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惧怕俄罗斯，看看关东军战俘的悲惨经历就明白了_风闻

以下文章内容转载于网络作家“混沌录”的《关东军战俘回忆：苏联女护士拉我们腿上的皮，根据肉的厚薄分等级》。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至9月2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70万日本关东军中，有8.3万人被击毙，约60万关东军成为苏联的俘虏。

早在1945年8月23日，苏联国防委员会便通过了《关于日军战俘的接收、安置、劳动》第9898号决议，决定把这些日本战俘全部运到苏联的267个战俘营内。

为了将这些日本战俘平安运送到苏联，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专门制定了名为《划分战俘和拘留人员的种类》的第00931号令，专门成立了由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的战俘事务管理局，负责整个战俘的接收工作。

从1945年9月开始，被俘的日军以1000人为一个单位，被火车运来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苏联战俘营的构造大多相似，外层都用两到三层数米高的木栅栏围起来，木栅栏两侧都安放了许多带刺的铁丝网。

为此斯大林特别命令苏联国内专门生产了800吨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的内侧是两层铁栏杆，中间的土地都被撒满沙子，这样做可以让试图逃跑的战俘在沙子上能留下脚印，方便追踪。

战俘营的四角都有瞭望台，二十四小时都有拿着枪的警卫监视，战俘营内还养了很多军犬，可以说防卫工作做得是密不透风。

尽管苏联动用了很多力量，但由于时间过于紧张，战俘营的关押条件仍然极为简陋。

苏联人遇到的最大一个难题，是日本战俘的居住问题。比如位于远东阿穆尔区的“哈巴林业”战俘营，计划安置1000名战俘，但实际上该战俘营在战俘被送到时，只建起了2个棚屋，最多能安置100人。

如何在短时间内建造出给这些战俘居住的地方，便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紧迫任务。

由于条件有限，日本战俘只能住在苏联人匆忙间搭建出来的设备不齐全的棚屋里，没有炉子供暖，没有照明设备，有些战俘营甚至连厕所也没有。没为了抵御严寒，战俘们不得不白桦树的皮来照明，用篝火取暖。

战俘的食品供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战争导致的物资匮乏，苏联人自己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凭票供应食物，很多苏联群众都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哪里能够保障这些战俘足量的食品供给？

正因为如此，每个战俘营都存在食物供给不足的问题。很多日本战俘每天只能领到很少的一点黑面包，或者一小捧小豆、高粱米、马铃薯之类的食物。

由于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不少战俘因此患上了营养失调症，仅1945年冬天，便出现了大批的死亡现象。

据曾被关在西伯利亚一个战俘营的日本战俘尾花保卫回忆：“我们早晚吃的是茹糊糊的小米粥，有饭盒的盖子那么大一杯，中午是200克黑面包，晚上则是放有二、三片薄土豆片儿的咸汤一杯，三顿饭加在一起也不够一餐吃的。”

苏联方面也会根据战俘的工作效率，将食物量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分发给战俘们。一级食物量的黑面包比较厚，三级只有它的一半，所以一些完不成工作定额的战俘们，一天能吃到的食物就更加少了。

而那些工作效率较高的战俘们虽然能吃到多一点的食物，但他们增加的食物并不是苏联人另外给的，而是从那些完不成任务的战俘的口中克扣下来，转给他们的。也就是说，战俘们为了得到面包而不得不进行“食品竞技”。

因为存在这种竞争关系，所以战俘之间经常会因为面包的大小和汤的多少发生冲突。有些战俘营里的战俘，便会推选出几个信得过的同伴来分配食物。

比如今天中午全班领到一块黑面包，分配者便先切下一块作为模板，再按人数切成大小相同的块，再给每个编上号码，用抽签来决定。分配的时候每个战俘都睁大眼睛盯着，非常认真。

尾花保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切面包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猛兽一样闪着光，盯着分面包的人的手，看分得公平不公平，分面包的人有没有偷偷往自己的上衣里藏面包屑。拿面包后，大家都忍不住偷偷地和周围的人比比大小。如果大小相同，这才将面包送入口中。”

另一位日本战俘斋藤邦雄，也在自己的自传《陆军士兵漫画物语》中记下了他被关在苏联战俘营时，战俘们分配食物时的场景：

班长准备分面包了，整个宿舍里顿时只剩下了大家的呼吸声。

在昏暗的光亮下，一双双眼睛死死地盯住了班长手中那柄锈迹斑斑的短刀。“那块太大了！”“怎么把皮给去掉了？！”“喂喂，这块怎么能这么切啊？”

切面包的过程中总是一波三折，不时有声音划破宿舍里的寂静，即使是以前特别注意形象的人，这时也变得斤斤计较起来。时不时会有心细如发的战友发现面包切得大小不一，一片面包要切好几次是常规操作。

