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欧洲 “科学西学东渐说”质疑_风闻

文艺复兴欧洲 “科学西学东渐说”质疑

李兆良 （美洲郑和学会）

 摘要

五世纪罗马帝国覆灭后， 欧洲文明断层一千年，史称“黑暗时代”。十五世纪中叶，中国传入欧洲的印刷术引起了知识革命。欧洲印刷书籍史，识字率，社会环境，各国拼音文字的特异性，不能支持欧洲文艺复兴起源希腊罗马说。十六世纪后期开始，欧洲与中国直接接触，出现所谓西方科技翻译为中文的书籍，实际上是中国原有书籍内容与作者被篡改，传入欧洲。十七世纪，欧洲科技崛起，地图，航海，天文，地理， 数学，农学，医药，水利，机械等方面，缺乏传承证据。所谓西学东渐，其实是东学西传。这段东西交通史因为各种利益关系和文字翻译被误会了四百年，引致对中华文化自信低落， 影响国际关系深远，迫切需要根据最新发掘资料，利用科学方法严格认证，重新整理纠正，以昭公义。

Abstract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5th century, European civilization was interrupted for a thousand years by the Dark Ages.  The printing press technology brought from China during Yuan dynasty initiated an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book publication, literacy rat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diverse languages in the 15th century could not support a Renaissance of the Greek-Roman civilization. The direct contact of Europe with China starting in the 16th century resulted in so called “int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hina”, which is now found to be just the reverse. Due to mistranslation, mis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original Chinese books were edited and claimed to be translations from European texts. The bloom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urope including cartography, navigation, astronomy, geography, mathematics, agriculture, medicine, water works, and machinery has no traceable trends from verifiable Greek-Roman origins. Misinterpreted for more than 400 years, this part of history is greatly in need of a thorough re-examination and rectification by using recently uncovered original documents and scientific methodologies.

关键词

中国科技史，世界文明，文艺复兴，东学西传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ld civilization, European Renaissance

1.      引言

科学“西学东渐”的说法，从利玛窦来华开始，流行了400 年。近来出现了一些欧洲书籍出版史和读写能力，西方科学史资料，对比分析中外文献的质与量，以及十六世纪欧洲的学术氛围，与“西方先进科学”不相容。若干“西学东渐”外来的文献，内容是中国原有的著作，被冠以欧洲人名字为作者，更改书名和内容，并非翻译自西方著作，天文学与历学需要不断长期专人观察积累大量数据，不间断记载传承几百年到几千年，而西方学说只有一两个人参与的结论，没有长期观察数据支持，没有源流，没有出处参考，没有考古资料，获取数据的速度远超乎人力极限，是不可能的。 “西学东渐”说法有许多漏洞，并不可靠，不能成立，必须重新审视，更正历史。同时必须强调，过去18世纪以来欧洲获取中国资料后，在科技方面的发展与成就超越了中国，是不容否定的。世界文明正是不同地区民族在互相学习、追赶中进步。

2.      印刷术输入前欧洲的识字率

下面的统计图表来自ourworldindata.org数据 [1]。图表内容综合大量原始资料，该网页属于公共领域，可以免费使用转发，请参阅原文参考及互动数据。

16世纪西方人到中国以前，识字率低，教育不普及，科学并没有传说中的兴盛。欧洲印刷术出现后一百年，1550年，荷兰人识字率仅为16%，英国为12%，到1650年，两者增至53%，之间差别是欧洲人来华。图表部分数据是1800年欧洲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

3.      教堂图书馆里上锁的图书

欧洲在11世纪及以前，书籍少于20万本，绝大多数是与西方宗教书籍的手抄本，人均书籍消费量近乎零。每本书都必须手工仔细抄写复制，需要数千小时的熟练工作。中世纪后期开始有图书馆，设在教堂内，书籍经常被铁链锁在书架上，保护宝贵藏品免遭盗窃。除非是特许的教徒，一般人没有机会接触书籍，书籍的内容基本上是宗教性质。这种措施极大限制了知识流通，而且限于宗教方面。15世纪以前的绘画反映当时社会文化几乎全部笼罩在宗教之下。铁链锁书的制度，1800年代后期才终结[2]。

英国哈里福得教堂的上锁图书 （公众领域图片，Libraries in th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Periods Figure 4.jpg， 1894年出版）

