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肯贝里、米尔斯海默：早早遏制中国，到底可能吗？-约翰·伊肯贝里、米尔斯海默
【文/ 约翰·伊肯贝里 约翰·米尔斯海默 译/ 观察者网 常宜】
自由主义者真正的赌注
约翰·伊肯贝里
大多数观察人士都同意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观点，即自由派对中国下的赌注赌输了（“不可避免的竞争”，2021年11月/12月）。米尔斯海默更进一步指出，美国与中国的交往战略是其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灾难之一，而另一种战略——遏制战略——起码能阻止或至少推迟中国成为威胁。
米尔斯海默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在冷战后为了加强以其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基础，采取了很广泛的方针，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一战略带来的好处远大于其代价。
在悠久而传统的秩序建立的基础上，美国推动国际体系朝着与其利益和价值观广泛一致的方向发展，促进建立自由民主的规则和机构，扩大与欧洲和东亚盟国的安全合作，并建立国际联盟，以应对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
一旦中国开始崛起，放弃这一战略将使美国不仅在全球，而且在对抗中国方面处于极其糟糕的境地。在米尔斯海默的世界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会变得更少。在不那么稳定和繁荣的全球秩序中，它将面对一个充满敌意和不满的中国——因此也更缺乏能力来建立应对21世纪的问题所需的合作关系。
自由秩序的胜利
随着苏联解体，有潜力取代美国所主导的自由秩序的最后一个大国突然消失，各国纷纷吵嚷着加入自由世界。民主国家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30%上升到21世纪头十年的近60%。北约和欧盟的成员范围扩大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激增，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美国领导着一个不断扩大的全球体系，这个体系正在创造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多的财富、安全和社会公正的曙光。这是自由派的最大赌注，也是世界历史性的胜利。美国官员显然希望中国成为这一不断扩大的秩序的利益攸关方，但这从来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米尔斯海默所提供的用来对抗中国的现实主义指南，根本没有看到、解释或认可这一成就。当冷战结束时，米尔斯海默和其他主要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将要瓦解。
“苏联的威胁提供了维系北约的粘合剂，”米尔斯海默在1990年的《大西洋月刊》中评论道，“如果没有这种进攻性的威胁，美国很可能放弃欧洲大陆；它领导了四十年的防御联盟很可能会解体，结束维持欧洲45年和平的两极秩序。”但在欧洲和东亚，情况恰恰相反。苏联的威胁消失了，美国的同盟体系却依然存在，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也加深了。
冷战结束30年之后，包括米尔斯海默在内的许多现实主义者再次对美国的联盟提出质疑，并打着“离岸制衡”的旗号，主张减少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安全保障。在他们看来，华盛顿应该专注于保卫西半球，同时在保护欧洲和东亚盟友方面要发挥更有限的、后备性的作用。
但是，美国的紧缩政策肯定会促使中国和俄罗斯扩大其势力范围，预示着现实世界的回归，这种逻辑是多么的熟悉而悲惨。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每个人都应该庆幸美国没有遵循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剧本。
“自由主义的胜利”，图中将“民主国家”定义为自由主义+选举的“民主政体”，图片来源：见水印
遏制+接触的战略
米尔斯海默也没有意识到美国的对华战略不仅仅是接触。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届政府中，美国的确寻求将中国拉入全球秩序。毕竟，中国早已经在里面了——它是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的成员，也是许多其他地区和全球机构的成员之一，包括从1992年开始的《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但是，美国的这一战略还有两个组成部分。
首先，华盛顿通过在东亚建立一个活跃和深化的联盟体系，来制衡中国的力量。克林顿政府恢复了美日同盟，并将安全条约重新定位为维稳力量，这无疑是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成就之一。
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当时在五角大楼任职并反映克林顿政府思想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注意到了“中国力量的崛起”，并提出了美国在东亚“深度接触”的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否会继续留在该地区，或继续通过其部队的前沿部署在该地区提供安全保障，这一点并不十分明显。但事实证明，深度接触政策直到今天仍是美国战略的核心。
