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夏商时代，占卜只是文字的其中一个使用场景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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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河星
• 三星堆有出土龟壳占卜，但是龟壳上没有文字。这一个考古事实就证明了您所谓的无文字，不占卜是错误的。历朝历代都有新的汉字发明，追寻到源头是甲骨文，甲骨文对比后世的文字，是演变的过程，这足以证明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是目前为止发现最古老的成熟文字。商人的青铜铭文基本是商晚期，有足够的时间演化为更成熟的文字，这一时期的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方面,一：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取人体形象的文字，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作下跪形状。这种字形并不表明此时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这从同时的或较早的甲骨文字即可得知)，而只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二：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三：字形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亦不齐整，竖虽基本上成行，但横却不成排。。。这足以证明，甲骨文要比金文原始，两者是传承关系。车字倒写，虫女等来源于甲骨文考古发现，您可以去搜索:甲骨文记载最古老的车祸。您不懂就给我扣上乱七八糟的帽子，这不是论据。

对于您的说法，有很多细节需要作出提醒和纠正。

三星堆并没有出土用于占卜的龟甲，是金沙遗址出土的，而且与商的占卜形式有所不同。如果您非要说古人使用甲骨占卜才促成了文字，那么另外一种同期的占卜形式——蓍草占卜（筮），让许多根草茎在地上的互相勾搭纠缠，不是更容易启发出符号和文字吗，为何一定是甲骨？

事实上在夏商时代，占卜只是文字的其中一个使用场景，单说以甲骨作为载体的，除了用来记录占卜的问题和结果以外，还有仅用来记录事件的甲骨刻文，以及以及我之前提醒过您的那些用来“做练习”的甲骨（例如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刻辞牛骨）。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书写在甲骨上的朱文、墨文（例如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的卜骨），据统计，出土甲骨中写有书辞的达到70多片，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甲骨是“先书后刻”或者“先刻后书（填墨）”，证明当时的已经有一套成熟的软笔书写模式。

而甲骨以外，还有陶、金、玉，都是与甲骨同期的文字载体。陶文方面，偃师二里头遗址（夏晚期）发现的契刻陶文有大约50例，其中部分可与后来的甲骨文、金文相对应；商代前期的文物中就发现有软笔书写的陶文（例如郑州商城就发现了有20多个朱书陶文），商中后期的书写陶文更是与甲骨在相同的遗址被发掘出来，而且与商前期的陶文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玉器方面，不但有在玉器上面铭刻的文字，如妇好墓大玉戈上的“卢方皆入戈五”的字体就与同期的甲骨文、金文不同（因为玉器上刻字更难），而且近年来在殷墟墓葬还陆续发现了书写在玉器上的朱书文字。

更显著的是金文方面，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即已有文字铸铭（例如河南中牟大庄、陕西岐山京当出土的青铜戈），商代后期带有铸铭的青铜器则更是屡见不鲜，光殷墟出土的就有接近接近6000件。商代金文与甲骨文“看起来不同”的原因我也已经提醒过您了，它们的载体不同，刻写方式不同，在平整而坚硬的甲骨上刻写正字，与在有弧度的模、范上制出便于青铜溶液成型的镜像字，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字体？？您所说的“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正是为了服从金属熔铸特性而发展出来的，直接拿刀刻出来的那种笔画是不能翻印到模上的，否则就铸造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断续。到了后期青铜器采用刻文而非铸文的时候，笔画的样式就又与甲骨文类似。

您的信息来源有讹误或者缺失，这影响了您的理解和判断，希望您不要以简单线性的方式看待中国文字的发展史。再此也贴一下贾湖契刻文让您看看，您怎么能说它们与汉字毫无关系？

您所说的“车祸甲骨”，是《甲骨文合集》第10405号甲骨，这段话它本身就不是卜辞，而是记录，一整段的文字是：“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甾车，马硪，迫王车，子央亦坠”。您所谓的“反过来写的车”，只是一小部分学者的解读，更主流的观点认为：前一句小臣甾车的“车”字有车辕无车厢，突出车上用来驾驭的结构，即表示这是人站在上面驾的车，而后一句迫王车的“车”字则有车厢无车辕，显示不是王自己站着驾车，而是坐在有车厢的车里，说白了这严格意义上并不是“车字的两种写法”，而是“两种不同的车”。这种情况与文字是否“成熟”没有关系，在中古时代也一样常见，比如同样是马，就有“騢、騟、駂、騝、騧”之类如今被淘汰的字，因为当年马是高端交通工具，所以人们创造各种字来区分不同的马，而上古时代的车同样是高端交通工具，不同地位层级的人又使用不同规制的车，写成不用样式是理所应当。如果您还不明白，看看下图我作的简单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