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及其主要收获（下）_风闻

　　五　根据中国的实际材料，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新标准

　　在国内外学术界，曾经以

“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中华文明只能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晚期开始，只有3300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学界，往往根据史书中关于 “禹传子，家天下” 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当以开启了世袭制度的夏王朝为肇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期间，我们对世界几大原生文明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 “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无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并未使用文字，哈拉帕文明的图章并没有被学术界认可为文字。追溯 “三要素”的由来，我们发现这 “三要素” 是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并不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基于这样的认识，工程从实际材料出发，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二里头等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

　　（一） 史前农业取得显著发展

　　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较之于此前有明显的改进，出现新的工具种类，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例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比较普遍地使用了犁耕，并发明了多种稻田中使用的生产工具。从比良渚文化更早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水田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水田规模很大，灌溉系统比较完备，早已超过了小水田的阶段。北方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在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可以想象，除了生产工具之外，在生产技术方面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不能一味强调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发生重大进步，从而否认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农业取得的发展。例如，不能因为在各地发现的汉代的铁质生产工具在种类和形制方面都和近代的同类农具相比没有很大的变化，就因此得出两千多年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没有很大进步的结论。因为农业的发展，除了生产工具之外，还有良种的培育、施肥、中耕等，各个环节取得的进步都会促进农业的发展。

　　（二） 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取得显著进步。在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技术工艺高超，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陶乌黑发亮，最薄的器壁只有0.3毫米。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的制作工艺技术十分精湛，如在反山墓地等级最高的，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良渚 “王墓” 的反山12号墓出土的形体最大、制作最精致的“玉琮王” 表面的人兽合体的 “神徽” 图案，在一毫米的宽度内有五条刻线，其工艺的精湛可见一斑。这些制作精致的手工业制品说明当时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确实出现了专业化。这些精美的手工业制品多数成为彰显持有者身份的礼器，所以，有理由推测，这些高端器物的制作已经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三） 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早期城市

　　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繁衍。在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聚落数量显著增加，并出现人口的非自然原因的集中。在一些区域文明的中心地区，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其特征是，聚落规模巨大，面积达数十万乃至百万平方米。聚落内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一般居民区等。前述的良渚、陶寺、石家河、石峁、二里头都是如此。

　　（四） 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

　　社会分化严重，出现少部分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形成了具有某些高技术含量或资源稀缺的贵重器物——礼器，来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至于这些礼器的种类，则因地而异。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中，贵族墓葬中随葬可能具有祭祀功能的玉琮、玉璧、三叉形器和表明掌握军事权力象征的玉钺。良渚城址反山12号墓内随葬多件玉石钺和一件制作精致带有短柄的权杖。在陶寺遗址的大墓中，随葬陶鼓、木鼓、石磬、龙盘、玉石钺等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的礼器。在黄河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的高等级墓葬中，是制作精美的陶制酒器和玉石钺以及多重木质棺椁。

　　（五） 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

　　出现了为彰显王的权威，动员大量劳动力兴建的巨型都邑性遗址、王和高级权贵们居住的大型高等级建筑 （宫殿）。良渚、陶寺、石峁遗址莫不例外。进入夏王朝以后，二里头遗址 “多宫格” 围垣布局中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人群，表明二里头都邑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54]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六） 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

　　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都邑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城市。王及其亲族仍然与社会大众保持着名义上的亲缘关系，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他们的墓葬位于公共墓地的一隅，单独成为一个墓区。如陶寺遗址早期大墓就位于由上万座墓葬构成的公共墓地中的一个区域，该区域由几座大型墓和几十座中型墓构成，不见小型墓。到了陶寺城址兴盛时期，大型墓脱离了公共墓地而位于南城墙附近用围墙围绕的一个单独的区域，附近有数座中型墓，应是大墓墓主人的亲族。单独构成王族墓地的还有良渚古城，在古城内城内外，发现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几个高等级贵族墓地，说明良渚的王及其亲族的墓葬已经脱离了公共墓地而被单独埋葬。

