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中篇）_风闻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何加盐”

（注：由于本文篇幅太长，所以分为三篇发，本篇为中篇。尚未看过上篇的请查看：《苏东坡（上篇）》）

上回说到，正当苏轼兄弟双双高中进士，春风得意的时候，突然故乡传来消息，他们的母亲程夫人去世了。

以下为中篇：

苏宅黄葛树，苏轼曾经在此树下玩耍/何加盐摄

5

回京

程夫人是四月初八去世的，当时正值苏轼和苏辙高中进士，意气风发。

但人生就是这么无常。谁知道，金榜题名的至乐，同时又伴随着母亲去世的至悲呢。

由于古代通讯的不便，消息传到京城，已经是一个多月后。父子三人匆匆离京，回家奔妻丧、母丧。

苏轼和苏辙从小跟着妈妈长大，前年离家远行，是第一次离开妈妈，没想到，第一次分别就是永别，伤痛可想而知。

这里也普及一下古代的丧制。古人认为，人生下来，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父母去世，也要为之服丧三年。前面说过，古人计算年份，是连头尾都算上，所以说是三年，其实是二十七个月。

在服丧期间，孝子不能出来做官，有官位的也要辞掉。所以，虽然苏轼和苏辙刚刚考中了进士，但是还不能出仕，必须等丧期结束。

于是，在安葬完母亲之后，苏轼和苏辙就在家乡守孝。守孝期间无事可干，就一边读书，一边在家乡周边会见朋友，游玩。

这期间，他认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王巩，是宋朝知名宰相王旦的孙子，当时他父亲王素在成都为官，苏轼去成都拜会王素，王素非常欣赏苏轼，让王巩跟苏轼学习。后来，苏轼和王巩成为一辈子的至交好友。

另一个是王箴，是苏轼妻子王弗的堂弟。苏轼当时也常常陪王弗回青神县娘家，常常会和王弗的兄弟们聊天，王箴当时才十几岁，但也是苏轼聊天的对象。他和苏轼日后还会有更深的关系，在此暂且不表。若干年后，苏轼会常常回忆起和王箴坐在大门口吃瓜子和炒豆的情景。

时间匆匆，转眼到了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服丧三年时期已过，苏家必须得决定日后安家何处了。苏洵本人对故乡是没什么留恋的，他向往的地方是嵩山脚下，洛水之滨。由于苏洵的父母早已去世，现在程夫人也已经亡故，他决定带领两个孩子，从此离开家乡，永居他方。

这年九月，苏洵带着儿子和儿媳们，从乐山登舟，沿水路东下，经泸州、重庆，下三峡，抵达荆州后，才舍舟登岸，陆行至京。

这一次离开，前半程都是水路，舟中无事，父子三人就赋诗为乐，先后写了一百多首诗，后来以《南行集》为名，结集印行。这是苏轼兄弟自三年前名满天下之后，所写的诗集首次流传于世，一下子就风行全国。

当然，苏轼也是运气好。在此之前十来年，中国伟大的民间发明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等苏轼成名之时，活字印刷已经在全国流行开来。

以前的文人要留下一点文字，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只能雕版印刷，不是极其重要的文字，一般不会花那么大力气去专门雕版。而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印刷效率极大地提升，成本极大地降低，因此苏轼这样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写出来的诗集，也有机会印成集子广为流传了。

到后来，随着苏轼的文名愈盛，他的诗文总是很快就会结集出版，风行全国，甚至形成极其强大的舆论力量。这既极大地提升了苏轼在文坛的影响力，但也给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埋下了祸根。此是后话。

到京城之后，朝廷很快就任命了苏轼和苏辙的官职，都是从九品的县主簿，但兄弟俩都辞不赴任，因为第二年，朝廷还会有一次重要的“制科”考试。

制科考试是在普通的进士考试之外，特别设立的一种招揽非常杰出人才的考试，要由大臣推荐，皇帝亲自策问。而选出来的人才，在授予官职和提拔方面，也会比普通进士要优越得多。

所以，苏轼和苏辙，都想着再等一年，通过制科考试后再出仕，这样走仕途会快得多。

但这个考试既然如此重要，也就必然特别慎重，每届应试者，不得超过五人。苏轼兄弟有两个难关要过：一是要找到足够分量的人推荐，二是要全力备考。

苏轼还好办，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直接担任推荐人；苏辙刚开始没找到人推荐，后来是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大臣杨畋因为惜才，主动找到苏辙，愿意推荐他，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届参与策论考试的，全国总共才四人，苏轼兄弟就占了两个名额。

制科考试的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要提前写五十篇策论；二是考试时要在一天之内，临场写六篇论文，每篇不得少于500字；三是殿试时，由皇帝出题，亲自策问。

由于出题的方向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包，所以要准备的内容非常多，几乎相当于要把古代重要的典籍全部看过，背熟，写出读书笔记。苏轼兄弟提前半年就到城郊一个偏僻的驿站，闭门苦读。

苏家本来就贫穷，在家守孝三年无俸禄，更是所有积蓄都花光了。现在寄居驿站，每天只能以“三白饭”度日。所谓“三白饭”，就是白米、白盐、白萝卜。

苏轼和苏辙，白天临窗苦读，晚上对床而眠，谈天说地，倒也不以为苦。

有一次正读着书，风雨骤起，苏辙觉得冷，起来加衣，而苏轼正读到唐朝韦应物的诗“哪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突然觉得，兄弟俩一起读书、聊天、共眠的日子，不知道还能有几次，以后走上仕途，就身不由己了。

