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柔柔：新冠疫情也许是第一次同等条件下的中外比较

新冠疫情到如今为止，已经历时两年，漫卷全球。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改变。

新冠疫情展示了中外社会的理念不同

以前笔者曾经参加一个法国报告会，主题是知识分子和社会，主讲者定义知识分子，是掌握知识，并且积极批评政府的人。理由是政府会随时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害民众利益，因此需要知识分子作为政府的对立面，时时批判，以保障民众权益不受侵犯，不批评政府，便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义务。

搞得笔者很想问问，若是政府推出了利国利民的政策，不反对者是否就不配叫知识分子呢？再说，在政府任职的不都曾是知识分子吗，敢情你们努力竞选是为了弃明投暗，争当反动派不成？

后来稍微了解了一些西方史，才明白这一理念源远流长。远可追溯至雅典城邦民主制度，近则源于1894年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一位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裔军人被诬叛国而遭惩罚，以左拉为代表的一群文人奋起为他辩护，终获清白。这也是“知识分子”第一次隆重出现在法国历史上，此后，法国知识分子无不以力批政府为己任，尤以高层领域为甚。

另外，法国是现代人权思想的发源地，向来信奉独立自由的思考和人权至上的理念，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实践，处处强调个体思考和个人权利。从个人进而到社会，凡事先想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会损害我什么利益。

有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不能几乎满脑子都是。许多事情不止影响个人，更影响社会群体，社会与个体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只看重个人利益的人，往往会有两个“看不清”。

一是难以看清社会的全貌，看不到在某些事情上向社会利益倾斜，最终可能对个体利益也有巨大的好处。

二是看不清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交换“代价”。社会里的个体数量相当庞大，有时候只要每人让渡少量的权利或利益，就能够维护社会利益。但很多民众偏偏把个人的小利益看得过重，无法形成合理的权衡。

在个体利益大于天的大环境下，任何可能妨碍个体利益的事务都会遭到阻击。当初欧盟成立过程中，各国公民投票屡屡否决，就是担心欧盟共同利益会损害各自国家的利益。

既然推崇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未免与政府的种种政策条例相悖，但凡政府法令出台，总免不了被人指责是侵犯个人权利，慢慢地西方社会隐隐约约培养出一种以反对政府为荣，以迎合政府为耻的风气。

这次疫情，欧美不相信疫苗和隔离的，除去一批反科学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并非不了解疫情的严重，但是毕竟没死到自己头上不是，总觉得2%的死亡率没什么可怕，但是为了它不能自由聚会游玩，实在损失惨重；更何况政府明目张胆地以限制令侵犯个人自由，这便决不能容忍。

还有些群体或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认为不能让政府全面主导反疫情的进程，因为会使政府乘机坐大，进而增强对民众的掌控，损害他们在社会上的发言权；所以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力，也会千方百计挑剔指责政府的不足，以消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这两厢结合，政府努力再多，教育水平再高，社会资源再好，落到实处的效果恐怕都要大打折扣了。疫情中，欧美表现出的种种令中国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实际上既体现了科学与反科学的争斗，也暗含着政府与反政府的博弈，纠结着双方对社会和民意掌控能力的争夺。

还有，曾几何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总体来说，欧美人的素质比中国人高一些，因为欧美教育水平更高，更讲求礼貌、法治；某些人甚至偏见到了极点，给种种不文明的现象，都扣上“中国式”的帽子，例如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吵架等等。

但是在这次疫情中，在同等恶劣环境的冲击下，中外民众的素质水平得到了公平的展示。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外国人的素质远远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么高，甚至某些时候他们对科学和管理的无视，足以令人大叹其冥顽不灵。

英国爆发抗议抵制戴口罩

当年笔者在国外看到公共图书馆非常发达，曾经认为这是素质高的体现。但现在看来，大概他们在图书馆都读哈利波特和家用菜谱一百篇去了？谁知道他们从哪些书里学到：不戴口罩才是尊重个人权利，反疫苗才体现民主社会的高素质……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公共图书馆众多，看上去科学知识很普及的地方，人们却如此的反智。