美国战略的第二部分是在更广阔的亚太地区加强地区机构的力量。华盛顿超越了东亚的传统边界，与澳大利亚、印度和美洲合作，加强了亚太的安全和经济架构。这个想法在于，扩大地区范围将增强其开放性，减少由中国主导的可能。
考虑到这一系列措施，上世纪90年代的许多观察家——包括许多中国人——将美国的对华政策称为“遏制与接触”的混合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要失败在于让中国融入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之前没有提出相应的条件。在冷战期间，自由主义秩序像一个俱乐部，一种互助社会，成员们遵循自由民主原则，以换取进入西方导向的贸易和安全体系。
冷战结束后，这种条件逻辑崩溃了。自由主义秩序变得更像一个购物商场，各国可以挑挑拣拣，想买什么买什么。中国加入了秩序的一部分并从中受益，例如获得了有利的贸易条件，但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承诺。
米尔斯海默写道：“美国领导人应该制定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对中国施加更严厉的条款。”但实现这种条件的前提则需要一个强大而统一的自由秩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国维持着分裂和竞争的状态。
米尔斯海默认为，除了在贸易上对中国提出更多要求之外，美国还应该有更激进的追求：建立一个旨在系统性地限制中国经济增长和实力的冷战后大战略。在他构想的与现实完全相悖的历史中，美国竭力让中国留在弱小、贫穷和边缘化的状态。但是，这种方案是否可取，甚至是否有可能实现，我们仍然存疑。
首先，美国大众不太可能支持这种向中国施压的战略。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这项政策在政治上具有冒犯性和不道德性。许多人也会想知道，中国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威胁，以至于要实行这种不自由的现实政治。
即使是当时的现实主义者也并不相信中国会成为未来的竞争对手。例如，1992年，一份由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顾问撰写并泄露给媒体的典型现实主义报告认为，美国在新时代的使命是确保欧洲或亚洲不会出现任何与其竞争的超级大国，但它将德国和日本，而不是中国，认定为未来美国领导地位的潜在挑战者。
美国人当年砸的是日本车，图片来源：News4报道视频截图
米尔斯海默罔顾事实的问题远不止于此。要想全速遏制中国，就需要愿意合作的盟友和伙伴。然而，其他国家很可能会正确地估计到，中国对他们来说，不会构成像对美国而言那样的威胁。
同时，美国政府本身也会发现维持长达数十年的遏制战略是不现实的。要想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就需要政治阶层、商界和外交政策精英的统一——所有这些充其量都只是异想天开。
长期以来，米尔斯海默对于自由民主国家能否清醒地追求其长远国家利益一直表示深深的怀疑。认为美国会那样做以防止现在或者几十年后的权力过渡，而且这种过渡甚至可能不会发生，这就有点太脱离现实了。然而，米尔斯海默在他的文章中表示，这样一个谨慎而连贯的大战略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还可能维持长达好几代人的时间。
如果美国以某种方式推行了米尔斯海默的战略，这将是一种自我伤害的行为。对中国的遏制会使美国和它的伙伴更加分裂，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加混乱。美国经济会输给其他竞争者，因为它们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受益。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声誉也将被削弱，也许这是不可弥补的。最终，米尔斯海默的战略也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
更糟糕的是，中国在美国这次失败的遏制行动中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同时也会变得更加强大，并且与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和规范更加脱节。在米尔斯海默的这些反事实的论述中，美国与中国的合作会比现在更少，而当下全球变暖、病毒大流行、网络战争和核扩散等一连串的全球威胁恰恰需要更多国家间的合作。
对美国而言，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挑战对手，就这一点而言，米尔斯海默是对的。这两个国家是对全球秩序持对立看法的、争霸的对手。
美国认为——它两个多世纪以来一贯如此——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是更安全的。中国对这样的世界秩序越来越有异议，这就是大战略问题。但面对这一挑战，美国最好与其盟友合作，加强自由民主和使其安全的全球体系，并同时寻找与主要对手合作的机会。
G·约翰·伊肯贝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阿尔伯特·G·米尔班克研究所（Albert G. Milbank）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韩国庆熙大学（Kyung Hee University）全球学者。
伊肯贝里与米尔斯海默，后者没有正面回应错误预测北约“可能解体”、高估美国内部的统一性与执行力等问题