俩兄弟这一天聊了很多，都非常伤感。他们约定，以后绝对不能贪恋高官厚禄，更应该珍惜的，是兄弟之间的感情，家庭里面的亲情。

日后，这一天的情景，以及对兄弟再次卧谈的期待，将无数次地出现在他们憧憬中，也无数次地出现在他们互相写给对方的诗文里。

经过艰苦的准备，苏轼兄弟终于迎来了制科考试的日子。主考官是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司马光。

考试结果，苏轼当之无愧地成为第一名，并且获得了宋朝立国百年以来，制科考试中最高的成绩，与前参知政事吴育并列。整个宋朝，考到这个成绩的，就他们俩人。

司马光则特别喜欢苏辙的答卷，想把他提为跟苏轼并列第一。但另一名考官胡宿认为，苏辙的答卷里批评皇帝的言辞出言不逊，坚持判为考试不通过。后来争执到皇帝那里，皇帝评价说，“其言切直，不可弃也”。最终决定降一等录取。

这次考试，总共四人符合应试资格，最终通过三人，而苏轼和苏辙就占了两个，是宋朝开国以来第一次。苏氏兄弟，再次名满天下。

而宋仁宗那天主持完殿试之后，更是兴奋地跟皇后说：“朕今天又给后世子孙得了两名太平宰相”。（昨天的文章里，误把宋仁宗的话放在苏轼兄弟第一次考进士时了，其实应该是这一次考制策时说的。特此纠正并致歉。）

通过制策考试后，苏轼被授为“将仕郎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根据宋朝官制，前面那个是官名，主要是表示官位高低和俸禄多少，后面那个是差遣，表示得官者实际要做的事。所以苏轼实际上是要到陕西凤翔府（今属宝鸡）去任职了。

苏辙本来也得了官，但是由于当时朝中有些大臣反对他的任命，尤其是担任知制诰（代皇帝写文书的大臣）的王安石拒绝撰写他的任命书，同时由于他们的父亲苏洵此前得到朝廷特别提拔，以布衣身份，授官“文安县主簿”，授差遣“编撰礼书”，需要留在京中办事。苏辙一方面为了表示抗议，另一方面为了照顾父亲，主动奏请辞官，留京居住。

在一个寒风凄凄的冬日早晨，苏轼带着家眷踏上了西行的路程。苏辙一直送到城外，两兄弟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苏轼突然感到极度凄恻，因为自从苏辙出生以来，两兄弟朝夕相处，从来都没有分离过，现在一下子就分开，要过好几年才能相见，觉得非常不适应。

苏辙匹马回城，苏轼一步一回头，走到很远的高岗上，还在回望弟弟。等弟弟的身影再也看不见，他才转身向着远方行去。

坐在马上，他写下了这辈子和弟弟分离后的第一首诗：

……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苏轼一边喃喃自语着想和弟弟说的心里话，一边惆怅地向着仕途出发。

这是苏轼一生为官的开始，也是他一生波折的开始。

这一年，苏轼24岁。

6

凤翔

苏轼所任的“签判”这一差遣，又称“判官”，是属于知州的幕僚，没什么实权，也难做出什么政绩。所以苏轼在凤翔，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什么当官的抱负，也就是混资历而已。

不过，苏轼还是尽职尽责，尽可能地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例如天旱的时候，他也心急如焚，帮忙写祷文，开坛求雨，还真的给他求来了雨。后来他还为此写了一篇《喜雨亭记》，成为千古名篇。

另一件大有功劳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改变了当地一桩繁重差役的服役方式。

宋朝有一种差役叫“衙前”，即老百姓被官府摊派任务，运送宫廷或官府需要的东西。凤翔位于秦岭地区，森林资源丰富，所以宋朝修建宫室、陵墓等用的竹木，很多都是由凤翔这边提供。凤翔老百姓负担最重的“衙前”，就是向开封运送竹木。

本来在古代而言，老百姓认为，服差役是正常的义务，不算什么大事。但一直以来，官府规定竹木送到京城的日期，却恰逢渭河、黄河河水暴涨之时，竹木损失多，人员失水淹死的也多，因为错过日期而被罚得家破人亡的，更多。

苏轼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其实只要允许老百姓自行决定运送日期，完全可以避开涨水期，在更安全的时候运送。于是他上书说了这件事，上级从善如流，立马改变了衙前规则。此举挽回的财产和生命损失，不计其数。

苏轼在凤翔三年，辅佐过两任知州，第一任叫宋选，第二任叫陈希亮。他和宋选相处非常融洽，但是和陈希亮却完全合不来。

陈希亮也是四川眉州人，本来都是老乡，应该相处很好。但他对苏轼却非常苛刻。苏轼写的公文，陈希亮常常给他改得面目全非；苏轼制科考试考的是“贤良方正极言尽谏科”，所以官府里的小吏尊称他为“苏贤良”，陈希亮听到后，大骂道“判官就是判官，什么贤良不贤良”，还把那个小吏打了二十大板——很显然，这打的不是小吏的屁股，而是苏轼的脸；陈希亮架子很大，接见下属时，经常让人等很久，等得都快睡着了，苏轼只能告诉自己忍耐再忍耐；后来苏轼实在忍不了了，有些官方宴会和仪式，他都故意不去，结果被陈希亮告到朝廷，被判罚铜八斤……