这次疫情完全暴露出，欧美国家看上去民众素质高，其实是部分高层和专业人士的素质高掩盖了相当多中下层的素质不高，少数人的科学性掩盖了多数人的反智，某些方面的遵法守法掩盖了另一些方面的放纵自我，口头上的博爱人权掩盖了群体的极端自私自利。疫情剥下了所谓“自由”和“人权”的装饰，暴露出实质上的无能和伪善。

新冠疫情也许是第一次近乎同环境同条件的中外比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正如日中天，许多人对他们钦佩得五体投地，并对中国大为鄙视，觉得大家都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怎么人家发展得那么好，一定是中国人不行。

他们完全没有看到冷战中，为了打压中国，美国对这几个地区都大加扶持，转移了海量的资金、技术，并提供订单。仅以日本为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由惩治转为扶持，开始大规模地向日本转移先进技术，1950年转移的项目不过22个，短短两年时间，转移的项目就已经翻了接近6倍，到了133项。

美国还将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武器研究所25个，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工业与军事研究的发展，使得日本经济以风卷燎原之势迅速复燃，1950年10月工矿业生产指数就超过战前水平。

从1950年战争爆发到1953年签订停战协议的3年时间，美国对日本战争特需订货共23.9亿美元，占日本当时出口总额的50%以上。1950年上半年，日本600家大企业经营利润仅为137亿日元，下半年则猛增到407亿，1951年上半年又增加到1086亿日元，仅一年同比就增长了近8倍。

韩国、台湾地区同样因为地处反华第一线而享受到了美国的大力扶持；香港则是因为处于中国内陆转口通道深得过路费之益。

与此同时，中国却受到极度的封锁限制，“巴统”对华的限制清单甚至长过对苏联的限制。中国不能进入国际市场，无法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全靠自己埋头苦干积攒实力。一边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出钱出技术扶持，另一边却被百般限制打压，成绩比不上前者并不意外。

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日韩等地拿到了多少美国的扶持，就要受到美国多大的限制，给你的你才有，不给你的，你想自己干也没门。日韩等国科技领域极度偏科，在美国需要他们辅助的电子、造船、反潜等领域世界领先，但在美国提防的生物、导弹等方面则几近空白。

韩国公开罗老号首次发射失败有关影像

（由于两片整流罩中的一片没能成功分离，导致科学卫星未能进入预定的轨道）

韩国前不久发射自己的第一颗卫星失败，要知道中国在半个世纪前的1970年就已经发射成功东方红一号了。日本拿了十几个诺贝尔奖，疫情如此凶险，却造不出自己的疫苗，还要仰仗美国的供给。

而中国因为摆脱了欧美控制，自己发展了全套的工业和科技体系，反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在高科技领域大量投入，取得丰硕成果，及时投入民生应用，不必仰仗他人鼻息，被别国卡住喉咙。

多年前，笔者在法求学工作期间，每次回国必买十几个乐凯胶卷带到法国使用，因为当时在法国购买美日胶卷，大约需要三十块人民币值，而中国的乐凯一卷十三元。拍完照拿到相片店去冲洗，法国店员拿着胶卷左看右看，问这是什么牌子，笔者说是中国自产的，法国人惊讶地问：“你们中国能自己生产胶卷吗？”

笔者在法多年，发现中法两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收入差别那么高，原因就是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拥有足够的本国生产能力，大大降低了生活成本，从衣食住行到通信金融，都有本国企业在竞争，不至于被外国资本大赚特赚薅了羊毛。

此次疫情中，爆出辉瑞公司利用手中掌控的新冠疫苗，威胁勒索部分国家，强迫签署霸王条款，手段包括威逼需求疫苗的各国放弃海外资产的主权，拿出银行储备金、国外不动产、资源矿产等作为担保，单方面承担一切责任，不得向他国购买疫苗，甚至连他国捐赠疫苗也不得接受，辉瑞可以任意不给疫苗，但购买国必须全额支付等等。欺霸不公之至已达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回头想想中国，着实捏了一把冷汗，又庆幸不止。幸好中国当年顶住了压力，坚持建立起了自己的高科技研发生产体系，即便不是最高水平，但有和没有就是天壤之别。

