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雨潇：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喊出：Chinese New Year！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戴雨潇】
寅虎年到来，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欢度新春佳节。包括海外的华人华侨在内，全世界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也在一同庆祝农历壬寅年的到来。
但春节应该怎么翻译，成了大家争论的一个话题。
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发表了新年贺词。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都是用 “Happy Lunar New Year” 的表达拜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一月底和二月初发表了两次新年致辞，第一次用了 “Lunar New Year” ，第二次用了 “Chinese New Year”。
此前，曾经抗议泡菜、参鸡汤、韩服起源于中国的韩国教授徐坰德，也盯上了农历新年的英文译法。他声称由于韩国也过春节，所以这个节日不能翻译为 “Chinese New Year”，而必须翻译为 “Lunar New Year”。他号召韩国网友抵制 “Chinese New Year” 的英文译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争议？我们作为中国人又应该用哪个英文词汇描述农历新年？
中国农历不是 “Lunar Calendar”
首先解释下词义。英文中 “Lunar” 这个形容词意思是“和月亮相关的”，词源为拉丁语的 “Luna” ——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露娜”。“Lunar New Year” 实际上是 “Lunar Calendar New Year” 的简称，直译成汉语为“月历新年”或“阴历新年”。
月历，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参考月相周期制定的历法。由于月亮的盈亏在夜间一目了然，观测月相比观测太阳更容易，因此很多古代历法是月历。在目前世界上仍然通行的历法中，只有伊斯兰教的哈吉来历为纯粹的月历。
月亮两次出现同样月相之间的时间称为一个朔望月（无月为朔，满月为望），平均时长约为29.53天。在阴历中取整之后大月是30天、小月是29天。如果我们将12个朔望月定为一年，那么1年的长度大概就是354.36天。伊斯兰历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平年有354天，闰年有355天。
我们知道一年四季是由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形成的，与月球无关。根据现代的精确观测，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周的时间（称为太阳年或回归年）约为 365.24 天，比12个朔望月多了11天多。这就意味着伊斯兰历这类月历的“年”和回归年之间的误差会越来越大，所以月历的一个显著的局限性就是没有季节（每过十几年，夏天的月份就会变成冬天的月份）。
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农业，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太阳的位置变化与农业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只参考月相制定的历法不能满足古代社会的需求,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创造了“节气”的概念。
至于如何确定节气，早在《周礼》中就出现了“土圭测影”的记载[1]。具体的方法为垂直地面立一根长杆，通过观察记录它在正午时影子的长短变化来确定节气——每年日影最长定为“冬至”，每年日影最短定为“夏至”，其中昼夜长短相同的两天就是春分和秋分。
北京古观象台的圭表
古人为了同时确保“月”反映月相盈亏、“年”反映太阳周年运动，所以就发明了“置闰”——基本原则就是每两三年加一个闰月（置闰的具体规则极其复杂，本文篇幅有限难以展开）。如此一来就解决了12个朔望月比一个太阳年少11天的问题。
由于中国传统历法（又称农历或夏历）同时参照了对太阳和月亮的观测，属于一种“阴阳合历”，翻译成英文应当为 “Lunisolar Calendar”。近代一些老百姓将传统历法称为“阴历”，主要是相对西来的纯阳历而言，这种叫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基于上述基本原则，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多重历法。汉武帝的时期制定了第一部完整统一且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该历法规定一个回归年为365又1539分之385日，一个朔望月为29又81分之43日，以冬至所在的月份为11月，确定正月初一为一年之始。
在《太初历》之后，我国历朝历代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不断根据观测修正误差以及改良置闰规则，陆续出现了南朝宋人祖冲之的创制的《大明历》、唐朝僧一行创制的《大衍历》以及元朝郭守敬等人创制的《授时历》等历法。这几部历法无论精度还是计算方法都领先于西方。
到了晚明，徐光启等人吸纳了哥白尼、伽利略和地谷等欧洲天文学家的新理论创制《时宪历》，根据太阳的实际位置确定节气（定气）。现行版本的农历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负责颁布发行，其定气法和置闰规则等基本思想均沿用自《时宪历》[2]。