可想而知，苏轼这段时间，在官场上过得多么不如意。这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个在体制内任过职的人，都有过的共同经历。

后来，陈希亮在凤翔建了一座凌虚台，让苏轼写一篇《凌虚台记》，苏轼就毫不客气地写道：这个台子，早晚都要垮掉的，并说“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

这里明显是借台说人，隐含了“太守你也别猖狂，以后世道会怎么变还不知道呢”的意思。

他本想着，这么写，陈希亮肯定被他气死。不过陈希亮看了之后，展颜一笑，说道：“我和苏轼是同乡，他父亲苏洵都是我的后辈，我把苏轼当孙子看待。之所以严格对待他，是因为怕他年纪轻轻就暴得大名，骄傲自满而出事。这咋还生气了呢！”遂命令把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刻在凌虚台上。但等苏轼明白过来陈希亮的深意，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

苏轼在官场中抑郁不乐，于是就寄情于山水、朋友、文字之中。在游山玩水之中，他认识了两位好友，日后都将在他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

第一位是陈慥，是陈希亮的儿子。虽然出身于诗书世家，但陈慥喜欢的却是游侠生涯，每天弯弓射箭，斗鸡走马，携伎浪游。苏轼和他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

第二位是章惇，本来和苏轼是同年进士，但那年宋仁宗钦点章惇的侄子章衡为状元，章惇觉得，我是叔叔，怎么能居于侄子之下，一生气，就主动放弃那一年的功名，第二年重新考过，又考中了第五名。

苏轼在凤翔任职时，章惇到陕西游玩，苏轼作陪。在终南山黑水谷，他们见到一处极其危险的悬崖峭壁，章惇邀请苏轼去悬崖上题词，苏轼看到太危险了就连连摇头，章惇说“你不去，我去”，冒着极度危险，爬过去写了“苏轼章惇来”五个字。

章惇面不改色，但苏轼却吓得连连吐舌头，跟章惇说，“你以后必能杀人”。

章惇问：“为何”？

苏轼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惜，怎么会顾惜别人的命呢”。

苏轼走到哪都爱交朋友，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不善于择人。还好当时王弗夫人陪着他，每天苏轼做了什么事，晚上回去都会和王弗讲。王弗就帮他判断，哪件事做得对，哪件事做得不对。苏轼的朋友来访，王弗会在屏风后听他们说话。等客人走后，她会告诉苏轼：此人专会迎合你，没有主见，不可深交；彼人交友不长久，因为他跟人热络得快，冷淡得也会很快。后来这些人果然都如王弗所言。

有一年下雪，院子里积雪盈尺，独有一个地方没有一点雪。等天晴之后，这地方土块隆起。苏轼认为这里是古人埋丹药的地方，所以有热气涌出，便想挖出来看看。王弗说：“如果是婆婆在，她肯定不挖。”苏轼闻言而愧，就没有挖。

由上述事情可见，王弗是在思想上、事业上对苏轼有重要影响的人，而苏轼对她也非常尊重、敬佩和服从。不得不说，王弗真的是苏轼的良配，而苏轼对妻子的尊重，也是古人中很少见的。

7

亡故

按宋朝官制，外官一般是三年一任，所以苏轼在凤翔待了三年，任满就回京了。

在此期间，宋仁宗已经驾崩，继位的是宋英宗。英宗皇帝早闻苏轼大名，想任命他为翰林、知制诰，被宰相韩琦制止；英宗又想任命苏轼为修注（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韩琦还是认为不可。最后经过考试，苏轼被任命为“殿中丞直史馆”。

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宋朝皇权和相权之间的一种制约。理论上，皇权是至上的，但是相权也很重要。一般而言，皇帝都会尊重宰相的意见，遇事商量着来，如果宰相强烈反对，皇帝一般也不会强求。当然，如果是皇帝认为特别重要的事情，也可以独断，宰相必须遵守。但是通常而言，皇帝很少这样做。

韩琦不让苏轼担任知制诰和修注，给出的理由是说苏轼太年轻，经验不足，未经试用，不可骤与侍从之职。

关于韩琦这一做法，时人与后人都多有争论。有的认为韩琦气量小，不愿意破格提拔苏轼；也有人认为韩琦是对苏轼的爱惜和保护，因他年少成名，怕他骄傲，所以要压制一下。孰是孰非，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苏轼倒没有什么抱怨，只是说，韩公如此对我，“乃古之君子爱人以德者”。

对苏轼而言，回到京城，就可以与父亲、弟弟团聚了，这才是他最看重的。

但是，家人团聚的快乐日子没过多久，一个巨大的灾难就砸在苏轼头上：回京才三个月，夫人王弗就病逝了。死时，年仅26岁，遗下一个六岁的儿子。

这对苏轼来说，是极其沉痛的打击。如前所述，他们夫妻俩，不仅仅感情深厚，而且王弗是能够在事业上和思想上和苏轼对话，对苏轼有巨大帮助的灵魂伴侣。失去王弗，以后苏轼的人生道路，将会走得艰难和危险得多。