米尔斯海默的回应：
很高兴能够看到约翰·伊肯贝里（John Ikenberry）承认，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彻底失败了：用他的话说，中国和美国现在是“对全球秩序持对立看法的、争霸的对手”。由于他没办法再为接触战略辩护，他转而关注美国政策制定者在所谓的美国独霸时代所追求的、更广泛的自由主义霸权政策。奇怪的是，他坚持认为那时候的霸权政策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成功”。
然而事实并不支持这一说法。让我们考虑一下，相比于1990年，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是怎样的。1990年，美国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今天，它则面临着两个充满敌意和危险的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伊肯贝里几十年来一直倡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支离破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政策几乎每一次都失败了，这造成了无数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破坏。
冷战后的民主似乎继续发展进步，而现在民主却逐渐衰败。更糟糕的是，美国的民主现在正是众矢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自由主义霸权的泛滥及其失败。伊肯贝里告诉我们，美国“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是更安全的”，但他长期以来支持的政策却破坏了国内外的民主，按照他的逻辑，这一政策恰恰使这个国家变得不那么安全。
伊肯贝里歪曲了我对遏制战略的观点，据他说，我宁愿美国“让中国留在弱小、贫穷和边缘化的状态”。但是实际上，我从未这么说过，因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无论如何，中国经济都会增长。
实际上我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设法使中国的增长率放缓，不仅是为了延缓其崛起为大国的这一过程，还是为了确保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与美国匹敌的竞争对手。
伊肯贝里说，遏制战略并不可行，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一战略遭到了美国盟友和伙伴以及美国内部人士的反对，这些内部人士里面就有外交政策精英。这也正是我的观点：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太痴迷接触战略，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对该策略进行脚踏实地的争论。
然而，我相信，如果美国领导人致力于实行现实主义的政策，他们本可以制定一项有效的遏制政策，而且这一政策在国内外都能够得到巨大的实质性支持。与伊肯贝里的观点恰恰相反，一个强大的中国对其亚洲邻国构成的威胁甚至比对美国的威胁还要更大。
伊肯贝里在将遏制战略视为不可行，并说这“将是一种自我伤害的行为”之前，他还声称，美国实际上追求的外交政策是对中国的“遏制与接触的混合战略”。
他写道，约瑟夫·奈（Joseph Nye）1995年曾发表的关于美国在东亚“深度接触”战略的文章就体现了这种混合的情况，伊肯贝里将这一战略说成了深度遏制的代名词。这个论点的问题比比皆是。
首先，从逻辑上来说，伊肯贝里不能认为遏制既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同时又是美国政策的核心要素。
其次，接触与遏制并非一对互补的战略。接触战略接受这样的情况：全球力量平衡将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但这一立场与遏制战略直接相悖。
第三，美国政策制定者总是拒绝遏制战略——正如奈本人在伊肯贝里引用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把中国描绘成敌人是错误的，遏制策略很难逆转，敌意将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是对待中国这一新兴大国的更好方法。”
伊肯贝里声称，既然我倡导“离岸制衡”，那么在我看来美国便不会给盟友任何帮助，他还觉得我认为“华盛顿应该专注于保卫西半球，同时在保护欧洲和东亚盟友方面要发挥更有限的、后备性的作用”。但实际上，对于东亚，我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观点。相反，我一直认为，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直接与中国对抗，它必须与盟友密切合作，遏制中国的崛起，这可以通过保卫台湾地区等手段达到。
最后，伊肯贝里那些关于如何应对强大中国的建议表明，他基本没有从最近的事情里吸取多少教训。在他的回应里，他以承认美国接触战略的失败为始，却以建议美国致力于“寻找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合作的机会”为终。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不用多说了，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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