4.      1450年代开始的印刷术不足支持西学东渐

13世纪开始，蒙古西征为欧洲带去造纸术，欧洲书籍成倍增长。15世纪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传到欧洲，1455年，Gutenberg第一台印刷机运作。中国的活字印刷始于宋仁宗庆历年间 (1041-1049)，比欧洲早400年，之前，唐朝已经有雕板印刷书籍。

三位来自柏林，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苏格兰国立图书馆的研究员鉴定，1455 古腾堡印刷的第一部书是圣经，除此之外是Donatus著作的拉丁文文法教科书[3]。

15世纪欧洲书籍消费很低。1575年後，荷兰书籍消费量突增，这正是欧洲人到达亚洲，通过 “倭寇” 接触中国之后。美国立国前，荷兰的个人书籍消费遥遥领先（每人0.49本），是荷兰殖民时代引起的高峰。书籍消费量第二的英国（每人0.19本），不及荷兰一半。

5.      16世纪欧洲出版量和内容不能支持西学东渐

印刷术传到欧洲后，出版的新书籍还是很少。以每个国家每一百万人口出版的数目统计， 1611年德国出版新书籍不过126部，英国63部，西班牙11部。

1618年，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据说带来7000部西方书籍。根据上面的统计，1611-1618年，算它 10年，也就2000 部。即使金尼阁把欧洲出版的书全部带来，也凑不够7000部。1650年後，英国的新书突然增加，总共也不过500部，莎士比亚（1564-1616）的作品占最多。

中国发明纸张，西汉开始有书籍贩卖，7世纪有雕版印刷。宋以后的活版印刷术更是知识普及的重要关键。明朝出版《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金瓶梅》等大量小说，家喻户晓，还有《三才图会》，《天工开物》等插图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成书于1408年，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比较之下，西方出版书籍无论质与量都望尘莫及。

6.      欧洲初期出版书籍主要是宗教类，不是科技

17-18世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是最主要书籍出版地。西班牙开始衰落，英国取代其地位，成为欧洲霸主。伦敦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书籍市场。1700年，英国出版的书籍，神学方面占52%， 物理3%， 数学2%，历史-政治6%。其他为文艺类。 可见，虽然有牛顿等学者，科学书籍在英国的地位并不很高。神学高于一切，压倒科学与文艺。

7.      传教士带来七千册书籍之谜

据说1610年金尼阁离开葡萄牙里斯本到中国，带来7000部书籍，究竟有哪些？金尼阁并没有留下记录，一般采用金尼阁同时代的李之藻、杨廷筠等中国学者、教徒的记述，称“七千余部”，留在中国的书籍最终下落不明[4]。

15世纪中叶，天主教教宗尼古拉五世将私人图书馆向教廷人士开放，藏本1300 件写本[5]，当时可以说是欧洲全部书籍。100年后开始有印刷术，每年出版书籍200部左右。教宗指定葡萄牙负责亚洲区事务，葡萄牙自己发行的书籍微不足道，据说金尼阁在欧洲各地征集书籍。如果金尼阁从欧洲各处收集书籍来华，花费大量精力、时间、财力，为什么没有惠泽其他经过的国家？印度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没有留给印度什么重要科技书籍，独惠中华？果亚是郑和下西洋必经的港口。很巧，梵蒂冈藏的中国文献约7000种[6]，是否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翻译之误？无论如何，西方在16世纪的书籍出版史不能支持欧洲人带来7000部书籍的说法。

8.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出版业

以下是代表欧洲人的看法。

诺沃Nuovo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书籍商业——架构与规章”[7]：

16 世纪，书籍的语言从主要是拉丁语转为通俗文字，并且在反宗教改革时期需要宗教书籍。

在 16 世纪后期的罗马城，教皇制定了一种制度，赋予个人作品权和出版权。很快，出版商获得永久权利，成为所有书籍的独家出版商，前提是他们要得到宗教裁决所的批准。这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为宗教作品，尤其是祈祷书，是 16 世纪意大利最畅销的作品。

教皇有兴趣出版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在宗教改革/反改革时代出版不准确（不正统）的宗教文本，并相信通过为特定文本指定一个出版商，他们可以防止任何问题。教皇甚至威胁要取缔威尼斯出版商，因为他们破坏了罗马的特权。

