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麻子和教员的区别是什么？_风闻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2022-12-13 08:16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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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前写了篇张麻子，今天再接着聊一些题外话。
因为对《让子弹飞》进行二次解读的缘故，我们经常用张麻子隐喻教员，但如果深究起来，其实张麻子和教员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还很大。
两个人的表象区别是，张麻子出身于讲武堂，是个百发百中的枪法高手，做什么事都身先士卒，所以张麻子是典型的武夫形象。
教员则一辈子不碰枪，数十年都以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示人。他不是看不起武夫，只是把自己凌驾于武夫之上，指挥枪杆子完成政治目标。
他能代表枪杆子，但绝不是只代表枪杆子。
而张麻子和教员的本质区别是，张麻子完全脱离群众，教员永远亲近群众。
据徐特立回忆，教员在红军时代就认识到一个问题：“打下一座城很容易，难的是改造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
如果不改造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革命就会陷入“打江山坐江山”的死循环，而要改造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就必须深入调查城市的历史问题、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问题。
明白了历史问题有哪些，才能对症下药，进行必要的改造。
所以攻克江西兴国、福建上杭的时候，教员就召集乡长们谈了七天，自己又亲自走访农村城镇，写成一本小册子，发表在《斗争》上，后来改造兴国和上杭，依据就是教员的调查结论。
攻克寻乌以后，教员走街串巷和人民群众交谈，并且和商会会长谈了一天、和旧县城的衙门官吏谈了一天、和老秀才谈了一天，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写成八万字的《寻乌调查》。
在改造群众生活习惯时，教员认为，游击地区要有游击性质的教育，必须简单粗暴通俗易懂，识字教材也不能用学校，得重新编写。
教员把编写教材的任务交给徐特立。
在编写过程中，教员连规范字怎样写、如何制定文盲的学习进度等细枝末节的问题，也要亲自过问，和徐特立三番五次的讨论。
直到教材编写完成，他才脱离这项工作，忙其他事去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教员说：“我们放松了一点，就是广大群众受了损失，就不是小问题了。”
这就是教员，永远亲近人民群众。
反观张麻子，进了鹅城以后，张麻子的主要活动地点就是县衙。
他要么和夫人打情骂俏。
要么在县衙断案，打武智冲的屁股，喊出“不许跪”也是在县衙门口。
要么在县衙抱着夫人痛哭，借夫人之死算计黄四郎。
离开县衙，就到碉楼和黄四郎喝酒，商量怎么分钱的事。
整部《让子弹飞》，你看到张麻子和鹅城群众交流接触了吗，看到他在鹅城走访调研了吗？
没有。
2
而六子在讲茶大堂用枪指着孙守义，更是离隐喻对象毛岸英的形象相差甚远。
真实的六子，根本不可能用枪指着孙守义。
新中国刚成立时，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给教员写信，希望妹夫让他进京做官，或者在长沙谋个厅长的职位，并且指派已经进京的表弟向三立，帮他出面说情。
但是教员告诉杨开智：“不要有任何奢望，湖南省委派你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岸英也亲自写信给向三立，把亲舅和表舅一起批评了：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根本的胜利。”
“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
觉悟这么高的岸英同志，怎么可能和六子一样，用枪指着一个可怜的卖凉粉的？
所以张麻子和教员有区别，六子和岸英同志也有区别，我们可以用他们的某些事情来做隐喻，但不能完全取代真实的人物。
3
总的来说，电影里的张麻子和六子，完全脱离群众了，他们在鹅城没有调查研究、没有教育群众、没有组织群众，只有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个人英雄主义。
麻匪队伍在电影中可以打败黄四郎，但在现实中完全没有可能，要想革命成功，必须认可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
教员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
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写道：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的拥护我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我觉得，这不仅是教员的革命方法，也是“为人民服务”的由来。
一方面，为人民服务了，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那么人民群众就是革命力量的来源。
另一方面，革命的目的是改造国家和社会，而教育、基建、医疗、工业等为人民服务的项目，本身就是改造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所以为人民服务是推动革命事业的途径。
革命宏观叙事和个人幸福安康，是双向奔赴的。
于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大旗下，组织、革命事业、人民群众的利益便统一起来，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而且组织“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必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冒出千千万万的群众领袖，他们会自动加入组织，强化组织的力量。
就像教员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里说的：
“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正因为如此，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教员，数十年来批量生产了无数干部，辅佐教员做成了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没有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张麻子，麻匪成员死一个就少一个，如果没有发钱和发枪的事，张麻子是不可能打倒黄四郎的。
既然“为人民服务”和革命事业绑定在一起，动员人民群众可以培养干部，我们可以断定，教员一辈子相信人民群众，不是无条件的相信、口号式的相信，他是有一套和人民群众结合的方法论的。
而这套方法论的前提是，教员的立场永远倾向于人民群众。
当人民群众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诚意，又得到土地、住房等现实利益，自然会拥护那个一切为他们着想的人。
这就是教员在世时，神一样威望的来源。
而人民群众拥护教员，教员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和领袖便形成双重互动，出现了那个战天斗地、朝气蓬勃的时代风气。
“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他说这句话是诚心的，做起来也是认真的，所以他是唯一的。
这是一篇《毛选》的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