我有时不禁会想，如果王弗还在，后面苏轼会在仕途上犯那么多错误，经历那么多波折吗？有没有可能，经过王弗的提醒，苏轼人生中的一些磨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呢？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苏轼对王弗的思念，也一直持续到很多年以后。那一首千古流传的《江城子》，就是十年之后，他梦到王弗时所作：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如果称为千古悼亡诗词之最，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但苏轼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妻子去世后不到一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才逢妻没，又遭父丧，苏轼心中的悲痛，已经难以形容。

苏洵去世的事情报奏到皇帝那里，宋英宗下诏，赐银百两，赐绢百匹，以兹慰问。苏轼上疏，辞去银和绢的赏赐，唯请皇上赐予亡父以官职——苏洵后半生孜孜以求，一直没能中举，最后是由于欧阳修力荐，才得了一个县主簿的官，应该说在仕途上留有巨大遗憾。

皇帝于是就追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下诏派官船运送苏洵灵柩返乡安葬。

韩琦、欧阳修等与苏洵、苏轼、苏辙有旧的官员，也都赠送了丰厚的赙仪，韩琦赠了三百两，欧阳修赠了二百两，司马光等其他大臣也各有馈赠，苏轼兄弟都一一婉辞了。

除了心中悲痛之外，父亲的去世还给两兄弟的仕途画了一个休止符——依礼，苏轼和苏辙都要弃官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

于是，他们把苏洵和王弗的灵柩运回故乡安葬之后，在眉州又待了两年多。

宋朝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七月，苏轼兄弟脱下了孝服。他们又可以回到朝廷来任职了。

同时，对苏轼而言，王弗已经去世三年多，父亲守孝期已满，他自己年龄31岁，只有一个儿子，按当时传统，他应该再续弦了。

这年十月，苏轼迎娶了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王二十七娘。

二十七娘是王弗的堂妹，也是几年前苏轼坐在门口一起嗑瓜子的那个王箴的亲姐姐。虽然是同一个大家族，但是二十七娘家里比王弗要穷一些，从各种记载来看，二十七娘没读过书，是一位朴实的农家姑娘。

他们结婚的时候，二十七娘已经20岁，对当时的女孩而言，这个结婚年龄已经是太晚了。但这不是嫁不出去，而是因为要等苏轼守孝期满。

王弗去世时，苏轼作为丈夫，要为亡妻服“齐衰杖期”之丧，也就是服丧一年。在服丧期间，苏轼和二十七娘两家本已商定亲事，等出丧后即完婚，但不幸又逢苏轼父丧，为父守孝期间也不能嫁娶，就又等了两年多。

二十七娘嫁过来之后，苏轼给她起了名字，从此她有了自己的名字：王闰之。

办完婚礼后，苏轼兄弟把先人坟墓委托给亲戚邻居照看，携带全部家眷，再度离开眉山进京。

当时的苏轼还不知道，这一别，他以后再也没能回到故乡。从此，眉州的山山水水，只能长存于记忆之中。

苏轼也从此成为一个永远都没有了家，永远都在寻找家的人。

8

改革

在苏轼兄弟离开朝廷的两年，大宋朝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此时，宋英宗已经去世，皇长子赵顼（xū）继位，改元熙宁，日后他将有一个更被人们熟知的庙号：宋神宗。

回到朝廷的苏轼兄弟发现，原来熟悉的大臣们，很多都不见了，新任宰相，是王安石。

宋神宗和王安石，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大家就知道，大宋朝一场惊天动地的变化，就要开始了，史书上将其称之为：“王安石变法”。

这里先要岔开讲一下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只有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明白苏轼后来命运变迁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逻辑。

变法的第一个原因来自于财政压力。

宋朝于公元960年立国，到宋神宗继位时（公元1068年）已历百年，虽然经济和文化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财政上已经不堪重负，中央财政几乎维持不下去了。

当时的财政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军费。北宋面对辽国和西夏两个强敌，加上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向辽国割让了“燕云十六州”，导致北宋的北方疆域无险可守，边防任务极重。

而宋朝从开国皇帝赵匡胤起，为了防止五代时军阀割据乱象，又改革了兵制，把以前朝代常用的“有事则募民为兵，无事则归兵为民”的募兵制，改为了常备军的佣兵制；把以前州牧、节度使等地方上招兵养兵的权力收归中央，所有军队由中央负责招募和供给，导致每年的军费开支就极其庞大。

二是岁币。宋朝打不过辽国和西夏，就只能求和，每年要缴纳大量的“岁币”。

三是文官俸禄。宋朝优待文官，给文官的俸禄极高。在刚开始官员数量不多时还能养得起，立国百年之后，官员的数量极大膨胀，每年要给出的俸禄，就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而在财政收入这一块，随着官员、读书人大量增加，土地大量兼并，他们的土地是不纳税的，需要纳税的普通农民，人口和土地都锐减，能收上来的税收也减少了。