印刷业务很快转向罗马，使该行业在该国其他地区寸步难行。从 1580 年到 1596 年，威尼斯近三分之二的出版商倒闭了。诺沃（Nuovo）教授的结语说：“教会伤害威尼斯出版商不是因为禁止书籍，而是因为鼓励（别处出版）书籍。”

《世界历史百科全书》记载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印刷革命[8]

公元 1450 年代活字印刷机进入欧洲是一个具有巨大而持久影响的事件。 德国印刷商约翰内斯·古腾堡 (Johannes Gutenberg，约公元 1398-1468 年) 因这项创新而广受赞誉，他在公元 1456 年印刷了著名的圣经版本。 从宗教作品和教科书开始，很快印刷机就开始大量制作从宗教改革小册子到小说的各种文本。 书籍数量大大增加，成本降低，因此阅读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随着学者们发表自己的作品，对古代文本的评论以及相互批评，思想在欧洲传播。 天主教会对一些书籍提出异议，审查甚至烧毁它们，但公众对书籍和阅读的态度已经永远改变了。

书籍印刷的查禁

书籍印刷的发展不是所有人欢迎的。天主教会特别担心一些印刷书籍可能会导致人们怀疑神职人员，甚至背离教会。其中一些作品在一个世纪或更早之前就以手稿形式首次发布，由于印刷版本，它们现在更流行。一些新作品更具威胁性，例如改革派写的那些。出于这个原因，在公元 16 世纪中叶，当局列出了禁书清单。第一个此类清单，即公元 1538 年的意大利禁书索引，由米兰参议院发布。罗马教皇和欧洲其他城市和国家很快遵循了禁止印刷、阅读或拥有某些书籍的做法，任何被抓到的人至少在理论上都会受到惩罚。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在出版前检查文本以及更谨慎地向印刷商发放许可证。

随着当政者开始意识到印刷品的影响，审查制度化从公元 16 世纪中叶开始成为出版业的常态。当局禁止某些作品，甚至禁止某些作者的任何作品。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公元 1473-1543 年）的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论天体的旋转，1543 年）被列入禁止名单，原因是将太阳置于太阳系中心而不是地球. 意大利作家乔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公元 1313-1375 年）的《十日谈》（约公元 1353 年）因其粗俗而被禁。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作品因其政治愤世嫉俗而被列为禁书。

9.      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的社会环境不支持西学东渐

利玛窦是第一个真正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中国的欧洲人。1600年，利玛窦正在从南京启程到北京的时候，离开梵蒂冈一英里的广场上万头攒动，观看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绑在柱上，活活焚死，今天他被焚死的广场竖立着他的纪念雕像。据一般说法，他的罪名是 “异端份子”（heretic）。之前，布鲁诺被监禁审讯了八年，因为他坚持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布鲁诺之死无论是否支持日心说，与教廷作对是主因。利玛窦等耶稣会会士是最忠心拥护天主教的卫士，利玛窦是代理教廷在东亚的负责人，当然不可能反对教廷的决定， 更不可能支持哥白尼和布鲁诺，把他们的著作带来中国。

哥白尼时代的托勒密“世界地图”只有180经度，整整缺了半个地球。1492-1502年，哥伦布航海就是根据托勒密的学说，以为几个星期可以到达中国，到了加勒比海小岛，至死都认为到了印度，把当地人称为印度人（Indian），当时欧洲人分不清中国与印度的地理位置，以为印度在中国的东方，或者根本分不清中国与印度。说明哥伦布没有地球360度的概念，当时支持他出航的西班牙女王与众官员也没有地球的概念。 “印第安人”这个荒谬的稱呼，维持到今天。

汤若望提到的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没有望远镜。1609年，伽利略才有望远镜。1610年逝世的利玛窦连望远镜是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他在中国有望远镜，只能是中国发明的。1632年，伽利略发表的《两套世界系统的对话》（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20年内用观测支持日心说。1615年，伽利略被教廷审讯，被认为是对抗教廷，受软禁家中，不许发表著作，直到1642年逝世。认为利玛窦带来《坤舆万国全图》，带来欧洲 “先进” 天文地理学之说是不可信的。《坤舆万国全图》的地理学是中国人1430年前测绘的，已经在多篇论文讨论。