在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诸国的历法均照搬自中原。越南从14世纪至19世纪初都在使用元明的《授时历》，1813年采用了中原的《时宪历》，之后随法国殖民开始改用西历。
朝鲜半岛的政权长期接受中原颁历授时，早在西元624年就有高句丽“遣使内附，受正朔，请颁历。许之”的记载。之后半岛相继出现的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长期为中原属国，接受元明清朝廷颁历，直到满清甲午战败后被迫放弃与朝鲜的册封关系。
历史上越南、朝鲜和琉球等国臣服中国的大部分时期，其国内使用的历法都来自中原朝廷，甚至连朔望的时间和置闰的计算也全都按照中原的观测确定而非当地时间。近代越南和朝鲜开始根据当地的观测定朔和定气，由于两国的纬度和时区与中国不同（朝韩比北京早一个小时，越南比北京晚一个小时），会偶尔出现和中原农历相差一天或者一个月的情况。但是直到今天，越南和朝韩的农历同共和国现行农历一样都遵循崇祯朝修订的《时宪历》中记载的规则。
二、年节习俗的传承
越南人和朝鲜人除了使用的农历来自中国，过年的习俗自然也来自中国。
我国早在汉朝就有岁首全家祭祖的记载，例如东汉农学家、文学家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提到了“正月之朔，是谓正旦，躬率妻孥，洁祀祖迩。”
汉人崔寔的《四月月令》记载了新年的庆祝活动
最早的关于门神形象的记录也来自汉朝，《汉书 · 广川惠王越》中有载“其殿门有成庆（古代勇士）画，短衣大绔长剑”。
魏晋时期开始有关于守岁的记载。周处《风土记》曰：“蜀之风俗，晚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
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很多当时的过年习俗：
“元日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也”描述了人们通过烧竹子来驱魔避邪（到宋朝时人们开始用火药制作爆竹）。
“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帖『宜春』二字”，即福字和春联的起源。
“岁暮家家俱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家人相聚饮酒，一起守岁，吃年夜饭。
足可见今天我们熟悉的大部分过年习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3]。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废除农历，全面改用西洋格里高利历。首任总统袁世凯将新西历的1月1日定为“元旦”，将旧农历元旦改称“春节”（在民国以前，春节一词主要指立春）。这个命名习惯被国人沿用至今。
1928年，国民政府曾颁布政令禁止人们出版和使用农历，甚至禁止老百姓庆祝农历新年，理由是他们认为“迷信是国民革命进程上的障碍物，旧历是迷信的参谋本部”。最终由于民间抵触过于强烈，政府不得不放弃。后来国人逐渐形成了日常使用西历但是仍然庆祝农历节日的习惯，即新旧二历并存。
目前在国外，除了华人华侨以外，庆祝农历新年的族群主要是越南和朝鲜人。日本由于明治政府于1873年完全废除了基于中国传统历法的“和历”而全面改用西洋格里高利历，旧历元旦的庆祝活动全部迁移到了西历的1月1日。
在越南，农历新年被称为“节元旦”（Tết Nguyên Đán）或者“节”（Tết）。围绕新年的诸多习俗和中原类似，例如从腊月廿三送灶王爷，到过年期间贴春联、贴福字、挂年画、放鞭炮等。越南人和中国人一样，会尽量在除夕前赶回家乡，同家人一起守岁，吃年夜饭。到了大年初一，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此外越南人还有在大年初一吃粽子的习惯。
越南商店贩卖的新年饰品（shippedaway.com）
朝鲜人将农历新年叫作“설날”（朝鲜语的新年）、“원단”（元旦）或“세수”（岁首）。朝鲜人也讲究除夕之前回家，除夕夜同家人一起守岁。年夜饭通常是由媳妇亲手准备的五谷饭、馒头和烤肉等传统饮食。他们和我们一样，大年初一晚辈对长者行大礼拜年（“岁拜”），长辈给晚辈压岁钱。人们还会在这天祭拜祖先，给故人供奉食品（“正朝茶礼”）。祭祀结束之后，人们才能享用由米糕片汤等菜肴组成的新年第一餐“岁馔”。春节期间的户外活动通常有踢毽子、投壶和放风筝等。
南朝鲜人新年祭祖的供桌（ABC）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越南和朝鲜过年的习俗基本都是从中国照搬的，完全继承了“团圆”“拜年”和“祭祖”这些核心精神，只有极少数饮食和活动有所区别。
“政治正确”的产物——“Lunar New Year”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国人消费能力的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留意到农历新年这个节日。西方的商家和政客有意想要通过拜年拉拢华人群体，但是他们发现很多海外越南人和韩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过的是“中国新年”（Chinese New Year），也不习惯中国近代袁世凯发明的叫法“春节”（Spring Festival），因此出于“文化包容”的所谓“政治正确”创造出一个去中国化的说法——“月新年”（Lunar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红色）和 “Lunar New Year”（蓝色）被美国人搜索的热度，近两年使用后者的人超过了前者（Google Trend）
与此类似的现象是，西方近些年开始用问候语“各种节快乐”（Happy Holidays），来代替“圣诞节快乐”（Merry Christmas）。这种新的称呼囊括了年末的多个节日，例如西历新年和犹太人的光明节等等，目的是为了照顾不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按照这个逻辑，理所当然地认为使用“月历新年”可以同时讨好华、韩、越等过节的亚裔族群。