幸好宋朝的商业经济比较发达，商业税相对丰厚，所以才能维持百年。但是财政支出只增不减，而财政收入却只减不增，早已入不敷出。如果再不改革，朝廷就无法维持了。

变法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于宋神宗。

宋神宗登基时，年仅19岁，他人很聪明，有强烈的自尊心和建功立业愿望。他对大宋要向辽国称臣，要向辽和西夏缴纳“岁币”，感到极其耻辱。

有一次，宋神宗在朝堂上谈起宋太宗想收回燕云十六州，但北伐时兵败，随行器物和妃嫔都被抢走，自己身中两箭，每年都因此发病，最后也因此而死，不禁呜咽流泪。

他哭着说：“祖先遭受辽国如此大辱，我们和辽国有这样不共戴天之仇，但却还要每年给辽国进贡，这是做子孙的该干的事吗？”

宋神宗有远大抱负，希望效法唐太宗，成为一代明主，建立强盛的国家。而要做到这样，按照原来宋仁宗、宋英宗时的做法，肯定是办不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变法自强。

变法的第三个原因来自于王安石。

王安石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是众望所归的天下名臣。他在宁波、舒州、常州等地当地方官时，都把地方治理得非常好，为政的能力得到皇帝、大臣和民众的公认。他的文学才华和道德修养，也都非常高，是为人敬重的大名士。

王安石志向极其高远，他连唐太宗都看不上，认为如果自己辅佐皇帝的话，必定能帮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他曾经给宋仁宗写过一篇上万字的奏折，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建议宋仁宗实行变法。但宋仁宗比较持重，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于是，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期，王安石屡次辞官，居家不仕。

别人都是求官做，而王安石则是皇帝让他做官他都不做，由此更是名重天下。当时人几乎认为他是“圣人再世”。

宋神宗上台后，王安石看到了致君尧舜的希望，于是上了一个《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指出现在大宋王朝已经危及四伏，之所以还没事，不过是上天眷顾。但上天是不能长久依靠的，必须得皇帝有所作为，才能继续维持太平。最后他说：“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可想而知，宋神宗看到这个札子的激动心情。别的大臣都是劝他不可轻举妄动，只有王安石劝他奋起作为。而且如此理解他，支持他的，还是能力这么强，品德这么好，名声这么高的再世圣人！

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拍即合，就开启了大宋朝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历程。

但这个变法也引起了一群老持沉重的大臣的反对。韩琦、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等，都是反对变法的。

他们认为，宋仁宗在位时，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样不好吗？为什么要去搞变法折腾呢？

而且，所谓财政改革，天下财就在那里，不在于民，则在于官，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不就等于老百姓减少了收入吗？老百姓已经够苦的了，为什么官府还要去抢夺他们的口食？朝廷应该仁爱养民，让利于民，怎么能与民争利呢？

由此，就逐渐形成了“变法派”和“守旧派”之争。刚开始只是政见之争，后来变成了权力之争，到最后则恶化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之争了。

苏轼兄弟回到京城时，变法刚刚开始。他们可能也想不到，兄弟俩就此卷入了北宋最惨烈的党争之中。

王安石对苏轼兄弟也很熟悉。可惜的是，这种熟悉，与欧阳修和司马光那种欣赏的熟悉不同，而是非常讨厌的熟悉。因为苏轼兄弟体现的特质，与他追求和欣赏的特质，完全相反。

苏洵带着苏轼兄弟首次来京时，到处拜见朝中大佬，想求个一官半职，王安石对此非常鄙夷。他认为，君子应该有自己的节操，应该特立独行，不应结交权贵以求仕进。

对三苏的文字，王安石只是欣赏其才华而已，对他们谈论的内容，则一点也看不上，认为只不过是苏秦、张仪那种纵横家的把戏，根本就不是正道。

所以，在苏轼、苏辙参加制策考试时，王安石看了二苏的论文，明确表示：苏家兄弟都是战国那一套，如果我是考官，这俩人就都被淘汰了。

当苏辙通过考试，要任命官员时，正好王安石在朝中担任知制诰一职，负责代替皇帝签写任命意见，他直接拒绝撰写苏辙的任命书，说苏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意思是攀附宰相，专挑皇帝的毛病）。

给苏轼的任命书，王安石倒是写了，但是其中说道：你年纪轻轻，就能博考群书，确实有点看头，但是我还要试试你从政的才能如何。你要学会“知其然而不违于道”，学东西要有所选择，守住重点。

这意思很明显，就是说苏轼虽然博学多才，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看不出从政的才能，二是博而不专，心无所守。

有了王安石当政，兄弟俩人的仕途命运，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不会顺利。

苏轼兄弟刚回京时，苏辙写了一封奏折给皇帝，其中谈到了财政问题，引起宋神宗的赏识，当天就召见了他，并把他提拔进了为变法而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

不过，苏辙在这里才待了一年多，因为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他老是提反对意见，就被王安石贬到河南府（洛阳），去当了一名“留守推官”（西京留守司负责刑事诉讼的官员）。

苏轼刚回来时，没有贸然上书，而是依旧担任此前的“殿中丞直史馆”官职，差遣为吏部“判官告院”，负责撰写一些吏部的官方辞章。

后来，神宗皇帝下诏要求百官讨论科举改革，苏轼才上了一份《议学校贡举状》。神宗一看，觉得自己原来没想明白的一些问题，经苏轼一解说，就有豁然开朗之感，于是马上召见了他。

这是苏轼第一次陛见时年二十二岁的宋神宗。宋神宗让他谈朝廷得失，他主要谈了一个意见：皇上您是生而知之的天才，有这份睿智，不怕您不圣明，不怕您不勤奋，不怕没有决断，就怕您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呀。

