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丁琪：中国人青睐的“女人味”，深受西方影响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丁琪】

近日，有网友晒出三只松鼠2019年10月份的产品宣传海报。因海报中模特形似“眯眯眼”的妆容，一些人认为这是丑化国人、故意“辱华”。这已经是“眯眯眼”在今年引发的第三场舆论风波。

之所以很多网民一看到“眯眯眼”就如此愤怒，是因为美国在20世纪初塑造出的超级反派“傅满洲”，就以“眯眯眼”“下垂胡子”的形象深入人心。从此之后，“眯眯眼”成为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如果有西方人在公共场合做出“眯眯眼”的动作，毫无疑问是一种刻意辱华的行为。

很多网民把三只松鼠的系列海报，上升到了“辱华”的高度而加以批判，但是作为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中国企业，“三只松鼠”及其广告的主创人员很难说有“辱华”的动机和恶意。也有一些人认为，主创人员即使没有主观故意，在其潜意识中也是受到了东方主义文化的影响，存在着刻意迎合西方刻板印象的嫌疑和倾向。

作为一个经历了百年苦难史的民族，民众时刻保持着对东方主义刻板印象的警惕，这是一个好的社会现象。但是，在批判这种形式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我们是否陷入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西方文化霸权陷阱？

一

东方主义是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Said)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是指西方基于对东方的主观偏见而创造出来、甚至从西方传递到东方自身意识中的一种特定想象。

在东方主义想象和修辞中，东方是一个“无法代表自身”，而“必须被别人代表”的他者的世界。不论是在西方学术著作还是文艺作品中，东方世界都被严重扭曲了。一方面，欧美人眼中“非我族类”的东方世界，经常被丑化、野蛮化，以欠缺理性、道德沦丧、荒诞无稽、懒惰愚昧的面貌出现；但另一方面，东方又常常充满着某种令人神往的神秘色彩，满足了西方人对于前现代社会的异域想象。

毫无疑问，东方主义是一种东西方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的产物。在西方社会的主导性文化体系占据强势地位的情况下，东方主义所塑造的刻板印象不仅流行于西方社会，而且常常被东方自己所内化，形成一种“自我东方化”的现象，即东方通过西方想象东方的方式来想象和表征自身。

比如在八九十年代，新生的第五代导演群体为了能够走向世界、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影坛的认同，刻意在电影中凸显出一种神秘、落后、感性、充满情欲的东方形象特征，一定程度上以一种逢迎的姿态去迎合西方对于中国女性的想象。这些在《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作品中都有体现。

《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这次三只松鼠事件中的“眯眯眼”，也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刻板印象。“眯眯眼”在英文中的词汇为“chink eyes”或“slanty eyes”，一般指细长的眼睛，也有人直接称之为“中国眼”。

在美国语境中，“眯眯眼”是典型的亚裔面部特征。这种面部特征在崇尚大眼睛、深眼窝的西方中心主义审美下，通常被认为是不够美的，甚至是滑稽的，因此，眯起眼睛这一简单动作也就变成了一种种族歧视行为。

所以，“眯眯眼”成为一种东方主义的文化歧视，内在包含着两个环节。一是把“眯眯眼”设定为东方人的面部特征，二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审美之下，把这种面部特征定义为丑。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这也就衍生出一个问题，我们在批评“眯眯眼”所包含的审美歧视的同时，所依据的审美标准是什么？

二

美并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永恒之物。从古至今，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过程和文化语境中，美的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决定审美标准变化的要素，可以概括为两方面：

一方面是社会阶级的因素，一个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必然会按照自身的利益与趣味来塑造整个社会的审美。另一方面则是种族特点与民族文化的要素。不同种族的人都会按照自身的特点，来塑造出相应的审美标准。

比如唐僧在西行取经途中，遇见其他人种时就毫不掩饰他的鄙夷之情。在今天看来深目高鼻、大眼睛、面庞立体的白人帅哥美女，在玄奘看来就是“风俗刚烈，容貌鄙陋”，“人貌粗鄙，既瘿且尰”。因为那时候大唐国力强盛，比较有文化自信，就很自然地以自身的审美标准来评判其他种族。

秦汉以前，中国人的长相以单眼皮塌鼻子为主，天生扁平，属于典型蒙古人种，从全部是单眼皮、细长眼的秦兵马俑就可见端倪。自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各种民族人种的不断流动、融合，双眼皮、大眼睛的人才在中国社会多了起来。

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在主流审美语境中被设定为“丑”的长眉细目，在中国古代的很多艺术作品中都作为“美”而呈现过，甚至在唐宋以前是一种标准的“美”。在流传至今的一些唐朝宫廷仕女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面相。

《簪花仕女图》局部

当然，这种对于长眉细目面相的喜爱，与封建社会中对于女性的定位也是有关系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目细而长者，秉性必柔，目粗而大者，居心必悍。”

封建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定位就是相夫教子，“无才便是德”，评判女性的标准也主要不是“颜值”，而是是否温良贤惠。长眉毛、小眼睛的女性，看起来比大眼睛的女性更温柔一些，所以就更容易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