试想如果今天中国没有自己的疫苗，美国将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拿捏中国？只怕交出国家资产都是少的；甚至像当年忽悠苏联给援助、北约不东扩那样，等你把我的要求都做到了，我再来个翻脸不认账，看你奈我何。

新冠疫情使中外制度堂堂正正第一次在几乎相同的条件下竞技，摆脱了汇率、物价影响的GDP比较，而是以抗疫成果来展示双方的实力。政府发挥了强大的管理能力，群众能够自发地听从指挥、自我管理、互助互信，两者结合起到了最佳的实战效应，尽快地遏制住病毒的蔓延。

新冠开始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感

1345年，蒙古人西征，把黑死病带入了欧洲，1347-1353年间夺走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且瘟疫并不仅仅肆虐了六年，而是在其后的五十年里反复爆发，使得整个欧洲在十四世纪后半期全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中世纪的一千年里，宗教桎梏无所不在，对人的思想产生了严重束缚。瘟疫开始时，神父们还用“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来恐吓信众们更加虔诚地笃信上帝，但是到后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即使是最虔诚的神父也无法免疫，神职人员的大量死亡，不仅削弱了宗教机构的控制力，更使人们开始怀疑上帝的万能、上帝的道德甚至上帝的存在。

巨大的灾难会曝光空有其表的理论和行为，进而使人们认清其无用性而将其摒弃。这固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许需要几十年甚至百年，宗教即使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是再像中世纪那样严格控制人的思想已经不可能，严酷的事实和社会的进步总会让更进步者占上风。

有道是大浪淘沙，疫病就是破坏力惊人的浪头，不断地冲击社会、制度乃至思想的大堤，坚实的会经受住考验，巍然屹立，华而不实的会粉身碎骨、原形毕露。

而今天，在严重的疫情危害下，人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否有缺陷。

2020年3月13日，尼科斯·莫塔斯在“保卫共产主义”网站撰文，指出新冠病毒成为全球性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成本与收益”理论下对疫情防控的悲惨低效，而资本主义的毁灭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诞生，是人类拯救的最安全、最有效的“疫苗”。

2020年3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创新和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发表文章称，新冠疫情暴露资本主义面临气候危机引起的卫生危机，进而触发经济危机。

2021年4月，《新冠是否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一文则认为，常规的资本主义正在退化，向着类似共产主义的特点转化，资本主义很难长存，目前来看需要后资本主义过渡。

今天，无论某些人再如何辩解，也无法粉饰欧美各国面对疫情表现出的无力，居高不下的死亡数字无可辩驳地展现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民众的防疫水平。面对不可接受、但铁证如山的事实，总会有人思索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正如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使各国家和国民深受打击，大大增长了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反思，以及社会主义思潮泛起，印证了人们在面对危险时，迫切需要探根寻源并找到解决办法。

诚然，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潮还是树大根深，即使疫情如此严重，戴不戴口罩等依然是拉锯的话题。“信息茧房”也阻碍了人们快速接受不同的意见，甚至扭曲了对事实的解读。

但我们也看到，不少反口罩、反疫苗人士在临终时“幡然悔悟”，肯定了限制措施的必要性。这种生死冲击，对于他们亲友中的“同道”而言，应当还是会有所触动，很可能打破“茧房”，乃至起到“顿悟”的效果。

社会思潮的变迁不会一蹴而就，但新冠疫情应当是重要的一环。

总之，新冠疫情是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实战检验，从政府公务员到普通民众，从挨家查访到大数字、区块链，从医疗到工业生产，检测了每一个细节的效率和能力。

虽然也不时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还是促使中国加快改善管理和协调工作，也促进了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友善。中国以自己卓越的抗灾力和稳定性在世界政治经济中非但没有受损，反而占到了更大的份额，赢得了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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