16-17世纪，天主教与马丁路德的新教冲突尖锐，教廷严厉审查出版书籍，掌管出版权。金尼阁来华时期，正是伽利略因支持日心说被终生软禁的时期。金尼阁不可能带来教廷禁止的书籍，包括科技书籍。说西方带来先进科技严重抵触欧洲人的科技史。

10.  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

利玛窦来华开始学中文，李之藻不懂拉丁文或意大利文，短短相处的日子里，两人如何沟通，把大量专业科技著作翻译为中文，辞藻华丽缜密，时间、技术上都不可能。据说欧洲人带来或创作《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外记》，《几何原本》，《崇祯历书》等等，现在知道是中国原有的书籍，被冒名改写。

10.1.                天文学与历法

哥白尼之前的欧洲天文学主导是希腊的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约2世纪）的地心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发表于1508-1513年之间，之前没有任何迹象他如何得到这概念，他写的《评论》Commentariolus全文六页纸的手抄本，提到地球的公转，自转和转轴倾斜，中国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已经记载地轴北与磁北不一定重合。哥白尼《旋转》（De Revolutionibus，1543）记载土星公转周期为30年，木星12年，火星3年，地球周期一年，金星9个月，水星3个月[9]。事实上，这些周期不是整数，土星的周期11.86年，隔一段时候，误差就明显，除非世世代代有人观察记录、传承、修订，一个人一生是无法体会的。哥白尼1473年出生，《旋转》面世是1543年，哥白尼70岁临终，他的学生Rheticus帮他发表。哥白尼1513年（40岁）开始观测，哥白尼最多看到一次土星公转，怎么确定周期固定？他建造的“观测台”只是肉眼观察[10]，60年后才有望远镜。哥白尼不是专职的天文学家，他是律师，医生，还兼神学。哥白尼研究天文学短短11年内能突破，知道“地”是360度球形的概念已经来得突然，更谈不上日心说。 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却有望远镜的技术结果，哥白尼的数据何来，不能解释。著名天文学家萨根（Carl Sagan）也没有答案[11]。

天体运动有一定规则和轻微的变动，需要很长时间的观察、积累、更新数据。8000年前，中国认识北斗，至今定位卫星以北斗命名。中国从春秋以来就有专人负责天文观测。 “天圆地方” 是利玛窦理解的错误，是低贬中国天文学的用词。李之藻从来没有在《坤舆万国全图》提到天圆地方，他的序言引用了汉代张仪的浑天说：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比哥白尼早1400年。16世纪欧洲对天文的理解缺乏长期观察的数据，在短时期内完成长周期的天体运动是不可能的。哥白尼的学术与宗教主流抵触，不被接受，没有社会基础。西方不可能有 “先进” 的天文地理带来中国。

春秋时代开始有二十四节气，秦汉已经确立的。欧洲文明从来不是以农业为主，16世纪，欧洲人的主粮是大麦、小麦、燕麦。当时的欧洲人视稻米为稀品，作药用的。中国有一万年稻作经验制定的节气。16-17世纪的汤若望不会种稻，无法知道清明、谷雨、芒种的意义，不可能发明农历。

《崇祯历法》记载的星宿与《史记》、《汉书》、《旧唐书》、《新唐书》一致。《宋史》开始记载天文仪器的制作和观测星宿的度数，《宋史》至《明史》的天文和历法记载，可以看到中国历代无间断观察记录太白（金星），辰星（水星），荧惑（火星），岁星（木星），镇星（土星），大量数字，每颗星在不同季节移动，测量的度数精确到分、秒，增减多少，这是一批专职官员每昼夜轮班观察纪录的结果。《元史·天文志》详细记录每年每月主要星宿的变动，不断观察、修正，传承有序，岂是一两个人业余的事工？ 欧洲天文史没有完整连续的数据记录，无迹可寻。《元史》把春秋以来二千一百六十余年的《大衍》、《宣明》、《纪元》、《统天》、《大明》、《授时》六种历法比较。欧洲只有两种相隔超过千年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和格雷戈里历 (Gregorian calendar)。

