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_风闻

　　这大半年来疫情的急剧反转，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有些话想说，但还是不说的好，省得招怨。近期开始全面放开疫情防控之后，市场对防疫相关物品的需求量激增。其中N95口罩近期搜索热度增长了715%。目前日均销量是11月的27倍左右，单只价格甚至炒到300元。目前市场上熔喷布的价格也从疫情前的2万元每吨，涨到了现在的60万元每吨。即使是这样，现在口罩每个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熔喷材料成本只有几毛钱，只占到一只口罩成本的百分之几。这叫什么事呢？

其实我的态度是中立的，我觉得到现在这地步，不怪国家，也不怪百姓。要怪，只怪宋江。１９９８年央视拍摄的电视剧《水浒传》中，李雪健饰演的宋江俨然是一位深具远见卓识的领袖。带领梁山走上了一条政治正确、前途光明的道路。只是因为朝中奸人作害，才导致梁山好汉几乎被团灭的悲剧。央视版的《水浒传》就算拿到现在来也是良心之作，虽然对原著有所改动，但基本上还算是忠实于原著，忠于历史的逻辑的。《水浒传》原著中对宋江的吹捧更甚，宋江只不过是没品级的的押司，比个公人强不了多少，为什么那么多人认识他并崇拜他？我们先不说宋江个人的手段，只探讨一下在中国古代，胥吏真的无足轻重吗？其实，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宋江就曾利用有职位上的优势，救了晁盖一伙人，一文不花，就成就了打江山的最大本钱，在清风山，燕顺就说，“梁山泊近来如此兴旺，四海皆闻，曾有人说道，尽出仁兄之赐。”写实的《水浒传》，吏在政治运作中发挥强势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

　　林冲能够在开封府暂时躲过高俅的毒手，就是当案孔目孙定的手笔：“看林冲口词是个无罪的人，只是没拿那两个承局处。如今着他招认做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

　　杨志杀牛二，“推司也觑他是个身首的好汉，又与东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没苦主，把款状都改得轻了。三推六问，却招做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满，当厅推司禀过府尹，将杨志带出厅前，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

　　在审理、判决卢俊义案件的过程中，大名府张孔目是实际操作者：“小吏看来，卢俊义虽有原告，却无实迹。虽是在梁山泊住了许多时，这个是扶同诖误，难问真犯。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梁中书道：“孔目见得极明，正与下官相合。”

　　由此可知，县城小吏的身份恰恰是宋江能够结交江湖人士的重要资源，石勇就说他最佩服的是柴进和宋江，可见当时宋江的名气已经可以与柴进相提并论。

　　要获得江湖人士的真正认同，单纯的金钱收买肯定行不通，柴进在江湖上名望的由来真正的原因是能够为江湖人士提供法外之地，宋江也是这个道理。柴进凭借的是前朝皇族的政治地位，而宋江就只有县城小吏的裁量权，两者差距很大，但是，结果却是宋江能够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居然能够胜过柴进。关键在于，中国古代士大夫以不懂治术，所以在事实上，也只能委政于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宋江即是吏的代表。宋江虽然是文学形象，但推翻大秦帝国建立皇汉最为重要的两个人，却实实在在的是基层胥吏，一为刘邦，亭长；二为萧何，县府小吏，刘邦能够立国跟萧何为地养成的档案管理的好习惯密不可分。

　　中国古代士大夫往往是志大才疏，百无一用。例如当代知识精英往往将中国近代的衰落归之于专制制度，这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实际却是完全不能指导现实的空洞教条。这种教条有何用？还不如狗屎还可肥田。从唐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自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尤其是正职官员，基本上都是由科举出身的。科举的选拔标准是对儒家经典学说的恰当理解和解释、规范的诗赋和书法，因此这些也就成了获取功名的人们的主要本领。他们原来基本上不掌握任何刑法、财政、户口、建造、漕运、仓储、水利等专业知识，也没有经过任何行政管理的训练或见习，而且在任期届满后，刚刚熟悉民情又要调动。正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靠他们自己的本领是绝对无法胜任职务的，所以只能利用和依靠吏。而且在中国历来的士大夫阶层中，一贯存在着崇尚经义、鄙薄实际、附庸风雅、厌恶事务的风气。只要能引经据典，符合儒家教义，就能对国家大事发表议论，提出建议；即使根本不切实际，也会博得一片赞誉。一个地方官尽管整天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甚至寻花问柳，只要诗赋出众，字画不俗，就能赢得美名。相反，亲自自理公务，核对事实，计算数字，会被讥讽为俗吏，似乎降低了身分，常常为同辈所不齿。官员中具有“经济之才”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人中又不会有几个有机会掌管刑法、财政、户口、建造、漕运、仓储、水利等实际部门，所以官员中真正精通实务的人只能是凤毛麟角。

　　不少身居高位的人对本朝的制度也不了解，他们忧国忧民的言论常常只是隔靴搔痒，不少对策奏章纯粹是纸上谈兵。像高晓松一类的士大夫号称以民为本，却只知道德原则，而对关系民生的细务全不在意。甚至主张放弃基层，放手让所谓乡绅——实则土豪劣绅、黑社会控制和鱼肉基层。而美其名曰自治，不与民争利。如此则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名义上普天之下，皆为王土。实则各自为王，国家总是面临力量分散即无钱的境地，这与今天的知识精英想当然的所谓封建专制大异其趣。今日之所谓知识精英，就是古代的士大夫。他们自以为半部认语治天下，但儒学只适用于培养圣贤，对于培养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是不合格的。

　　宋江这样的吏与官恰恰相反。他们一般都没有进入科举，或者仅仅得到过起码的功名，但他们谙熟一切与自己的部门或地方有关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历史和现状、官场的微妙关系和种种习惯做法。其中大部分没有书面记录，仅靠口耳相传，对外界更是秘而不宣的。明朝大政治家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宋江“及时雨”的名号，主要靠的主要是撒钱大方。那么他的钱是哪里来的？书里边是不会告诉你的。所以古人说衙门之内好修行。因为胥吏只是稍微抬抬手，就可以让对方避免许多损失，胥吏只要愿意使使好心，就可以让对方获得许多方便。反过来说，胥吏也掌握合法伤害权，像施恩、戴宗就是这种人，不给我好处，我就好好收拾你。相当一部分吏是部门或地方的实际主宰者，因为主管的官员很少或者完全不了解实际民政，只能依赖他才能应付上司和治理下属。地方上的吏更是土豪劣绅拉拢和依靠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吏的权力之大、声势之盛，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因此有识者指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