《甄嬛传》剧照

当然，封建社会还有其他的一些审美标准。比如肤色白皙、体态轻盈、娇弱瘦小以及“三寸金莲”等，这些都反映了脱离生产劳动的地主阶级的审美趣味。

直到清末民初，我们在一些艺术作品中所看到的美女形象，和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依然不一样。在20世纪上半叶，上海等地曾广为流行一种叫做月份牌的广告画，是一种使用了西画技法的仕女图广告画。早期月份牌中所画的美女展现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即细目长眉、樱桃小嘴，体态较为纤弱。

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月份牌上的美女体态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出现了一大波大眼高鼻、肤白丰腴、轮廓分明的美人形象。这些形象与我们今天所认定的“美女”形象，已经基本没有区别。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的正是审美标准的变化。

西方通过坚船利炮操控中国政局、奴役中国人民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中国人的审美。相比面相扁平的黄种人，西方人的面貌相对立体。双眼皮、高鼻梁等西方人的特点，就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审美标准。

西方的审美霸权不仅体现在容貌的评价标准上，也表现在女性的气质、身材、衣着服饰等方面。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之下所塑造出的妩媚、性感的女性气质，替代了传统社会的女性形象。

当然，在民国时期，由于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低下，这种审美文化的影响力只局限于上海等殖民主义大都市。在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这种带有一定物化女性色彩的审美标准，被一种阳光、健硕的劳动妇女形象代替了。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再次将西方式的审美方式重新带回了中国。在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批评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压制了女性的性别特质，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无性化的铁姑娘”现象，并刻意强调了女性在从事体力劳动过程中的身体伤痛。

但是，在这些学者批评所谓“无性化的铁姑娘”给女性带来的身体伤痛的同时，在西方大量存在的、从事艰苦劳动的工人阶级妇女并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事实上把西方中产阶级精英女性的一些性别特质，本质主义化为女性的一般本质，“女性话语始终潜在地以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女性主体想象的基础”。这种对所谓“女性气质”的强调，在90年代后迅速被新生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吸纳。

年轻、貌美、会消费的中产女性形象，成为主流的审美标准。这种充满着所谓“女人味”的女性形象，意味着女性不得不以男性的凝视和审美标准来塑造自己的身体和气质，女性重新成为被性化、物化的他者。

与此同时，传统的中式审美也已经逐渐从民族记忆中被清除了。在主流西方审美语境中，亚裔群体较为常见的细长眼型、面部扁平等容貌特征，经常附着有负面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也通过资本主导的全球性文化工业，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人的主流审美。当下很多大红大紫的荧幕女星，大多有着高鼻梁、双眼皮和轮廓分明的脸庞，而这些特质其实在欧美人的容貌中更为常见。

因此，当下所谓的“中国人喜欢的长相”，与其说是某种“本真”中国美的体现，毋宁说是受西方消费主义审美文化影响的产物。这种在全球文化工业主导下生产出的同一性的审美标准，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女性的无形宰制。

在各类影视艺术作品及公共文化空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具有小眼睛、黑皮肤、身材胖等特征的女性形象。这种同一性的审美标准，催生了庞大的医美工业，出现了千篇一律的“网红脸”“整容脸”。

三

西方国家通过其全球性的文化工业和文化霸权，将全球各个角落都纳入了同一性的文化和审美体系之中。但与此同时，在西方社会中也产生了一股质疑同一性文化工业的潮流。他们主张要“尊重”和“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试图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异质性的美。

但是，这种在西方以“进步”面貌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现象，却包含着一种隐蔽的歧视。这一点在时尚界表现得比较明显。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时尚一方面试图提供某种普遍规则，另一方面又试图满足“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因此，西方的时尚设计经常与主流审美之间存在着一些距离，甚至常常反主流而行之，以此重申差异和边缘之美的正当性。

在时尚界流行的东方模特形象，就代表了一种西方想象中的东方形象。他们用一种符合西方“异域想象”的差异性东方之美，代替了西方文化工业生产出的同一性东方之美。但是，这种以“尊重”东方特色名义出现的对于东方的视觉再现，却有意无意地与既有的认知偏见和刻板印象相接合，“这些被筛选、塑造和‘典型化’的亚裔女性形象的一再出现，意味着时尚领域的文化生产逻辑不是打破、而是最终服务于对他者偏见的固定和结构化。”

西方的这种文化偏见也在其文化霸权的作用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些国内的文艺工作者。对于“三只松鼠”广告的主创人员，我们很难说他们有什么刻意“辱华”的动机，但他们很可能受到了一些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在广告创作的过程中，他们想打破千篇一律的审美形象和广告风格，却又无意识地落入了西方的审美偏见。

当然，即使是批评“眯眯眼”的广大网民，也很难说彻底挣脱了西方审美霸权的影响。他们批评“眯眯眼”所内含的东方主义文化偏见，却没有挣脱西方文化工业所塑造出来的同一性审美陷阱——我们已经丧失了想象另外一种审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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