1629年编撰的《崇祯历书》被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徐光启等以汤若望为撰写者印行[12]。虽然是残卷，可见部分内容：《第一见界总星图》，《第二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第三黄道南北两总星图》，《第四黄道二十分星图》。上海徐光启纪念馆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梵蒂冈藏的《见界总星图》[13]，都是中国古代二十八宿和有关星宿的名称，没有西方天文学与历法的影子。澳门大学网站也载《见界总星图》，《赤道南北两总星图》[14]，但分辨率低，不能阅读文字。欧洲人如何知道古代中国人如何命名这些星？如何与他们的天文学对照？西方历代观察天文的原始数据在哪里？都是疑问。

利玛窦入华那年（1582）正是欧洲的儒略历突然改为格雷戈里历(Gregorian calendar)，儒略历用了一千六百年，1582年10月里突然缺了十天，没有解释。美国，加拿大，英国到1752年才改，日本1872年改历，损失了12天。俄国，希腊，土耳其20世纪才改历法，掉了13天[15]。西方改历法足足经过300年。东正教的耶诞是在翌年1月, 不是12月25日，所以西方并没有统一的历法，更不能发明农历带来中国。

利玛窦在华28年，1616年拉丁文本《中国札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全书640页，mensis（月份）出现5次，luna（月） 11 次，annus（年）6次，Aprilis 四月1次（另两次是后人记述）。1616年法文版，Juillet（七月）出现2次， Aout（八月） 1 次，Septembre（九月） 4次，Decembre （十二月）3次 。1621年意大利文版，Agosto (八月）4次，其他阙如。无法解释几个版本记载的差异。其他记载日期用 “有一天”，“第二天”，“几天后”，没有绝对日期。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没有准确年月日次序，不能称为“日记”。意大利文版记载《坤舆万国全图》在南京出现，其他版本记载李之藻在在京城/宫廷/北京摹绘，由于没有确切日期，无法确定。利玛窦逝世後，金尼阁才到中国，二人从未谋面，凭金尼阁的理解编修，次序乱了，无法对证，历史误会由此而生。作为欧洲主要宗教政体派来中国的代理人，笔记没有明确记载日期，令人怀疑16-17世纪欧洲历法的认识，汤若望带来农历一说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历法的二十四节气紧密结合气候变化与农事，经常按照观测计算不断更新，用闰年闰月调整，准确指导农事，用了几千年。举例来说，壬寅年七月十日（2022年8月7日）立秋，根据过去历年节气统计，预测立秋后天气变化与收成。16世纪的欧洲农业不发达，没有稻作，不可能有清明，谷雨，芒种等理念，认为汤若望把农历带来中国是完全没有根据，不能接受的。

10.2.                地图学与环球测绘

科学“西学东渐”一说，主要根据之一是利玛窦带来《坤舆万国全图》。有人说这是中西合作的结果，谁贡献了什么， 占多少比例？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没有他的《坤舆万国全图》序言，只记录了他目睹李之藻绘制地图，没有利玛窦自己参与的过程。除了少数音译西洋地名之外，整份《坤舆万国全图》没有西学的影子。利玛窦自述南京的官员们背着他制作了三份地图版本，他自己一份都没有。利玛窦如何指导李之藻准确绘制欧洲人200年后才知道的世界地理呢？自己没有版本，如何校对中国人不知道的地理？

1494年，教宗在大西洋划了一道线（托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 以东为葡萄牙势力范围，以西给西班牙。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果亚（1510），马六甲（1511），波斯湾霍尔木兹（1515），这些都是郑和下西洋必经之地。后来又获明朝允许在宁波贸易（1542），并在澳门建立基地（1557年）。随同葡萄牙到果亚的荷兰人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获得了葡萄牙人的资料，使荷兰人在1600年远赴日本，成立东印度公司，1603年打败了葡萄牙，取代了葡萄牙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占领印尼（1603-1949），南方之地（澳洲，新荷兰）（1606-1788），南非（1652-1806），台湾岛（1624-1668）。1626年，荷兰用24元，从原住民手里 “买” 了整个曼哈顿岛，命名 “新阿姆斯特丹”，这是不公平的交易。1641年后，荷兰人与原住民发生多次战争，杀戮了一千多名土人。1664年，荷兰把曼哈顿的主权让出给英国，纽约市曾经是美国的首都。