总算是按人头给切好后，接下来又会在谁分哪片面包上争吵一番。反正每天不争执一阵子，这片黑面包是休想进口的。

日军战俘们在战俘营吃都吃不饱，在“穿”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大。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发过一份《关于战俘供给基准实施》的条令，上面规定：“战俘的衣物只有在无法修补的情况下，才发给他们衣服和鞋袜。”也就是说，战俘们只要衣服不是非常破，就不分发给他们衣物。

这个规定造成的后果就是，在1945年的冬天，苏联几乎没有给日本战俘们发过任何衣物，大部分俘虏被押送过来的时候穿的什么，到了冬天他们还穿什么。这也造成了不少日本战俘们在西伯利亚严冬下，还不得不穿着他们的夏装。

据当时被关在拉伊奇哈一所战俘营的日本战俘杉木武男回忆：“进入苏联的第一年冬天，很多人没有可以防寒的衣服，没有靴子。他们不得不穿着短布袜，或者把毛巾撕碎缠在脚趾头上，很多人的脚因此被冻伤。”

由于缺少过冬的衣服，有些能完成工作任务的战俘们，便会用一两片面包去换其他战俘穿过的破烂衣服。而这破烂衣服，大多来自死去的战友们的身上。

有些战友还没断气，身上的衣服便被人扒了个干干净净。这种事情很常见，大家见多了，也感觉习以为常了。”

由于在二战中牺牲的人太多，二战结束后，苏联出现了劳动力奇缺的现象，尤其是男性劳动力。据统计，战争结束时，苏联20岁到30岁左右的人口中，男性的比例只占15%左右，出现了劳动力资源枯竭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部长会议决定：“从苏联民族经济利益角度来看，应尽可能延长利用苏联境内的日本战俘劳动力时间。”

1945年11月，苏联内务部、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日军战俘的接收、安置、劳动使用》的决议，日本战俘被安排到各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建筑工程、林业、农业、矿业等行业中去。

其中大部分战俘被迫从事重劳动，只有被认定为病弱者的人才能进行轻度工作。

虽然苏联规定战俘们的劳动时间原则上是一周六个劳动日，每天工作八小时，但又要求战俘们必须在八小时内完成工作定量。

如果未完成工作定量，则会被强制进行加班。而且苏联人规定的八小时劳动时间指的是实际劳动时间，不包括前后准备、往返现场所需要的时间。

高强度的劳动，让不少日本战俘的健康出现恶化，累死的也不在少数。

以位于远东地区、从事林业开采的某战俘营430名战俘为例：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加上劳动工具不足，这些日本战俘的死亡率相当高。

他们每天的工作地点距离战俘营有10公里处，每天战俘们要穿过沼泽地和原始大森林，而苏联方面并没有他们提供必须的工具和专业防护服。

在1945年的冬天，这些战俘中有50人被冻死，315人被严重冻伤，最后幸存下来的只有十几人。

虽然苏联方面为战俘们也设立了专门的医院，但由于缺乏医生和药品，这些医院的医疗水平非常差，死亡率极高。

在很多战俘的心中，进入医院也就意味着死亡。这些医院大多只有一些简单的药品，甚至连葡萄糖都没有，战俘需要挂水时，医生就将食盐兑成盐水给战俘们注射。

有的医院甚至连听诊器都奇缺，医生便用木头做的喇叭形听诊器给战俘们诊断。

尾花保卫记得他所在的战俘营曾发生过一次斑疹风寒的流行病。医生除了派人把患者隔离起来外，根本没有对患病的战俘进行治疗，最后风寒不断蔓延，出现了大量死亡者。

一位名叫柴山光男的战俘右脚几根脚趾被冻伤后，医生在没有实施麻醉的情况下，用剪刀把柴山光男的两根脚趾连根切掉了，柴山光男虽然咬紧牙关强忍着，但还是疼得昏了过去。

由于没有严格消毒，手术后的柴山光男出现了感染，接连三天都高烧不退，一直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幸好这人体质不错，三天后高烧退去，捡回了一条命。

以上种种因素，都决定了日本战俘营的战俘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据负责埋葬死去的战俘的日本战俘加川治良回忆：“人一死，衣服就给剥光，尸体冻得梆硬，像一段木头。

由于土地还冻着，我们只能在冻土上烧火，把表层慢慢烤化，在用钢镑往下镑，一次只能镑进两毫米。

掘到一定深度，就把尸体扔进去。因为尸体冻得很硬，总会弄得骨折、肢散。这事我只要活着，就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战俘营，战俘们不仅要从事繁重的劳动，也要接受意识形态上的改造。

改造的目的是使他们认清自己的侵略罪行，并通过积极劳动弥补苏联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彻底根除日本战俘心中的法西斯残余思想。

思想改造的方法，大多以听报告、集体座谈、组织劳动竞赛等为主。战俘们学习的内容，以《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书籍为主。