神宗若有所思，说：你提的这三条，我会好好考虑的。以后你要多多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啊。

苏轼为皇帝的信任而感动，但是王安石知道了苏轼提的建议之后，就很不高兴。因为他正是觉得“时不我待”，要皇帝“急求治、广听言、锐进人”呢。苏轼说的完全都反过来了。

神宗皇帝觉得苏轼是个人才，几次想提拔他，都被王安石阻拦了。王安石直接说苏轼兄弟“基本上就是以纵横家那一套飞箝捭阖为能事”，又说“苏轼才华是很高的，就是所学不正。像他这样的人，才华能够为世所用的很少，但是成为祸患的却很多。”

但神宗皇帝毕竟还是喜爱苏轼的才华，虽然变法需要重用王安石，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但神宗心想，我不认命苏轼做近侍，而是任命文学方面的职位，总没有问题吧？就让苏轼做了熙宁二年国子监举人考试的主考官——这个任命，应该是前次苏轼所上的《议学校贡举状》给神宗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苏轼也是政治上太幼稚，作为考官，他出的策论题目，是考生讨论这个问题：

当年晋武帝平定吴国，因为独断而成功；前秦皇帝苻坚攻打东晋，却因为独断而败亡；齐桓公专一信任管仲，取得了霸业；燕王姬哙专一信任子之，最终却导致燕国灭亡。这些人做的事情相同，但是最终效果却不同。为什么呢？

要知道，当时王安石为了尽快推行新法，基本上也是采用了独断专行的方式。大臣们对此多有嘲讽和进谏，让王安石非常反感。

而苏轼，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出这样的题目，等于把考试当成了反对新法、反对宰相的工具，让王安石怒不可遏，后来就找了个借口，说动宋神宗，任命苏轼为开封府推官。虽然苏轼任职的地方仍然在首都开封，但推官事务繁杂，又不能像在朝中任职时那样摆弄文字，这算是王安石的一个政治手段吧。

但没想到，苏轼到了开封府任职，没消停几天，就又开始上书言事。起初是一件小事，苏轼见春节时，宫廷低价在市面上采购花灯，而且禁止商人私自销售给别人，就上疏说：人家商人忙活一年，借了高利贷来做生意，就是为了春节卖个好价钱，现在官府把人家的生路都给毁了，是不对的。

上疏后，神宗皇帝马上下旨取消了花灯采购计划，并放开了禁售花灯的禁令。

苏轼觉得，皇帝是英明的，是从善如流的，于是胆子就大起来，就又上了一封八千多字的奏折，把新法逐条批驳，批得一无是处。

这回，皇帝就不再理他了，但是也没有惩罚他。

过了几个月，苏轼看皇帝一点反应都没有，他沉不住气了，就又写了一封言辞更激烈的奏折。由于心中愤懑，行文就毫不客气，有很多意气之词。

例如，他把新法比作毒药，认为施行新法就是让老百姓喝毒药，说施行新法后，“民忧而军怨，吏解体而士失望，祸乱之源，有大于此者乎？”又说搞变法的那群人是小人，是“希合苟容之徒”。还说，我们听说皇上近日有悔悟之意，都在庆贺，希望皇上尽快涣发德音，洗荡乖僻，不要再搞变法了。

可想而知，这样的奏折上去，不仅王安石生气，就连宋神宗都气坏了。

很快，就有人向皇帝告状，说苏轼当年运苏洵灵柩回乡时，利用官船贩私盐、木材、瓷器等。

本来这种事情，如果皇帝信任臣子的话，可以置之不理。但这时皇帝本来就对苏轼不爽了，头天收到奏折，第二天就下旨严查，派人把当时帮他们划船的船工，护送的兵丁，全部都找来问了个遍。

查了一圈，啥事都没查出来。司马光觐见皇帝的时候，气愤地说：当初韩琦他们赠苏轼他们那么多银子，他分文未收，难道还会去贩私盐牟利吗？这都是王安石他们要搞他，告状的谢景温，就是王安石的亲家。

虽然苏轼自问清白，并不怕查，但是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令他不寒而栗。于是他便上书，请求外放，到地方上去任职。

神宗可能也是觉得，把苏轼放到外地去，让他别老是上书反对新法，会更好一点。于是就同意了苏轼的请求，批示道：“与知州差遣”，意思是让他当知州。

但王安石觉得，知州是一州之长，新法在一州是否能推行，就看知州给不给力，如果让苏轼当知州，他肯定在那州阻挠新法的实行。于是就给他定为“通判颍州”。神宗觉得以苏轼的资历和才能，通判给低了，但是也不愿拂王安石的意见，就折中了一下，给了苏轼一个好一点的地方，改为：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苏轼一家抵达了杭州，开始了这位最有才华的文人和最美丽的城市的千古渊源。

9

杭州

苏轼作为杭州通判，虽然比凤翔时期升官了，但毕竟还不是一把手，所以在政绩上没有太多可发挥之处。但他的才华与杭州的美景，却是天作之合。

到杭州后，他马上就爱上了这里，觉得自己好像前世曾经到过这里似的。他有一首诗说道：“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另一首诗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神奇的是，有一次他到西湖寿星寺，进去就说，这个地方我前生来过，还记得后面有九十二级台阶，人们一数，果然是九十二级台阶。