1610年，哈德逊 “发现” 以他命名的加拿大哈德逊湾，那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早八年，《坤舆万国全图》就记载该湾为 “哥泥白斯湖” ， 利玛窦无从得知该湾。欧洲绘的地图（如普兰修斯1594）也有同样发音的地名，但是他与其他欧洲人从来没有到过 “哈德逊湾” ，不然就不会以哈德逊命名，其实地理与音译来自中国的地理信息。

16-17世纪欧洲绘世界地图满是漏洞，出现北美洲西部地理比他们到达早200年以上，是无理的，只能抄自他人的地图，即郑和时代中国人测绘的地图。现在证明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是李之藻摹绘郑和第六次出航之前（1430）原测绘本而成 [16]。16世纪欧洲地图绘制者集中在Antwerp，当时称为Flanders，今天属于荷兰、比利时，只有13,620 平方公里，大小不到北京市。墨卡托Mercator 1569年世界地图, 奥特里乌斯Ortelius 1570年世界地图集, 普兰修斯 Plancius 1594年两半球地图等，首次欧洲出现的地图形式，全部在这里起家。荷兰人Hans Lippershey “发明” 望远镜，仿明代青白瓷的Delftware，伦勃朗等写实派的美术脱离了宗教的约束，在这时期出现。书籍还没有普及，大多数欧洲人还是文盲的时代，有视野发现世界，是站在哪位巨人肩膀上？答案应该是“中国”。与明代中国贸易刺激了荷兰的重商主义，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文化状态。荷兰人如何获得郑和航海的信息？这段历史与葡萄牙，荷兰，明代 “倭寇” 的关系已初步在另文表述 [17]，明代倭寇历史隐含更多中西交通史的秘密，需要深入梳理。

艾儒略的《职方外记》，南怀仁的《坤舆图说》来自利玛窦的资料，里面“海舶”一章，字面说“泰西”的船，能装一千人，存一千桶淡水供一千人一年之用。 15-17世纪欧洲航海者没有一队达到千人，更不要说一艘船载千人。实际上，这些著作描述是郑和船队的型制装备，记述地名的翻译与郑和文献相同。可以推断，艾、南二人的著作就是篡改郑和文献，加入了若干欧洲使用的人名、地名。

自《坤舆万国全图》公开以来，欧洲人努力寻找欧洲文字的原本，无功而弃。笔者经过16年的研究，物理数据，测量数据，历史文献，排除利玛窦为《坤舆万国全图》作者，已经用多篇文章举证。西方学者引用作为对《坤舆万国全图》是明代中国人测绘的结论。2021年8月搜索结果，耶稣会网站已经不列利玛窦为《坤舆万国全图》作者。梵蒂冈图书馆官方网站没有列出《坤舆万国全图》的原图，也没有列利玛窦为该图作者的条目，梵蒂冈图书馆发布文献参考目录列入笔者的书与论文，说明梵蒂冈已经默认笔者关于《坤舆万国全图》的结论。

《坤舆万国全图》是郑和环球航行测绘的世界地图，引起60年后的哥伦布出航，世界文明大交流，国际贸易全球化，形成今天的国际局面。明代大航海与科技对世界贡献必须明确载入史册。

10.3.                算学

中国发明十进制，算符，是世界科技之源。所谓阿拉伯数字其实是中国算符通过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国家，欧洲人开始接触到阿拉伯人，误以为阿拉伯人发明[18]。北宋贾宪三角（1050）早于西方Fibonacci的Liber Abaci（1202）， 贾宪的书已经佚失，后来杨辉引用（1261），得以保存，早于帕斯卡三角（1654），此段论据已另文发表[19]。