　　（七） 暴力与战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

　　１.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各地都出现了暴力导致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发现良渚时期罕见的有人殉的墓葬。赵陵山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台状土山，东西长110米，南北宽80米，呈椭圆形，占地1万平方米，高出四周约9米，周围有古河道环绕。20世纪90年代前半曾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以良渚文化为主的墓葬94座。[55]按墓主贫富贵贱分区埋葬，并有规模较大的集中杀殉现象，杀殉人数中有半数被砍掉下肢或双脚，这在良渚文化遗址乃至夏王朝之前全国范围内所罕见。石峁遗址的大型墓葬中在墓主身侧往往有殉人。还有些遗址发现有人被埋在大型建筑的基础中作为奠基。山西陶寺遗址宫城中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基础内就发现人骨和动物骨骼。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曾发现多座人头坑，个别人头坑内曾埋有24个青年女性人头骨。这种奠基、杀殉习俗一直延续至晚商时期。[56]在殷墟的大型墓葬和建筑内，都有作为牺牲的人群。这些被杀殉的人不大可能是墓主人的亲属，而很有可能是战俘，或是生前因犯罪等原因成为供墓主人役使的奴婢。

　　２.战争频发。自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各地的墓葬出现随葬武器——石钺的现象。陶寺遗址的一些青年男性的墓葬中，常可见到随葬一件石钺。此外，这一时期的墓葬中石镞和骨镞的数量明显增加，且镞的体量增大，杀伤力增强。[57]在各地这一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往往随葬制作精致且没有使用痕迹的玉石钺，可以认为是彰显墓主人掌握了军事指挥权。随着战争的频发和规模逐渐扩大，掌握军事权力的首领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手中的军事指挥权发展成为主宰日常社会生活的王权。

　　（八） 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

　　各个区域文明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区域。这一区域中的人们存在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许还存在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这一区域内的不同小区域存在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以该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王的都邑为中心，形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网络。虽然官僚管理机构不容易在没有文字资料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但进入文明社会的各个区域无一例外需要有官吏作为维持王的统治的保证。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兴建、陶寺和石峁古城的兴建和维持社会生活的运营，仅仅依靠王是绝对做不到的，都离不开为王服务的官僚机构。

　　我们提出的从考古发现中辨识文明产生的标志，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即“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国家的出现除了通过当时的文字资料证明之外，很多是需要通过考古发现的遗存去辨识的。国家出现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出现了国王，即王权的产生。而王权的产生，是会在考古发现中留下痕迹的，这就是：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２.作为王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宫殿；３.王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大墓；４.表明权贵阶级尊贵身份的标志——礼器和礼制；５.战争和暴力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标志既适用于中国，也符合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是探源工程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这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中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

　　六　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和机制的认识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一） 仰韶文化彩陶的扩展

　　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颇具特色的以花和鸟图案为代表的彩陶向周围地区逐渐施加影响。此后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所及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地区。在中国史前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有学者认为，形成了

“文化上的中国”[58]（的雏形——笔者按）。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应当是炎黄集团兴起，并对周围地区产生强烈影响的反映。

　　（二） 距今5500年左右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

（古国文明）。她们如群星璀璨，交映生辉，似百花绽放，争奇斗艳。彼此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画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阶段，各个区域的文明通过彼此的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基因。

　　１.龙的形象的出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约6000多年的一座墓葬中，在人骨架的旁边，有用贝壳堆塑的龙和虎形象，[59]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龙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贝壳堆塑的龙在东，虎在西，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神思想的方位恰相吻合，应非偶然，暗示着四神思想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安徽凌家滩和辽宁牛河梁墓地的大墓中，都出土了呈Ｃ形的玉龙。山西陶寺遗址早期大型墓中都随葬一件绘有彩绘盘龙纹的大陶盆。[60]到了夏代后期的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用两千多片绿松石镶嵌在有机物上形成的龙形饰物。[61]商代晚期的王——武丁的妻子河南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带有龙纹的铜盆。可见龙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２.从 “以玉为美” 到 “以玉为贵” 的理念。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玉环等距今9000年的玉质装饰品；[62]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少数墓葬中，出土了制作较为精美的玉玦和玉坠等玉制装饰品，[63]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 “以玉为美” 的观念。到了距今5500年前，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高等级墓葬中，除随葬 Ｃ形玉龙之外，还随葬各类制作精美的玉器。体呈 “Ｃ” 形的玉龙、玉鸟和玉龟的形态，特别是两地出土的玉人姿势都是双手并拢捧在胸前，非常相似。相聚数千里之遥，却存在如此相似因素，不可能是巧合，说明当时中华大地各个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可能存在着信息的交流，由此导致形成了以龙的形象为代表的各地区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共同性，而这正是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３.海纳百川——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在极有可能是尧所居都城——平阳的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如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特点的陶鬶、陶盉、陶觚等陶制酒器、最早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出土物相同的双翼形玉饰、来自西亚经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小麦栽培、黄牛和绵羊的饲养及冶铜术等，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积极吸纳周围各个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呈现出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黄河中游地区的汇聚。正是由于中原地区以尧舜禹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对其他地区先进因素的积极吸收，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４.辐射四方——中原地区夏文明对周围广大地区的文化辐射。进入夏王朝之后，特别是夏王朝后半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原与周边的交流从尧舜时期以对周围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和汇聚为主，转变为以对外辐射为主的模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面积达360万平方米，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从遗址的年代、规模和位置判断，它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宫城以南，发现与宫城仅一路之隔，同样以外墙围绕，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生产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的青铜容器和绿松石装饰品。[64]说明这一时期的王权已经完全控制了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原料、生产、分配，使之成为维持其统治的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后世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礼制文明的先河。