苏联还在战俘营里设立了日文报纸，鼓励战俘们投稿，并将其对日本战俘的思想教育手段之一。

如果哪位战俘在思想改造方面表现出色，不但可以免除一些重体力劳动，还能得到与战俘营的女军医、女护士们一起同台表演，高唱苏联歌曲的机会。

对于这些战俘来说，能在战俘营近距离地接触到异性，往往成为其他战俘们羡慕的对象。

不过在一些最先被送到战俘营的老战俘们的眼中，这些苏联女兵们表面上是美丽的花朵，但却是他们最为害怕的人之一，甚至怕她们甚于怕男性看守。

原日本关东军陆军航空兵木内信夫，在日本战败后曾被关押在西伯利亚一座战俘营里，后来被苏联人释放回了日本。

木内信夫参军前是一位漫画家，回到日本后，他以自己在战俘营的所见所闻，创作出了一本名叫《关东军战俘苏联拘留画集》的漫画集，用漫画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日本战俘们在西伯利亚的生活。

在这本漫画集里，也出现过一些苏联女性的身影。木内信夫承认，在他所在的战俘营，最吸引他们这些日本战俘眼球的，是一位名叫娜塔莎的苏军女曹长（上士）娜塔莎。

在看到娜塔莎的第一眼后，木内信夫便被这个女兵的美貌所惊呆了。同时他的心里又产生了一个想法：苏联真的是个男女平等的国家，女人也会像男人一样扛枪当兵。这一点，着实让信奉男尊女卑的日本人感到非常震撼！

在《关东军战俘苏联拘留画集》中，木内信夫画过不少以娜塔莎为主人公的漫画。他在回国后还曾对朋友说：“至今我都还清晰地记得，娜塔莎那湛蓝的美丽大眼睛，以及无论多么严寒的天气里，她裙子下都会露出的比雪还白的腿！”

不过这朵美丽的花朵，有时也会令人畏惧。

木内信夫最怕娜塔莎说的一句话，就是在进入战俘们的宿舍检查后，板着脸说出“给我打扫干净！”了。日本战俘们只要一听到这句话，无论再饿再累都会立马跳起来，马上对宿舍进行打扫。

木内信夫记得，战俘们打扫时绝对不敢有丝毫马虎大意。为了能将地上的污迹清除掉，他们找来碎玻璃一点一点地刮掉地上的污迹，然后跪在冰冷的地面上肩并肩将地面擦得发亮。

大家之所以干得如此认真，和工作时的偷奸耍滑完全判若两人，那是因为战俘们都记得这位苏联女兵发威后，战友是怎样受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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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女军医，娜塔莎和其他女军医和女护士们也会偶尔给日本兵进行身体检查。每次这种检查，都会令木内信夫感到十分尴尬：因为所有的战俘们都要一个个脱得精光，在这些女军医面前平举双臂，供她们检查。

这些苏联女军医和女护士们检查的步骤很简单：用手指按压战俘们皮肤，检查是否松弛；目视全身，检查有无外伤等等。

为了检查的“准确”，苏联女护士会扯那些战俘腿上的皮，看看战俘们腿上还有没有肌肉，并根据这些肌肉的多少和厚薄程度进行评估分级，看这个战俘还能不能继续从事劳动。

健康状况良好的就留下来继续劳动，健康有问题的，则被送去医院治疗。

正如前文说到的那样，由于缺乏医生和药品，战俘营的医院的医疗水平非常差，死亡率极高。在很多战俘的心中，一旦得病，被送进医院也就意味着死亡。

木内信夫曾目睹过自己的室友铃木被查出有病，住进了战俘营的医院。娜塔莎挑选木内信夫去照顾铃木。

由于缺医少药，木内信夫看到铃木在医院一天比一天衰弱，最终在一个下午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木内信夫回忆说自己当晚整整一夜没能入睡，“眼看着一个生命就这么在自己的面前消逝了，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那种滋味永远无法忘记。”

不过于那些残暴的法西斯的女看守相比，苏联女看守无疑要仁慈得多。

比如臭名昭著的纳粹女看守伊尔玛·格蕾泽，在担任看守期间，虐待、折磨、杀害了无数犹太人，最终被盟军抓住后绞死。而苏联女看守和女军医们，却大多能够对日本战俘保持一颗同情心，很少出现故意虐待战俘们的情况。

1946年12月19日，苏联和美国在东京正式签署协议，同意遣返苏联境内的日本公民归国，同时遣返日本战俘回日本。从这时起直到1950年，苏联向日本共遣返了总共510417名战俘。

1956年12月，最后824名日本战俘被遣送回国，苏联也关闭了关押日本战俘的全部战俘营。

苏联红军一举消灭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占领了北方四岛，日本人自认倒霉对俄罗斯敢怒不敢言。美国打败并占领了日本，日本人至今对美国唯命是从甘当忠实走狗。反观，日本在祖国领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远远超过苏联对待关东军战俘的惨况，日本面对中国不仅至今死不承认侵略历史，还在台湾问题上暗中支持“台独势力”公开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是为什么？希望大家读过以上文章能够获得启示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