650年开始使用中国的永徽年号。百济与中国的交往也不再限于政治层面，唐朝皇帝时常赐物，并教授技法，百济曾派遣学生前往大唐，请入国学，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

从历史意义上讲，“造此者建业人也”一砖是百济与中原王朝民间交流的一大见证，虽然不论是三国时期还是南北朝时期，百济与中原王朝的政治交流都并没有后来的隋唐时期那么频繁，但是民间的交流早已有之。或许，我们今天无法知道这位南京工匠究竟经历了什么，但如果再看看此地还出土了时代不晚于4 世纪前叶的中国施釉陶器及瓷器，便也能勾勒出一幅百济与中原王朝早期文化交流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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