西湖之美，让苏东坡流连忘返。他咏西湖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成为古往今来写西湖的第一绝唱：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诗除了写景之外，更是蕴含了苏轼此时已经领悟到的意境：人生何必非要追求天晴呢？就算是下雨天，不也挺好的吗？只要有一颗会欣赏的心，什么样的景物都可以看；只要有一种闲适的心态，什么样的日子都可以过。

这种心态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一》里表现得更明显，只不过由于不是写景，这首诗就没那么有名：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由于这首诗的意境对于理解苏轼整个人生的态度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它是说：早上太阳还好好的，风景很美，结果晚上就下起雨来。想必有些人在抱怨这雨来得不是时候，苏轼就说，这种意境也是很美的，只是你没有体会到罢了。我们要给龙王爷（钱塘龙王又称“水仙王”）敬杯酒啊。

这种随遇而安，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以享受心态处之的人生态度，正是苏轼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苏轼虽然此时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日后还要经历多次反复，多次磨难，才能真正理解到其真意。但也正是这种心态，帮助他度过了那些磨难。

尽管个人的生活很惬意，但苏轼所见的民间疾苦，却也成为苏轼心中挥之不去的痛苦。

此时，王安石的新法已经在全国推行，虽然极大地改善了财政状况，但是也导致了很多地方民不聊生，哪怕富如杭州，都有无数老百姓在遭受痛苦。

例如新推出的“青苗法”，本意是好的。当时很多农民，在上半年急需用钱买农具、买种子、肥料、买粮食的时候，却没有钱，只能找富户借高利贷，后面还不上，只能卖地卖屋，甚至卖儿卖女还债。

王安石便推出青苗法，上半年由官府借钱给农民，下半年收成了，农民再把钱还给官府。这样农民也能救济，官府也能收点利息，补充财政收入。

但问题是，本来应该自愿借贷的，后来变成了强制借贷。每户农民上半年都必须找官府借钱，半年后再还钱，半年的利息高达20%；再后来，变成了下半年也必须借一次，利息也是20%；再后来，变成了城市居民也必须借。这样一来，很多老百姓直接被官府搞得没法活命了。

又如新的盐法，规定食盐专卖，严厉打击私盐买卖，并且鼓励互相举报，对被抓起来的盐民严刑拷打。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很多民间本来通过私盐贩子可以买到便宜的盐，现在买不到了，穷人几个月都吃不到盐；二是触犯盐法的人实在太多了，每天官府都有成批的罪犯，要拷打不绝，而他们很多其实就是普通老百姓。

苏轼当时作为通判，行刑都要他来签字画押。按照法律，他不得不签，但是他看着那些老百姓受刑，又心在滴血。所以每次签字，对他来说都是极大的痛苦。

诸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苏轼无由排遣，只能都写进诗里。

而这些诗，由于写的是民间疾苦，帮老百姓出怨气，就流传得非常快。再加上活字印刷术流行而带来的出版业发达，苏轼成为了当时北宋朝最有影响力的KOL（关键意见领袖）。

杭州三年，苏轼就是这样在矛盾复杂之中度过。从个人生活来说，这三年应该是他这辈子最舒服，最闲适的三年；但从内心的痛苦来说，应该也是很痛苦的三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杭州，因为与张先这样的大词人的交往，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来杭州之前，苏轼没有写过词——至少没有流传下来）。不过此时，他所做的词特别有名的不多，而且这阶段的词，与前辈柳永、张先等婉约派风格相似，大体上都是写出来由歌伎唱的。

宋朝的歌伎文化很流行，士大夫宴游，一般都会有歌伎相伴。除了官方有专门的官伎外，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家里，也会蓄歌伎。苏轼作为杭州城排名第二的高级官员，自然也不能免此俗，就买了几个歌伎在家里。

但苏轼有一点与别的官员不同，他是碰到自己不喜欢的俗客，才会叫歌伎出来相陪，说是“我这里有几个搽粉的虞侯，来接待大家”。而对于自己喜欢的客人，往往是清茶浊酒，谈心赋诗。

杭州的三年很快过去，转眼苏轼就任满了。虽然他很喜欢杭州，但是和弟弟相聚太远，他非常想念，就向朝廷申请，想去一个离弟弟近一点的地方。

此时，朝中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熙宁七年天下大旱，与新法带来的影响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很多老百姓吃不上饭，只能流浪乞讨。反映这些情况的奏折像雪片一样飞向朝廷，其中最震撼的是一位名叫郑侠的基层官员画的一幅“流民图”。

所有这些都让宋神宗对新法产生了怀疑，而恰好这时，神宗皇帝的祖母和母亲，也对神宗哭诉，说“王安石乱天下”。神宗只好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位，让他到江宁（今南京）去当了知府。

也就是在这个间隙，苏轼的奏折被皇帝批示，任命他为密州（今山东潍坊诸城）知州。现在没有王安石的阻挡，任命被顺利下达。于是，苏轼离开杭州，直接到密州去上任。

10

密州

密州比起杭州来，条件要艰苦得多。由于地方穷困，加上新法施行后地方政府减少了财政拨款，密州每年的官费很少，又恰逢连年蝗灾、旱灾，老百姓日子极其艰苦，需要用钱的地方多，所以苏轼作为知州，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在杭州过惯了舒服日子，苏轼到密州一度很不适应。这一时期的诗文里，就多了很多哭穷的句子。他在《后杞菊赋》这篇文章里写道：