不得不说，“月历新年”这种叫法有些不伦不类。首先，前文已经阐明中国传统历法并非纯粹的月历或阴历，而是一种阴阳合历，由观测太阳确定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历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再者，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用月相确定日期，现今仍被使用的伊斯兰历才是只看月亮不看太阳的真正的阴历。因此在国际上使用“月历新年”的说法会造成指代不明的问题。
最后，中国文化具有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与高度排他甚至鼓吹迫害异教徒的三大亚伯拉罕一神论宗教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传统历法属于天文历，完全按照日月的天体运作规律而制定，正月初一就是最接近立春的朔日（新月），有别于现行格里高利历这类基于人为设置的基准点然后按照一定规则推算日期的算数历，西历新年没有任何天文学意义[4]。
中国的年节也是世俗的节日，既不依赖只有信徒才能感受的超验宗教理念，也无关某位传说人物的诞生时间。愿意参与节日活动的人中国人都欢迎，不感兴趣的人我们也不会去强迫他。因此拜年本身就不存在“非基督徒被耶诞冒犯”这类信仰冲突问题。
现如今很多越南人和韩国人使用着中国制定和颁布的农历，遵守着从中国传入的过年习俗，但是就是不愿意承认过的年和中国有关，甚至还妄称春节是他们发明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近代中国的羸弱。
农历新年之争
历史上朝鲜和越南长期奉中国为宗主，学习中国文化、效仿中国典章制度，“朝鲜”和“越南”的国号都是中国皇帝所赐。朝鲜王朝文臣徐居正称朝鲜“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朝鲜《成宗实录》中写道：“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
越南的士大夫同样以继承中国文化为荣。阮朝官员李文馥曾描述越南文化“以言乎治法，则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统，则本之六经四子，家孔孟而户朱程也。其学也，源左国而溯班马；其文也，诗赋则昭明文选而以李杜为归依；字画则周礼六书而以锺王为楷式。宾贤取士，汉唐之科目也；博带峨冠，宋明之衣服也。推而举之，其大也如是。而谓之夷，则正不知其何如为华也。”[5]
1885年，清朝于中法越南战争后签订《中法新约》将越南让予法国。十年后，清朝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又签订《马关条约》将朝鲜让予日本。天下朝贡秩序的崩塌和宗主国的遗弃，让小中华诸国陷入了认同危机——他们一方面依然认为很多中国的文化与事物是先进的，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政权的无能感到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帝国殖民凌辱的当地人开始出现了本土意识乃至民族主义。
上世纪20年代朝鲜历史学家、反日志士申采浩等人发起所谓“新史观运动”，用“檀君神话”取代中国史书记载的箕子朝鲜、歌颂壬辰倭乱时期的朝鲜抗日名将李舜臣而淡化大明援军的作用等等，以此建构“民族叙事”反抗日本帝国殖民。几年前韩国将端午祭申遗，一些学者和报刊宣称韩国人发明了印刷术、造纸术、围棋和泡菜，现在越南政府新闻网宣称春节起源于越南等等，都是小中华离心离德的体现。
对于韩国人和越南人近代的这些历史发明，我们应当泰然处之。例如回到农历新年的翻译问题，中国传统历法是中国古人伟大的思想成果，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我们对外自然要理直气壮地将这个节日翻译为 “Traditional Chinese Calendar New Year”（简称 “Chinese New Year”），或者更自信点直接使用汉语拼音“Xinnian”或者是“Chunjie”。
在生活中遇到越南人或者韩国人使用“越南新年”“朝鲜新年”或者“月历新年”的说法，我们也不必非要斤斤计较。一方面来看，他们愿意将中国传统历法和节庆据为己有，其实也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中国向来不介意“文化挪用”，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更重要的是，国人必须意识到造成这一争议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国故步自封、停滞不前，已经不能再代表世界先进的文化了。在当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下，我们与其和韩国人越南人争论历史文化的归属，不如知耻后勇，负重奋进，传承、发扬并创造出更优秀的中国文化。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如虎添翼、虎虎生威。Happy Chinese New Year!
参考文献:
[1]《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2] Aslaksen, Helmer. “The mathematics of the Chinese calenda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0).
[3] 孔冰欣. “春风送暖别旧年, 昔人何以迎新岁.” 新民周刊 3 (2020).
[4] 注：“正月初一是最接近立春的朔日”为通常有效的经验法则，在极少数年份里会出现例外情况。
[5] 李文馥. “夷辨.” 1831.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