　　以二里头为都邑的时期，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确立的时期。在二里头遗址，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得以规范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出现了大型玉石钺、玉刀、玉璋、高领玉璧等，具有表示持有者高贵身份的大型仪仗用具，初步形成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最为突出的例证是，夏代后期重要的仪仗用具之一——玉璋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上中下游流域乃至中国香港和越南北部都有发现，[65]表明夏代后期以后，中原王朝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影响力有十分明显的加强，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进入到以中原地区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具体体现。

　七　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如前所述，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另一方面，在其形成过程中，也与域外其他古老文明发生过交流。大约距今5000年前，发明于西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农作物——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66]与此同时，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经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游地区。[67]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68]在距今3300年左右，家马和马车也是经由欧亚草原地带传入商代晚期首都——安阳殷墟。[69]上述外来文明因素的融入，丰富了中原地区农作物和家畜的种类，在黄河流域逐步形成了粟、黍、稻、麦、大豆构成的五谷农业体系和猪、狗、牛、羊、马的家畜饲养体系。冶金术经我国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与此前的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经过创新，发明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在尧舜时期制作出第一批青铜容器，为夏商周王朝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70]马和马车的传入，丰富了黄河流域人们的交通手段，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

　　这一时期，文化的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大约也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从西亚传入我国境内的同时，原产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粟、黍栽培也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地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也说明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断，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并加以吸收和创新，是以充满活力，不断发展。

　　八　结语

　　在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领导下，在全国同行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取得了显著成果。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背景、原因、机制与动力，对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理事会大会上，良渚古城和水利设施被批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理事会对良渚古城的入选原因做了如下阐述：“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良渚进入文明阶段得到了世界遗产界的认同。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探源工程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道路、各个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与模式、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相关的文明的内在特点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缺乏对其他古老原生文明充分的了解，缺乏比较研究，影响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特质的分析。特别是由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还没有系统地向学术界报告和缺乏对全社会的广泛深入的宣传，致使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是历史真实” 的认识尚未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可，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历史学者坚持认为良渚、陶寺、石峁遗址所处的社会是处于 “部落联盟” 阶段，中华文明始自夏王朝建立。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中国文明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而且中国版图内的文明，是分布于青藏高原以下遍及黄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总面积至少25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一个巨大丛体，体量之大，为同时期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之最。学术界早就对这其中的各支考古学文化的变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概括，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

“多元一体”。而有关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出，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近年来，将这些地方文明视为个案，分别就其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又是怎样在彼此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结出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最终导致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结果。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工程，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不断创新。2020年开始，“探源工程”

开始了第五阶段的实施。项目负责人和团队也做了调整充实。我们相信，在几代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将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特点和机制，她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必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本文是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取得主要成果的概括性介绍。工程从

2002年启动预研究开始，到今年已经整整20年。社会各界都希望能够对探源工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执笔者担任工程第一至第四阶段负责人15年，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向学术界汇报探源工程的情况。为此，我们执笔撰写了这篇文章。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是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由20多个学科、60多个单位、40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衷心感谢为工程的顺利实施给予有力支持和热心帮助的所有人！在涉及的一些学术问题上，参加的学者们认识并不尽一致。本文中的表述是执笔者个人的理解，最终集体认识以探源工程的成果正式出版时的表述为准。在项目实施以及本文的撰写过程中，工程学术秘书常怀颖协助做了大量工作，谨致谢忱。**

〔作者王巍，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辉，1953年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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