以前唐朝的陆龟蒙说自己以枸杞和菊花为食，那玩意儿贼难吃，我怀疑陆龟蒙是在骗人。读书人就算是再穷再饿，哪能啃草木呢？

但我现在当官十九年，越过越穷，连衣食都快供不上了，到密州之后，想要吃顿饱饭都难，饿得我只好和通判刘廷式俩人，每天到古城废弃的园子里去找枸杞和野菊花吃，这才知道陆龟蒙说的是真话呀。

虽然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夸张，但生活艰难，毕竟是苏轼面临的现实。而比生活更难的，是州县的治理。

苏轼从杭州而来，刚进入密州境内，就遇到了蝗灾，所以行李都来不及放，就投入了指导灭蝗的工作。灭蝗没搞完，又由于久旱不雨，必须得搞抗旱，向朝廷求援，组织救灾。

连年灾祸之下，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活不下去，聚而为盗，苏轼又要组织抓捕盗贼。

尤其令苏轼难过的是，人民活不下去，家里的孩子养不了，就直接遗弃了。所以整个密州，几乎到处都是弃婴。

苏轼劝慰百姓不要放弃孩子，并承诺对这些孩子，官府每个月都会拨出一定的粮食养活他，等养到一年多之后，孩子和父母感情深了，到时候他们就舍不得遗弃了。

由于官钱有限，苏轼把自己的俸禄也捐了出来。他自己的生活穷困，和这也有关系。

苏轼给朋友写的诗，描述了这段时间的情形：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加盐试译：谁让我跑到这鬼地方来的呀，乐器都生锈了，米缸里落了一层灰。酒没喝上几次，蝗灾倒是闹了好几回。我亲自率领兵丁去山里追盗贼，又流着眼泪满城拾捡被遗弃的孩子。当个破郡守，没几件事是开心的，不过你也不用为我叹息，起码比在京城富贵之地经历那些尔虞我诈要好一些。）

不过，在密州也并不全是苦闷的日子，作为一州之长，身份不同了，心态也不同了，苏轼也有过豪兴大发的时候。这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是苏轼的得意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的出现，使得中国词的风格从此踏出了别开生面的一条新路，由传统上适合十七八岁女孩用吴侬软语演唱的婉约词，一变而成为适合关东大汉执铜琶铁板慷慨高歌的豪放词。

从此，词有了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划分。词题材的扩充，以及以苏轼词为代表的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的涌现，也让这一体裁成为与唐诗比肩的艺术形式。

但苏轼在密州期间创作的巅峰，还不是这一首，而是他因怀念弟弟而写下的中秋词《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一出，古往今来所有写中秋的文字，全部变得黯然失色。往前五千年，往后五千年，它都必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歌咏中秋第一词”。

除这两首外，悼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也是在这期间所作的。前面写王弗的时候已经说过，在此不表。

苏轼在密州，仅仅三年，不仅留下了很好的政绩，更是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密州三曲”，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创作高峰。

我们很难说，他在此期间生活的贫困，事业的艰难，心灵的痛苦，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尽管文学上有这些成就，但苏轼离开密州的时候，是带着深深的愧疚和遗憾而走的。因为面对老百姓的苦难，他虽然尽了力，但是又无能为力。

在写给继任知州的信中，他如此说道：

“……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

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

11

江南

三年又三年，人生几三年。

苏轼的下一站，被派到了徐州。

他这个人，确实是命不好，到密州，碰上了蝗灾、旱灾、盗灾。到徐州才两个多月，又遇上了大水灾。

那年黄河决堤，河水一路狂奔，直冲徐州而来，差点把徐州城淹没。苏轼冒着生命危险，全力组织救援，每天睡在城墙上，历时七十多天，才把这座城市救下来。

第二年春天，徐州又大旱，苏轼形容为“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

救济完旱灾，那个冬天徐州又出现寒灾，而徐州城缺木少炭，苏轼又要到处找炭……

徐州人民跟苏轼说，感谢您救了我们呀，要不然我们都喂鱼了。而苏轼则惭愧地说：是我对不起你们呀，都怪我这个人命恶，跑到哪儿都招来灾凶。

苏轼再也受不了密州、徐州这样条件恶劣的地方了。他无比怀念风和日丽的江南。到徐州没多久，他就向熟悉的朝中大佬求助，请求他们帮忙把自己调到江南去任职。

在他的一番活动之下，这个请求居然成功了。所以在徐州待了没满两年，苏轼就被调到湖州去了。

湖州离杭州就几十公里，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曾经多处出公差到湖州，对这里印象非常好。这次能到湖州当知州，绝对是苏轼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位。

湖州，江南，我苏轼又回来啦！

苏轼高兴地给弟弟写信说：“此去渐佳境，独游长惨神。待君诗百首，来写浙西春”。

到了湖州后，又开心地写诗道：“得意诗酒社，终身鱼稻乡。乐哉无一事，何处不清凉”。

给朋友写的信上，苏轼说，“湖州江山风物，不类人间。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庆”。

但正在苏轼人生最开心的时候，他生命中最大的灾难，已经悄然袭来：

乌台诗案发生了。

（未完待续）