10.4.                机械学

“西学东渐”比较重要的一说是所谓德国人邓玉函（Johann Terrenz 又名 Johannes Schreck 1576-1630）口述，王徵笔录的机械百科全书《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王徵1622年进士，从庞迪我（Diego dee Pantoja）学了简单的外语。邓玉函1620年到澳门，在嘉定首次学中文, 1623年底到北京，认识王徵。据说邓采用了Vitruvius，Simonde Bruges, Georius Agricola , Agostino Ramelli 等著作 ，天启六年冬（1626年），学了七年汉语的邓玉函与学了五年外语的王徵 “合作编译一个月”，1627年2-3月完成三卷复杂机械著作，同年（一说1628年）7月在扬州刻印出版。两位学习对方有限的外语，要沟通翻译一般口语也不容易，何况专业科学著作，几个月内把复杂的机械插图换为中国式样，雕印出版，无论技术上与时间上都很难令人相信。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20]颇多费解之处：1. 王氏插图用a,e,i,o,u 标示部件，Ramelli原书[21]用欧洲传统的A,B,C,D,E 顺序。2. “水日晷图”用十二地支标示时钟，欧洲没有十二地支的传统。3. “代耕之图” 展示的是中国插秧的水稻田， 17世纪欧洲人还不会种稻。4. 如果王书来自欧洲文本，华人只能照原版绘图，没有时间和能力重新绘制中国化插图。Ramelli 原书1588年出版，表面上早于王徵的版本。但是不能排除王徵的著述来自更早的中国古籍，传入欧洲再回流，而王徵拥有中国的原作。齿轮，水碓，水动机械，槓杆等机械原理已常见于宋代景德镇陶瓷制作，农田灌溉。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收录中国古代科技机械种类远超王徵的著作。郑和大航海普遍使用起重器装卸以吨计的货物，解木、解石的方法，中国早就应用于大型石碑，木建之用。这些本来就是中国已有的科技，不是欧洲传入的。

1626年5月（天启六年），北京王恭厂火药库神秘大爆炸，二万余人死伤，以当时的人口比例算，惨烈有如原子弹爆炸，原因不明。当时王、邓二人均在北京，必闻讯震惊，也许知道内情。1626年，王徵已完成独自署名的《新制诸器图说》。相信《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原为王徵收编中国古籍加入自己著作，情急之下，略事修改，伪托翻译著述，在扬州出版。从北京经大运河到扬州要三个月以上，几个月时间重绘插图、修订，加上刻板印刷，时间上不允许。唯一可能是王氏原书大部已经在扬州完成，只增修几页，加上邓玉函为作者。明代印刷术盛行，抄袭、盗版事件极为普遍。西方伪托托勒密的世界地图比比皆是。历史研究必须考虑各种因素，不能只以文献字面表述为准。

以上所举只是中国科技史的算学，天文，地理，历法，机械被误解或可疑处的冰山一角。其他农学，水利，冶金，造船，医药，等等，还有很多方面有待破除迷信，彻底整理，排除臆想的附会，多方互证，严格审核，以免再陷入以伪证伪，以伪代伪的坑。

11.  伪造文献

古今中外均有伪造文献，并不罕见。2020年揭发牛津大学图书馆掌管古埃及莎草文献的主任伪造圣经最早手抄莎草本的新闻，部分赝品卖给美京华盛顿的圣经博物馆，成为 “镇馆之宝” [22]，这宗伪造文物文献的案子震惊整个西方宗教界与学术界。

伪造文献有几个动机：1. 虚荣心与权力野心； 2. 经济利益驱使；3. 出于作者的学生对老師的敬重。伪造程度可以令毫不防范的人瞠目结舌。明末清初中西首次接触，没有人读懂外文，皇帝日理万机，只能靠大臣的演绎转述，无法发现官员伪托文献。作为外国传教士唯一代言人的门徒学生/ 大臣，同时也是皇帝的代言人。把民间不能接触的文献，挖掉原版字样，换上西洋作者名字，造假非常容易。被冒名的外国人只略懂中文，乐得顺水推舟，有个名义，制造机会接触和影响中国皇帝。谎言越大，越能捆绑最高权力，越难被揭穿。一旦皇帝被骗，骗局与威权钮合，没人戳穿，编入教科书，传之久远，谎言与谣言遂成为 “事实” 。初衷是骗皇帝，结果是骗了人民几百年。

12.  结语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书籍印刷业刚刚开始，人民识字率低，印刷的书籍大部分与宗教有关，科学与宗教冲突，整个印刷业受宗教控制。所谓科学“西学东渐”的说法与欧洲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技术环境不配合。所谓西方传入天文，地理，数学，历法，航海，地图，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中国早就有的，或藏于官府，尤其天文地理是国家机密，平民无法获取，官员为了种种利益，篡改文献，偷梁换柱。牵涉不同语言的文本，没有人能证明资料来源和翻译是否正确，明末清初纷乱之际，上下都管不了。经过改写，有些流入欧洲，再回流中国，又或直接冒名在中国重新出版，误为“西学东渐”，大量数据质疑“西学东渐”的可能性。

西方没有统一文字，以拼音翻译传承两千年，中间经过一千年黑暗时代，不同国家语言不通传承不易。谈西学东渐，要弄清楚西学的源流和原始文献的关系。中国传统认真执著的史学精神，也适用于研究欧洲史，应该严格追踪欧洲编年史，原文献出处，考古材料等，理清历史脉络，不能以几十手改写以后的版本为据。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内外战争，天灾人祸之苦，珍贵孤本文献大量流失。1949年，全国文盲率是80%，农村更达到95%。使用简化字尽快扫盲是无可厚非的政策。然而简化字与传统古籍的字体脱节，白话文兴起，压抑古文，增加了研究古籍的困难。近年来，学习外文，读翻译著作，留学外国，成为风尚。一般学子以懂外文为荣，荒弃中国固有文化，读外国出版的中国史，不读自己的二十四史。外国人不懂中文，无法读懂中国古代科技史，情有可原。中国人不读古代科技史，认为中国没有科技，是很难讲得过去的。许多散佚的文献保留在外国，到外国学中国史，无可厚非，但是，以非中国文化背景出身的外国人的话语代替中国人自己的阐释，是严重的失误。过去几十年，大量考古发掘，如仰韶、良渚、红山、龙山、偃师、三星堆等，不止改善了对中国古文明的理解，纠正文化自卑的现象，而且为世界考古界树立了新的范式。

观察-实验-总结-应用，是人类认识与利用自然界的循环提高过程。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应用，是不可割裂的。不可能没有观察实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没有总结理论的应用技术。中国的算学、天文、历法、地理就是基础科学，从观察，抽象，总结为其他技术的指导。

 “中国没有科学”， “西学东渐”，“欧洲人带来先进科技”的说法，流行教育文化媒体界。加以外来宗教影响，以无上权威凌驾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有认为中国人自己写的历史不可靠，只有外国的演绎才客观可信。明明不合理也不敢发声，不敢为历史翻案。科学没有官科民科之分，只有真伪之别。科学重要的手段是证伪。以文献证文献，忽视人为因素造成的歪曲错漏，是误史的根源。与科学定律有冲突，违反常理的历史文献都是不成立的，应该根据科学数据彻底更正。

600年的误史，责任不完全在西方。明代宫廷党派纷争，明清之间民族矛盾，中西初次接触，语言文字翻译误解，都是造成历史错失的原因。21世纪互联网建立以来，大量中西古籍原文影印本公开，有机会追根溯源，这些破绽一一暴露，欲盖弥彰。天文地理都有坚实的观察，测量，物理数据基础，千万年不变，不能捏造。历史研究不能用错误文献循环内证，一万个错误叠加不能成为事实，文献与现实科学理论数据严重抵触，必须以科学数据逻辑为依归，还原真相。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曾经被误史迷惑的，不必求全责备，只要肯抛弃成见，认真审视数据，随时都可以归正。

正本清源同时要防止捕风捉影，避免鱼目混珠，避免虚浮附会。 矫枉过正、陷入偏见、以错易错。从文化自卑走向自大的极端态度对还原更正世界史有害无益。发掘真相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要更正六百年来几十亿人的错误，需要更扎实的数据逻辑，符合科学定律，提供多重证据。历史必须是真相才有教育意义。信息时代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重新审视中外文献的真确性和传承次序，学术界，媒体，决策当局，可以把握机会，清理沿袭几百年的历史错误，向世界宣告明代中国开创世界地理大发现，国际文化贸易交流，让真正的中华文明面貌重新展现于国际舞台。

据说拿破仑有句名言：“让中国这位巨人睡吧，他要是醒来，将撼动整个世界”。无论这句话是否真正出自拿破仑，都值得思考。现在中国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不能再回到矇眬时代了。

（2022.8.17初稿，2022.9.5定稿。原文发布于2022年11月12日第十三届“东方外交史”研讨会。已征得研讨会主持人北师大历史系陈奉林教授同意在网络上发布缩减本，省去图表, 请参阅https://ourworldindata.org/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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